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自古以来，每当一个时代出现繁荣稳定的统治局面，就必然伴随着另一个时代的动荡混乱；每当一个朝代兴起，就必定会有另一个朝代走向衰亡。关于这些治乱兴亡的原因，虽然可以说是人的作为和历史事件的结果，但难道不是天命所最终决定的吗？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历代记录历史的作者们，在记载历史时常常详尽描述盛世良治的种种措施和辉煌成就，却对乱世衰败的描写较为简略。他们喜欢叙述王朝兴起的荣耀事迹，而对于谈及王朝灭亡的事情则有所避讳。例如，每当谈到顺应天命的伟大策略或是新王朝的法制典范时，史书记载往往会浓墨重彩，洋洋洒洒，甚至不惜篇幅连篇累牍。然而，对于旧朝灭亡的历史逸事以及亡国的历史遗闻，往往会被淡化处理，甚至不予记录，似乎是因为“苏秦当权之时，我张仪怎会敢谈论这样的事情呢？”
我认为，历史上的动乱和衰亡是不可避免的现象，而在那些特殊时期发生的具体事件和人物行为，无论如何都不应当被轻易遗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大清朝世祖章皇帝（顺治皇帝）曾经亲自到访并悼念了明庄烈帝（崇祯皇帝）的陵墓，并为其撰写祭文表达哀思之情。
现今皇帝（康熙皇帝）登基后，也下令官府民间如有记载前朝天启、崇祯年间事迹的书籍，都要呈送上来；即使书中存在一些忌讳的言辞，也不会加以追究罪责。这意味着当今的天子不仅鼓励编写历史书籍，而且也在主动寻求相关史料。因此，作为民间草野文人，我们又何必有所顾忌，以至于让数十年来的治乱兴亡之事被一笔抹去呢！
于是，我不顾自己浅陋，广泛取材编辑了一部史籍，其内容从明神宗万历丙辰年（公元1616年）起，直至明思宗崇祯甲申年（公元1644年），共跨越三十年的时间，分为二十四卷，将其命名为《明季北略》，以此记录北京这一时期的大致历史事件。这部书中涵盖了明朝的兴衰变迁、贤臣奸佞的任用黜退、军事战争的始末经过以及粮饷征收的充足与匮乏等情况，读者大致可以从中了解那一段历史的全貌。希望阅读此书的人，无论是视若珍宝般对待，还是仅仅作为日常读物，一切皆随你意愿。谨以此序言说明。
无锡人计六奇于康熙十年辛亥（公元1671年）季冬八日（乙酉），在社埄王氏的书斋中题写此序。
大清朝建元
万历四十四年丙辰（公元1616年），大清朝开始使用“天命”作为年号，将中国称为“南朝”，太祖努尔哈赤身穿黄袍，自称“朕”。当时仍沿用“后金”之名，直至后来改称为“大清”。太祖努尔哈赤在位共十一年，直到天启六年丙寅（明熹宗朱由校的年号，公元1626年）八月初十日驾崩。
附注：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初夏四日，先父曾说：“他年轻时遇到一位华姓道士说，江西的张真人曾在北京城举行斋醮仪式，长时间伏在祭坛上，然后神元出窍，发现天庭上的众神都不在位，唯有关羽关圣人一人镇守天门。张真人便询问诸神去向，关圣人回答道，如今新天子降于凡世，诸神已下凡护佑。张真人又问，为何关圣人不去？关圣人答道，我受明朝深厚恩泽，故不离天门。”
那时是神宗（万历皇帝明神宗朱翊钧，公元1563年至1620年在位）末年，天下仍太平无事，人们当时并不相信这种说法，直到后来才得以验证。
那时诸多的灾异现象已基本记载于本书的《纪异》一章之中，但仍有少数值得一提。还记得万历四十二年甲寅（公元1614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午，浙江、南直隶一带突然四处谣传日本浪人倭寇来袭，城乡百姓惊恐奔逃，各处皆是如此。当时无锡的老弱妇孺因争相进城，导致踩踏死亡者众多。田野间有人目睹赤身裸体、披头散发狂奔之人，不久便消失无踪，至今老一辈人仍认为那是阴兵作乱，真是奇异！这事告一段落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7年）正月初三，南京天空突然降下红色雪花，与唐朝贞元二年（公元786年）长安城降下红雪的情形相似。贞元，是唐德宗李适的年号。
同年四月，北京城遭遇了强烈的雷电、雷火。五月，江西发生大洪水。六月甲子日夜，北京城突遭异常风暴，声音如巨雷般响彻，将正阳门外的牌坊都刮倒。天象如此频繁警示，然而万历皇帝对于各项政务仍然全然不顾、置之不理，内阁首辅方从哲也只是以沉默顺从、得过且过的态度处事。
译者注：1.原文中的“当苏君时，仪何敢言云耳”，出自《史记·张仪列传》。
2.在此文中，作者计六奇表现出深刻的历史责任感和求真精神，反对片面记载历史，强调即使是动荡衰败时期的历史也不应被忽视或淡化。他认为，历史上的治乱兴亡虽看似天命所定，但其中的具体事件和人物行为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和借鉴价值。
也许是为了确保此书的编撰及出版，计六奇也提及并称赞了当时清朝统治者对于编撰前朝历史资料的开放态度，这为他编纂《明季北略》提供了可能。他力图全面、客观地呈现明末这段历史，包括政治的腐败、社会的动荡、军事的战况以及经济的状况等各个方面，以使读者能够更全面地理解和反思那段历史。
当然，里面也穿插了一些民间传说和奇异现象的记载，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自然异象和社会变故的普遍关注和解读，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认知水平，也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历史叙事的维度。
综上所述，计六奇在开篇自序以及志异中，体现了他对历史记述全面性、真实性的追求，以及对历史教训的深刻汲取，对于后世研究明末清初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他的史学态度也启示我们，无论处于何种时代，都应该公正、客观地对待历史，尤其是那些揭示政权兴衰规律、体现人心向背的历史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