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大兴安岭林区的一个小山村,我妈有鄂伦春人的血统,我能活下来,实属侥幸。
那是一个一人超生,全村结扎的年代,一家一个孩儿,谁也不能超生,要是不小心怀了想生,那就得扒房牵牛,就差一命换一命了。
生过一个孩儿的孕龄妇女必须得上避孕环。
什么?
不想上环?
那妇联主任天天去家里,朝九晚五,风雨无阻,除非家里的老爷们挥刀自宫,断了性生活的念头。
即使这样,妇联主任也要瞪眼睛盯着,生怕小媳妇出去搞破鞋。
要是想再生一个怎么办?
那就躲呗,只要不被发现,生出来交罚款就行了。
九十年代初,农民年收入不过千元,罚款八千一万,绝对是一个要命的天价。
我们村有个大姐,就是想生两个孩子,东躲西藏九个月,后来还是被人抓到了,直接送乡卫生所做引产,听说孩子都四五斤了。
年龄小的可能不信,可以自己上网搜一下2012年6月的强制引产案,陕西安康一怀孕7个月的母亲,在没有通知家人的情况下,肚中胎儿被强制引产的事件。
这件事刚刚过去十年,呵呵,才十年。
要不是怕审核过不了,我非得给来上一段含妈量不低于95%的小作文。
我算是幸运的,我妈可以随便生,不是有特权,而是因为我妈是精神病,不知道从哪来的,一个人疯疯癫癫走三道岭村去了。
我不知道我爹是谁,那个年代,农村老光棍子多,有媳妇的也想出去找找乐子,所以我妈成了别人的泄欲对象。
听说我妈生了六七个,就活下来我一个,有的生下来是死胎,有的生在了冬天,我妈也不会照顾,被冻死了。
我妈的悲惨经历,我不想说了,我对她也没印象,我三四岁,她就死了,我真恨她死得晚了,要是早点死,还能少受点罪。
从有记忆起,我就生活在村口的土地庙,没有窗户,冬冷夏热,好在那边人信佛,经常上供,许某人能混口吃的。
等我懂事了,我去找过村支书,问问能不能给我找个地方住,进福利院啥的也行,村支书让我去找村里的妇联主任,我他娘的还真去了,妇联主任就问我一句话:“你是娘们吗?找支书去。”
要是国足有这能力,早他娘的进世界杯了。
好在村里人对我还行,尤其是一些老爷们,有事没事给我送点吃的,土豆地瓜大苞米,我估计他们也不确定我是谁的种,反正有口吃的就行呗,寻常老百姓吃啥呀。
我比较早熟,七八岁就开始捡废铁卖钱,十一二岁的时候村子附近修了一个度假村,施工的时候,我没事过去偷点铁卖钱,小打小闹,也没人管,那段时间我过得还挺逍遥。
说到早熟,一个是环境因素,一个是自己努力的结果。
那个年代的农村,性一直是一个压抑的话题,别看茶余饭后的村民最喜欢谈论谁家媳妇搞破鞋,谁家老爷们在外面养小三啥的。
但对于孩子来讲,性就是一个禁忌的话题,当时电视台也缺德,没事就播放广告,要么是重振男人雄风的神药,要么是怎么穿都挺拔的紧身瘦身衣,那大胸,滋滋滋……
后来VCD走进了普通家庭,村里小伙伴也用零用钱租点光盘看。
即使生在山区,也抵挡不了我们对外面世界的渴望,我们想知道东京的天气热不热,想知道加勒比海的颜色深不深,更想知道一本道究竟是什么道。
根据经验而定,越是农忙时节,音像店的生意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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