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周，号石斋，福建镇海人，他于天启壬戌年（公元1622年）考中进士，被授予庶吉士，后来历任侍读学士。他曾依皇帝旨意明确恳切地上疏陈述意见，奏疏简要内容为：“近年来，我观察到朝中大臣们所关心策划的事物，没有一件是为了朝廷的实际利益。他们在用人行政方面，不过是互相推诿、追求私怨报复罢了。自庚午年（公元1630年）春天以来，大家都在热烈讨论边疆问题，但实际上并不是为了陛下的边疆安全，而是为了颠覆逆党而利用边疆事务，使得原本致力于清除逆党的人，无缘无故地陷入了边疆事务的纷争之中，而对于边疆要塞的重要性和进退取舍的战略考量，却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建议。辛未年（公元1631年）春天之后，大家又热衷于议论科举考场之事，其实也不是为了陛下的利益，只是为了化解个人恩怨而翻搅科场，致使那些原本无关的官员无辜陷入科场争议之内，而对于科举的源头流程、清浊曲折以及改进难易等方面，也没有人深入探讨。
回顾万历末年东林党诸大臣，像邹元标、赵南星等二十多人，被闲置了二十年，这种做法导致了朋党之争的兴起。如今朝廷又无故排挤众多士绅大臣，只要有独立见解的人都会被推向陷阱，以致于国家急需人才之时得不到半个有用之才。凡是那些主动放弃诱饵离开的鱼，肯定不会是贪吃的鲇鱼；同样，那些眷恋槽枥而不肯离去的马匹，也肯定不是跑得快的好马。用俸禄和官位来豢养士人，所吸引来的必定是贪图利益的小人；用惩罚和压力来驱使人，前来就范的只会是平庸之辈。现在朝廷大臣们的才能和品性，皇帝都非常清楚，明知他们是小人却又放纵他们，只会助长小人的嚣张气焰；明明知道他们是君子，却又用小人的眼光对待他们，这就导致君子无法成就功业。天下的优秀人才要么隐居山林，要么就在朝堂之中。我所认识的一些才俊，如和州的马如蛟、公安的毛羽健、闻喜的任赞化，都是刚直不阿、有骨气之人，但他们都被贬斥离去。我还听说过一些名声显着、品质优秀的官员，如青涧的惠世扬、吉水的李邦华，他们如同经过千锤百炼的钢铁，名震天下，但我还未有幸领略他们的风采。鄢陵的梁廷栋胆识过人、反应敏捷，笔力雄健清新，将来应该有所大用。在职官员中，有新建的徐良彦担任大理寺卿，豫章的曾撄任职福建参政，金华的朱大典任天津兵备，绍兴的陆梦龙被重新任用为籓司，武进的邹嘉生则在陕西担任参藩，这些人都是杰出出众的人物，如果让他们负责一方政务，一定能做出显着成绩。皇帝要想选用人才，必须提倡高尚的道德风尚，推崇仁义之道，不应让卑鄙小人侮辱有学问、有道德操守的官员。从前太祖皇帝评价人才时，认为拘泥古板不知变通的人最为低下，这是针对那些平庸无能、只会死读书的学究而言，并非指那些崇尚圣贤、遵循先贤楷模的士人。”
邹元标，号南皋，江西吉水人，万历丁丑年（公元1577年）考中进士。他因上疏反对张居正丧期未满而重新任职一事，惹怒了皇帝，被杖责一百，并贬谪到贵州卫，后在军中擢升，又因坚持原则而离职。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邹元标被起用为刑部侍郎，升至都御史，与冯从吾共建首善书院，受到科臣朱童蒙等人的弹劾，邹元标请求退休离去。后来魏忠贤假传圣旨剥夺了他的官职，不久邹元标去世。崇祯初年，朝廷追赠他为太子太保，谥号“忠介”。
赵南星，字梦白，号侪鹤，直隶商邑人，万历甲戌年（公元1574年）考中进士。张居正去世后，赵南星被任命在吏部文选考功部门任职。癸巳年（公元1593年）的大考核中，他仔细审阅，公正评判，有一次耳朵里进了虫子并成茧都没察觉。光宗皇帝继位后，他屡次升迁，最终官至吏部尚书。因与魏广微、崔呈秀意见不合，赵南星辞官归乡。后来遭到逮捕审讯，被诬陷受贿一万五千两，被流放到代州充军。一年多后，崇祯帝即位后大赦天下，但巡抚牟志夔故意拖延不予释放，过了三个月，赵南星最终死在了戍所。崇祯戊辰（公元1628年），朝廷追赠他为太子太保，谥号“忠毅”。
任赞化，字参之，闻喜人，天启壬戌（公元1622年）考中进士，崇祯戊辰年（公元1628年）被选拔为贵州道御史。他上疏弹劾温体仁赋闲在家和任职期间的种种不法行为，直言不讳，激怒了皇帝，被贬为河南布政司照磨一职，后经多次升迁，官至陕西参政，最后辞官归乡并在家中去世。
十一月，当时黄道周因支持钱龙锡而被贬黜在外，中允倪元璐为此上书说黄道周因为敢于直言已经被贬谪，刘宗周又因为耿直而赋闲在家，天下本就不多的人才，得到了又不能好好使用，今后谁能为陛下尽忠效力呢？但皇帝并未采纳他的意见。1.原文中的“驽骀”指劣马，驽骀之骨比喻资质平凡、才能平庸之人。
2. 原文中的“照磨”，古代的一种官职名称，主要职责是负责审核文案、勘验簿书等文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