国内金融危机的情况通过无线电传到杨潮这里，杨潮极为重视。
这次危机注定是扩大不起来的，但是这是一个苗头，一个信号，表示中国经济野蛮扩张似乎到了一个极限。
战争财还在继续发着，甚至随着美国人加大了战争的投入，流入中国的硬通货规模比过去更大了。
去年一年流入中国的白银超过三万吨，黄金也有两千吨，中华银行的黄金储备打到了6000吨，白银储备则打到了12万吨，还有5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以说美国人卷入战争代替了俄国人之后，又打倒了日本，作为唯一独善其身的大国，中国独享了战争财这个大蛋糕。
可是巨大的外汇流入中国，不过是增强了中国货币的信用，中华银行甚至都没有多发多少货币，只是用新货币将过去的扬子银行券替代了而已，总发行量不过200亿而已，这让货币杠杆降低到了1比8。
可是商业银行通过疯狂的金融杠杆，将这笔货币发出去了5000亿的贷款，光杨子银行一家就贷出去1000亿的商业贷款，光是利息收益每年就达到30亿两。
这次金融危机给杨潮敲响了警钟，明白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张到了一个极限，在扩张下去只会引发经济崩溃。
这次危机本身是因为杨潮离开后的信用危机引起，但是如果不是扩张过度，是不可能有危机的，因此杨潮立刻开始行动起来。
解决这次危机很简单，张家傲通过中华银行，加印纸币支持银行系统，然后又抛售海量的债券，并且释放一部分金银储备就解决了，可是隐患却根本没有解决。
杨潮则暗中命令样子银行，让杨子银行开始收缩，开始减少放贷量。减少贷款数量，增加债券购入，将资金收拢起来，应付可能而来的经济危机。
战争期间。有大量的战争订单的情况下，经济危机不可能爆发，但是一旦欧洲战争结束，没有了战阵利润的支持，重工业将会第一时间爆发危机。而轻工业目前扩张也到了极限，工厂设备基本饱和，战争结束后，重工业将迎来一次漫长的萧条，萧条时间可能会是轻工业机器的一轮替代周期，有可能会达到七八年之久。
重工业企业在战争中都积累大量的利润，这笔钱能不能让他们撑过这个周期，真的很不好说，如果出现大规模的破产潮，一点都不奇怪。
所以杨潮得储备资金。趁着企业还能在市场上筹集到足够资金的时候，将杨子银行的先进抽调出来，当出现危机的时候，用来救济这些企业。
“老百姓还是太穷！”
杨潮不由叹息到。
轻工业生产的主要就是消费品，哪怕阻挡了日本的轻工业产品的竞争，欧洲也无暇向中国倾销，独占中国市场的轻工业企业，经历了一波将近十年的扩张，可依然到了极限，而他们的规模跟美国想必还差的很远。连美国的三分之一都没有达到。
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五倍以上，这显然是很不正常的现象。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美之间巨大的平均资源占有量，美国人均耕地面积，矿产。森林，都是中国平均的十倍以上，这是先天的劣势，在如今都是是靠着挖资源发展经济的时代，注定比不过美国人，不仅中国比不过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也都比不过美国人，美国的人的收入水平始终高过其他国家。
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通过工业化，让生产效率弥补资源的不足。
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
但是其他影响老百姓收入的情况还是能解决的，比如分配的不均问题。
战争期间，轻重工业的资本家都大发了一笔，但是财富过于集中到资本家手里，美国在战争期间出现了两万多个百万富翁，中国虽然没有这么大的规模，但是依然有近万百万级别的豪富出现，中产阶级则超过百万。
但是相比五亿的人口总数，这只是很小的比例，只能说是一部分人富了起来而已。
巨额的战争红利没有转移到普通百姓手里，财富的集中自然是最有效率的，可那是在经济稳定的时期，经济稳定，可以让集中的财富变成投资，扩张经济规模，可是经济危机的时候，这些财富却会随着货币贬值而缩水，造成财富的蒸发。
与其让财富蒸发，不如让老百姓得利，从而扩大市场。
相应的货币，必须对应相应的产品才不会贬值，因为货币只是财富的会计单位罢了。
如何让更多的人得利，首先是超过4亿的农民，因为农产品的价格始终低廉，大量的进口粮食让粮价高不起来，所以中国农民始终穷困，此前这甚至是杨潮有意为之的，他认为只有用工农业巨大的收入差距，才能让恋家的农民离开土地，到工厂里去做工人，才能推动工业化，推动城市化。
可最大族群的人口始终穷困，只能让市场规模受限，但杨潮不想改变工农业工资差的现状，因为这也是市场的选择，因为技术工人的缺乏，当中国还有大量德国和美国技术人员的时候，中国技术人员享受高薪是很合理的。
那么就只能改变农民的生产效率。
生产粮食是低效的，但是经济作物的利润是不错的，鼓励农民大量该种经济作物，江南百姓种桑养蚕，城郊农村种菜，人口多的地方养猪养鸭，搞副业。
说白了就是提高土地产出的价值和产量，多养的鸡鸭猪羊最终还是进入老百姓口中，提高了生活水平的同时，增加产品维持了货币对应的实物，也是维持货币价值，不让财富蒸发的根本方法。
但是农民生产出来更多的蚕丝、蔬菜和肉食，还得能卖出去才是有效的生产，无效的生产可不是财富，只是劳动力的浪费。
那么给增加的农产品提供市场，也是必要的，农村产品的最大市场当然是城市，是那一大批不生产农产品的城市居民。
增加农村生产和增加城市收入是相辅相成的。
这点靠银行系统做不了，只能靠大批的雇主，靠大量的资本家主动提高工资来形成。
杨潮自己当然要参与其间，他旗下的企业当然可以增加工资，但是只是增加他个人的威望，像福特那样获得个人荣誉，这就太浪费了。
“就送总统一项政绩吧！”
杨潮很快就有了主意，立刻给米青发去了一封电报，告诉米青具体方法。
米青很快以总统身份发出号召，号召中国雇主提高工人工资，她希望每一个雇主，最少给工人每天一两银子的工资。
这可是巨大的提高，对那些技术站在高端的企业来说不算什么，比如迪塞尔柴油机工厂的技术工人，他们的工资每月已经达到了50两银子，可是对那些工厂的勤杂工而言，就是巨大的提高了，因为他们的平均工资始终在10两一下徘徊。
米青可不仅仅是号召，他还通过国会授权，降低企业税收，针对提高工资的企业进行减税措施，凡是因为增加工资而提高的成本，政府替企业承担一半。为此，发行了100亿特别国债，发行债券是要国会同意的，对于这种为了减税而发行的国债，那群资本家议员没有道理反对。
同时杨潮秘密电令临时代替自己的富强党理事长李思第，让富强党积极配合总统号召，富强党成员的企业必须积极响应，告诉他们，富强党的强国富民理念到了落实的时候了，强国已经基本完成，现在进入到富民阶段。
如果不配合的企业，则意味着不认同这个理念，意味着是党内投机者，不是真正的信仰坚定者，立刻开出出党。
本来富强党中的企业家多数还是有理想的，就算是一批投机分子，也是想靠着组织获得发展的机会，因此无论是真心还是假意，没有人敢反对。
富强党成员的企业主要存在重工业，加工资对他们来说不是什么太大的负担，成本上涨不超过两成。
他们的数量也不算多，富强党中的企业家在一千人左右，只是中国新兴的民族资本中的一小股而已，他们也只是起一个带头作用。
富强党真正的作用，是利用在前一段时间覆盖全国的组织，展开积极的活动，在各地呼吁提高工资，此举更是奠定了他们刚刚建立的为穷苦百姓说话的形象。
同时其他响应者也不少，比如张謇这种老一代民族资本家，实业救国的倡导者，他们也不反对给工人提高工资，只要是经营过得去的，都很乐意响应总统号召，而且他们也只是负担一半的成本罢了，另一半是通过减税。
从米青发出号召，不到一个月内，就有上百万工人得到了工资增加，这个数量占中国工人阶级总数的十分之一。
造成的影响，则影响到了一千万工人阶层，因为别的企业涨工资了，没有涨工资的企业就要受到压力，或者他们的工人辞职去追求更高的工资，或者跟雇主闹，要求增加工资。
工人工资的增长，带来了消费能力的增加，当然也带动了物价的增长，可物价增长又会引起市场扩大，物资产量的增加，给工人增加的工资，如同泼到地上的水一样，一层层渗透下去，最终会让整个国民都受益。
历史上将这次工资普涨运动，称为日薪一两运动，作为发起者，米青自然获得了足够的政绩。(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