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还得说个故事里的故事。
清政府倒台后，遗老遗少多在北京坐吃山空，有卖房子的、有卖地的，都卖完了就开始卖古董、卖文玩、卖字画等，那可都是文物，这些个都卖完了就卖几品大员的朝服、帽子上的翎管、手指上的扳指、甚至还有上朝带的整挂的朝珠；而有点洋派的人则到天津当了寓公，今天卖这个，明天当那个；再现代一点的，就有些暴发起来的人将好东西放入上海的保险公司，这样一来，一个新的行当应运而生，那就是倒腾古玩的人们。他们凭借着自己的眼力和满腹的学识，通晓外语，与商人之间联系紧密，在北京就出现了几等与文物有关的专门的从业人员：一种是“夹包袱的”或称为“夹包的”。这些人身穿长衫，腋下夹一包袱皮，他们文化素养高，知书达理，北京城里的王公贵族、旗人后代、商贾大家等与他们都很熟。平时他们到这类人家，按门铃或经过门房通报后就可被主人请进去，喝茶、聊天，拿出几件宝物切磋、把玩、出让、付钱等，一系列操作后，一张银票付上，宝物进入包袱皮中。系好包袱皮，绾个扣后往胳膊上一搭，出门、走人，之后这件“宝物”或者说是“文物”就流落于市井了。还有另外一种打鼓敛物的，他们一般不按人家门铃，而是手执一个怀表大小的、木头鼓身、牛皮鼓面的小鼓，配一个不到一尺长的竹胚，顶头那边厚实一些，走在胡同里，敲起来山响，尤其是在他买过货的人家门口，会再多敲打几次。一般情况下，有些想卖东西人听见鼓声就会开门看或请入门房看货，在门口交易，一般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活儿也是很考验眼力的。再有就是拉着排子车收废品的了，赶上什么就收什么，净是些油灯、痰桶、瓷瓶什么的，也没准能碰上个值钱的、或者有点年代感的宝贝，那就是捡漏了。
这些人在共和国建立以后，都被组织起来了，尤其是公私合营后，就都被吸纳到了工作单位，有了到了文物管理部门、有的到了文物商店、有的到了友谊商店，绝大部分人到了外贸公司或信托公司（俗称委托商店）。这些人在过去是一个大的行业，现在有了不同的工作岗位，那么工作的重点也就不同，任务指标也存在差异。但文人相轻、同行相贱的陋习还是存在的。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天津公司的笑话，或者说您就把他当成一个笑话吧！
第二天，我们这这些负责与工作组联系的人员被工作组召集开会。会议通报了这个笑话，并严厉地批评了天津公司同事的做法，工作组已将通报情况上报。工艺品交易团的领导正色地对我们说：“咱们是工作，人家文物管理部门也是在工作，在文物清查方面，我们必须服从他们。谁也不是神仙，也不可能什么都懂，业务上需要商榷的，先封存起来，以后再说。”大家伙一听团领导这话茬都有点检讨的意思，所以大家也不笑了，当然更不敢闹了。
交易会过后，各地文物管理部门人员深入到各公司清查文物，查出来并贴上“文物待留”字样的宝贝，东西还是公司的，但不许出口。几年后，我在我们公司的东坝仓库的地下室里看到了几十个封存的箱子，但它们后来的命运就不得而知了，直到2006年北京首饰公司倒闭，也没有关于这些封存宝贝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