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往往被事物的表象蒙骗，
只有少数智者能够察觉到深藏的真相。
——菲德洛斯
师父的手指落在了尸体的后背上。手指沿着尸体的脊柱，从后脑滑到了骶骨
，尸体后背黏附的水渍在他的指尖滑开，仿佛被辟开了一道分水岭，手指经过的印记清晰可见。
“为什么不打开后背？”随着手指的滑行，师父的眉头也渐渐拧成一团。
作为分管刑事技术的副总队长，我的师父陈毅然算是公安厅几位老总里脾气最为随和的一个。四十多岁的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给我们讲冷笑话，总队的小伙子们都喜欢和他打成一片。现在他的表情可一点儿都不像是在开玩笑。我的心里默默打起了鼓。
“这个，咳咳。”石培县公安局主检法医桂斌清了清嗓子，准备接过话茬儿。
“没有问你。”师父把桂法医的话硬生生地挡了回去，“我在问秦明，为什么不打开后背？”
众目睽睽之下，我的脸一瞬间涨得通红，张了张嘴，竟说不出一句话来。
师父的手指又沿着尸体的脊柱滑动了一下，在几个位置使劲儿摁了摁，说：“我觉得你们可能犯了不该犯的错误。”
听出师父的语气有所缓和，同门师兄弟大宝连忙为我解围：“因为这次我们是初勘现场，时间又比较紧，所以就按通用的术式进行了解剖，没有进行后背解剖。”
我在一旁使劲儿点了点头。
通常来说，法医对尸体进行的是“三腔”检验，也就是解剖颅腔、胸腔和腹腔，只有在特殊的案件中才会打开尸体的后背，对后背和脊髓腔进行解剖。
“不解剖，总要摁压检查
吧？”师父不客气地说，“我觉得只要你们认真检查了，就会决定开背检验的。”师父用止血钳指了指刚才他用手指摁压过的地方。
“嗯……这个……主要……”大宝总是在理亏紧张的时候结巴。
我伸手摁压了师父指的地方，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异常。
师父看出了我的茫然，摇了摇头，说：“多学多练吧，还是经验有限啊！打开。”
为了弥补过失，我连忙拿起手术刀，沿着师父手指滑过的痕迹切了下去。刀落皮开，露出黄白色的皮下组织和红色的肌肉。因为紧张，刀口显得歪歪扭扭。
我和大宝站在尸体的两侧，一起分离了尸体后背的皮肤，后背的整块肌肉顿时一览无余。肌肉的色泽很正常，并没有发现明显的出血和损伤。
我停下了手里的刀，双手撑着解剖台的边缘，暗自窃喜，师父这次的判断似乎有误，刚才气氛那么紧张，不知道一会儿他要怎么自圆其说。
师父瞥了我一眼，冷笑了一声：“别高兴得太早，继续啊。”
被师父看穿了心思，我的脸红一阵白一阵，赶紧重新拿起手术刀，手忙脚乱地开始逐层分离尸体的背部肌肉。
“呀！”大宝的手忽然不动了。
我探过头去，心里顿时一阵发凉。
一个月前的早晨。
“准备什么时候和铃铛结婚啊？”师父把我叫去他的办公室，却不急于进入主题，一边捻着香烟，一边问道。自从我把女朋友铃铛接到省城之后，开朗的铃铛很快就和总队的这帮家伙混了个脸熟。
“师父也开始八卦啦？”我四仰八叉地瘫在师父办公室的沙发上，“我才二十八呢，不急，不急。”
“别搁我这儿没大没小的。”师父说，“你现在是法医科的科长了，首先要做的是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要能服众。你之前的表现是不错，但要时刻警惕，小心阴沟里翻船。”
做了这么多年的领导，师父做做下属的思想政治工作当然是家常便饭，我早就习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了。
“等你结婚了，又是婚假，又是封山育林，又是生孩子什么的。”师父接着说道，“那时候时间就紧了，利用现在的大好时光，你就多去跑跑现场，别光是跑大案了，小案也要跑。”
听到这里，我心里一惊，才回过神来。虽然现在是和平年代，全省各地的命案却也不少，只要发生一起命案，当地的公安机关法医就要向省厅上报情况，如果每起命案师父都让我去跑的话，我岂不是真的要四海为家了？到时候铃铛跑了，我和谁结婚？和谁度婚假？和谁生孩子去？
“也不是让你每起案子都去。”师父看我一脸无措的样子，忍不住乐了，“挑一些可能存在难点的案子，比如这个案子我看就不错。”
师父扔给我一张纸。我拿起来一看，是一份公安机关内部的传真电报：
省厅刑警总队：
我市石培县昨夜发生一起案件，石培县居民孙先发在自家门口被人发现身受重伤，经抢救，医治无效，于今日凌晨五点死亡。目前我市支队已派出人员赴石培县同当地侦技人员开展调查工作。
特此报告。
石丹市公安局刑警支队
“这种案件我们也要去？”
“案件再小也是一条人命。”师父说，“去吧，搞细一点儿。”
刚从师父办公室门口经过的李大宝又倒退着走了回来，从门口探出个脑袋，问：“那个，师父，去哪儿？我也去行不行？”
“你文件归档整完了没？”我说。
大宝一脸无奈：“那个太复杂了，我都弄一个星期了，我坐不住啊！坐的时间长了痔疮会犯的，让我跑跑，跑跑呗！”
“大宝来省厅培训，可不是来培训怎么归档文件的。”师父显然是在帮大宝说话，“你俩一起去，还有，让痕检科派个人和你们一起，就叫林涛去吧。”
法医、痕检不分家，命案现场的勘查主要就靠这两大专业。林涛算是我的老搭档了，我们不仅在同一个勘查组，而且是同一个学校毕业，还同时进的省厅，只要对方没有别的突发事件，每次出勘现场我们总是出双入对。大宝经常笑我们是一对好“基友”，连铃铛有时候也跟着起哄。有了林涛一起出差，我的心情似乎又好了一些；但心情更好的应该是大宝，他一边准备着勘查箱，一边哼起歌来。我拿起文件敲了一下他的脑袋，说：“还笑，还笑，档案科回头来找我麻烦，我就找你麻烦。”
大宝挠挠头，得意地摆了个剪刀手，笑道：“出勘现场，不长痔疮，耶！”
一个小时的车程后，我们到了石培县。车子开过石河边时，我不禁默默地望向窗外。一年过去，又到了油菜花盛开的季节，那个曾经穿着碎花连衣裙的女孩却再也无法看到这美景了。
已近中午，车子停在县城西北边缘的一个小村落，放眼望去，一座座两层的小楼依次排开，炊烟在小楼之间袅袅升起，饭菜的香味刺激着在场每一个人的嗅觉。
现场小楼的周围拉起了警戒带。这座小楼看上去和其他小楼没什么两样，外围围着一圈围墙，围出一个独立的小院子。围墙的一角，几名痕检员正蹲在地上观察着什么。我没有上前打扰，而是径直走到石培县公安局的桂法医身旁：“师兄好！”
桂法医正在勘查箱里找着什么，被我吓了一跳：“秦科长，你什么时候到的？挺快啊！”
我笑了笑，直奔重点：“死者是什么人？”
“死者是个普通村民，叫孙先发，他老婆死了，儿子在外地打工，现在是一个人住。昨晚他去别人家帮忙料理丧事，到了晚上十点才离开。原先说好今天凌晨三点半再过去一趟帮忙出殡，但是办丧事那家等到四点还没有等到他。两户人家离得很近，走路就五分钟的距离。那家人出来找他，才发现孙先发躺在围墙角，当时还有呼吸，但已经失去意识了。”
“怎么是凌晨出殡？”我插话。
“是啊，这边的风俗就是天亮前要把逝者送到殡仪馆。”桂法医说，“没想到这个好心去帮忙的孙先发也遭遇了不幸。”
“有抢救的过程吗？”
“基本算是没有。”桂法医说，“凌晨四点才发现人受了伤，报案人到处喊人来抢救，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把孙先发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快凌晨五点了。医院的病历里记录的是孙先发被送到的时候，对光反射已经不灵敏了，抢救了大约半小时就没了呼吸心跳。”
“伤在哪儿？”我问。
“头。”桂法医说，“说是枕部
有个挫裂创
，抢救时他的瞳孔也不等大。尸体直接从卫生院拉去殡仪馆了，我准备看完现场再过去。”
“那现在案子有头绪了吗？”我问到了最关心的问题。
桂法医瞥了一眼隔壁的院子，邻居家几口人进进出出，正准备在院子里搭桌子吃饭。他压低了声音对我说：“动机倒是不难找。孙先发原本帮忙办丧事那家的死者，生前和他就有私情。这个女人的感情生活比较混乱，和不少人都有暧昧。她出了交通事故之后，或许她的某个情人受了刺激，就把火撒到了孙先发的头上。”
“孙先发多大岁数？”我问。
“四十五岁。”桂法医顿了一顿，接着说，“他那位地下情人才二十多岁。”
“嚯，嫩草哪是那么好吃的。”我一边说，一边穿上现场勘查服，朝着痕检员们聚集的墙角走了过去。
“现场的痕迹物证太少了，”林涛早已蹲在那里，一边用静电吸附仪来回探测着，一边对我说，“我们还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地面上最显眼的就是一摊血迹，旁边还有一摊呕吐物。
“呕吐物在这个位置，应该是死者头部受伤后，颅内压增高导致的呕吐，再结合这摊血迹的形状，可以确定这里就是死者倒地的第一现场，也就是说，死者就是在这儿被袭击的。”我边分析边顺着墙根往上寻找痕迹。
这面围墙的墙面没有粉刷，暴露在外的红砖颜色深沉，的确很难发现什么痕迹物证。我从勘查箱中拿出放大镜，沿着墙面一寸一寸往上移。一片深红之中，几个异样的斑点忽然跃入了眼帘。我连忙提取了一些可疑的斑迹，滴上几滴联苯胺试剂
，滤纸很快被染成了翠蓝色。
“看来这几滴的确是血迹。”我说，“看血迹的形态，应该是喷溅或者是甩溅上去的。”
林涛用钢卷尺测量了一下，有些疑惑：“这几滴喷溅的血迹离地面只有20cm，这位置也太低了，难不成死者是趴在地上被别人打的？”
“听说死者头部只有一处创口，但人的头皮上没有什么较大的动脉血管，很难形成喷溅状的血迹形态，”我开始发挥法医的特长来推理，“所以，这里的血迹应该是甩溅血。也就是说，凶手用凶器打击了死者的头颅，血液黏附在凶器上，随着凶器的甩动，就被甩溅在了墙根处。”
从血迹上看来很难再推理出什么结论了，我转头问身边的侦查员：“第一个发现孙先发的人，有没有说他当时是什么体位？”
侦查员走到墙根处的血泊旁，比画了一下：“当时孙先发的头朝墙，脚朝院子大门，是仰卧着的。”
仰卧？我没有多想，先和林涛一起进屋继续观察。
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孙先发生前或许是个非常勤快的男人，堂屋的家具、杂物都整整齐齐地摆放着，方桌的正中放着一串钥匙和两包未拆封的香烟。旁边是他的卧室，被子也整整齐齐地叠放在床头。
“看来现场没有任何翻动的迹象，可以排除是因财杀人了。我估计啊，十有八九真的是情杀。”我看林涛上了二楼，转头对身边的大宝说。
“嗯，钥匙放在桌上，看来死者已经进屋了。”大宝念念有词，“这两包烟应该是办丧事那家给的吧？”
“有一点很奇怪，死者已经进屋，但是并没有上床睡觉。”我和大宝走进卫生间，摸了摸挂在墙上的几条毛巾，“毛巾都是干燥的，没有洗漱的迹象。你觉得死者是刚进家门又出去被害的，还是凌晨准备出门的时候遇害的？”
大宝茫然地摇了摇头。
我笑了一下，说：“笨。凌晨四点死者就被发现倒在地上了，如果他是凌晨出门时遇害的，按照之前约好的出殡时间，他应该是凌晨三点半左右出的门，半个小时的时间，在屋外能形成那么大一片血泊吗？”
大宝恍然大悟：“对啊！毕竟没有伤到大的动脉血管，头部的挫裂创能形成那么大的血泊，至少也应该有几个小时的时间。”
“结合现场的情况，被子是叠好的，钥匙在堂屋。”我说，“死者应该是刚进家门，就又出门了，出门后被别人袭击了后脑。不过有个问题，如果死者要出门，应该是往院子的大门方向走，他却往反方向的围墙墙根处走，这是为什么？他去墙根干什么？”
“那个，还有，他出门不带钥匙，应该是没关门，”大宝说，“可是报案人坚持说他到的时候，房屋的大门是紧锁的，难道凶手杀了人，还想着帮他关门？”
“我们到墙根那儿再看看。”我一边说，一边拎起勘查箱，出了小楼，走进院子里。
院子不小，离墙根五米处，有一间死者自己用砖头砌的小屋，小屋里放着扫把、畚箕等清扫工具。我和大宝相视一笑，原来这个勤快的中年男人是来拿工具准备打扫卫生的。
“凶手应该是潜伏在房屋的门口，见孙先发走出房屋，走到墙根附近的时候动的手。”大宝推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说，“至于凶手为什么帮他关房门，就只有凶手知道了。”
我站在院子里抬头看了看小楼的二层。二层有一排铝合金的推拉窗户，靠近院墙的那扇窗户是开着的，林涛正沿着窗框聚精会神地检查着。我对大宝使了个眼色，笑道：“林涛这小子还真是帅，怪不得那么多姑娘追他。”
“追的人多有什么用？”大宝说，“他还不是单身？哪有你幸福啊！”
远在二楼，林涛也听到了大宝的声音，他低头看到我，招呼道：“冬瓜，你看，这个死者还真是没有防范意识。这扇窗户是开着的，如果有人想入室盗窃，只要爬上围墙，就能用手够到开着窗户的窗台，然后就能翻窗入室了。”
“你妹啊，”我骂道，“什么冬瓜？！大庭广众之下你叫我外号干吗？”
大宝在一旁哧哧地笑。我拍了一下他的脑袋，说：“笑什么笑！我猜啊，要不是死者自投罗网从屋里出来了，凶手还真说不定会用这种方式入室呢。”
“二楼没有可疑痕迹。”林涛透过窗户对楼下院子里的我们说，“看来这个现场又是一点儿物证都没有，就指望你们的尸检工作了。”
午饭后，我和大宝赶到了石培县殡仪馆的法医学尸体解剖室。那间昏暗的小屋子和一年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桂法医早已经在殡仪馆等着我们了，和他在一起的还有石丹市公安局的法医负责人管其金。管法医已经五十多岁了，算是我们的老前辈，这次由他来做记录工作。
我们首先系统地检查了一下孙先发的躯干和四肢，没有发现任何一处损伤。
“还别说，保养得真好，”桂法医说，“身上雪白干净的。”
“看得出他还是很勤快的一个人，家里就他自己住，都打扫得那么干净。”我说。
“那个，也说不定是他的那位‘嫩草’帮他打扫的。”大宝拿起手术刀，边剃死者的头发边说道。
孙先发的头发被完全剃除干净后，枕部的创伤便一览无余。
“创口两角钝，创口边缘沿皮肤的纹理裂开，创口内可见组织间桥
。”我拿起止血钳，一边探查创口，一边介绍着检查的情况，方便一旁的管法医记录，“创口的底部可触及碎骨片，可以确定是颅骨粉碎性骨折。”
我用酒精仔细擦拭了创口的周围，说：“这是典型的由钝器打击头部造成头皮撕裂而形成的挫裂创。你们看，创口边缘的皮肤有擦伤，这意味着什么？”
“致伤工具的表面粗糙，接触面大于创口。”大宝的理论知识很扎实。
“那会是什么工具呢？”我双手撑在解剖台的边缘，活动了一下已经开始发僵的颈椎，“难不成是粗木棍？”
见我们迟迟不动刀解剖死者头部，一直在旁记录的管法医有些着急了：“这个不重要，我们知道致伤工具的大体类型就行了，快点儿吧，我不像你们年轻人，我这老腰椎可撑不住啊。”
我们三个人都已经上了解剖台，除了管法医还真就没人记录了，于是我也不好多说什么，低下头开始切开死者的头皮。
挫裂创的下方果真对应着一处颅骨的粉碎性骨折，打开颅盖骨后发现，这处粉碎性骨折的骨折线
一直从枕部沿着颅底延伸到了额部。
“嚯，这力道可真大，颅骨都碎成这个样子了。”桂法医说。
我皱起眉头，说：“木质工具是形成不了这么严重的骨折的，看来应该是金属质地的工具，而且这个工具的表面很粗糙，那会是什么呢？”
看到我又开始纠结致伤物的具体类型，管法医在旁边不耐烦地撇了一下嘴。管法医在法医系统干了大半辈子，没有犯过什么大错，也没有立过什么功劳，只要安安稳稳地再这么过两年，就可以光荣退休了。看得出来，他对我们的推测完全不以为然，虽然我很反感这种糊弄工作的态度，但也不好意思当众驳他的面子，只好继续小心地取下死者的脑组织。
“咦？那个，额部怎么有脑出血？额部头皮没损伤啊！”大宝抬起胳膊推了一下眼镜，又翻过死者的额部头皮确认了一下，“对冲伤
？”
“不是吧，”我说，“对冲伤只有在摔跌的时候才会形成。”
我用止血钳剥离了颅底的硬脑膜，露出骨折线，说：“你看，骨折线从枕部延伸到了额部，因为骨折，所以才会在额部形成血肿，这和对冲伤的原理不同。我觉得吧，还是骨折引起出血的可能性大，应该不是对冲伤。”
“是啊。”在一旁拿着死者颅盖骨研究的桂法医说，“你看这枕骨上的骨折线有截断现象。”
我们都知道只有多次受力、多次骨折，骨折线才会彼此交错截断。
“这么说，死者头部是被打击了两次以上，不过只有一次形成创口而已。”我说。
缝合完毕，我说：“后背要不要看一下？”
话音未落，管法医就提出了抗议：“我看不用了吧。天就要黑了，这里光线又不好，关键是这个案子，我们法医也发挥不了太大作用吧，死亡原因很简单，死亡时间又不用推断，致伤物你们也搞清楚了，案件的矛盾关系又那么明显，你们还怕破不了案？再说了，这个案子又不可能有犯罪分子骑压死者的过程，看后背有什么意义？”
我点点头，颈椎病貌似又犯了，感觉一阵眩晕，便说道：“管老说得也是，任务基本完成了，收工吧。”
回到宾馆，我们总结了一天现场勘查、尸体检验的结果，在晚上九点专案会开始前，抵达了专案组办公室。
“死者孙先发因头部遭受钝性工具的暴力袭击，导致重度颅脑损伤死亡。”虽然不算是身经百战，但是站在这里的我，也是一路摸爬滚打过来的，语气里已经有了师父那般的自信，“现场勘查中发现，死者家没有被翻动的迹象，应该排除侵财杀人。据我们分析，因仇杀人的可能性很大。死者并不是处于要入睡的状态，应该是刚到家，又出门后遭袭。凶手用的工具应该是金属质地、表面粗糙的钝性工具。我们的技术目前只能提供这么多支持。这个案子矛盾关系明显，调查出头绪应该不难。”
专案组组长点了点头，给主办侦查员使了个眼色，示意他介绍调查情况。
“孙先发参加情人刘具叶的丧礼，在丧礼上和村民陈长林发生了口角冲突，这是目前调查到的最突出的矛盾点。”主办侦查员说，“刘具叶今年二十四岁，前天晚上横穿马路时被车辆撞击身亡。她生前的私生活很混乱，据调查，和她有奸情关系的人至少有十七个，从十八岁的小伙儿到六十岁的老头都有。”
整个专案组的人都在摇头。
主办侦查员接着说：“目前我们正在围绕刘具叶生前的关系人进行逐一梳理，以备下一步排查。另一方面，我们也派出一个工作组排查孙先发的其他矛盾因果关系。”
“那行。”专案组组长说，“除了晚上有任务的，其他人都休息吧，我相信这个案子破案不难。”
“等等。”我打断道，“据我分析，凶手应该是尾随被害人到家的，被害人回家的时间也不算晚。所以，我觉得应该加派人手访问附近村民，问问有没有人看见被害人当晚被人跟踪。如果知道了凶手的体貌特征，就可以缩小侦查范围，更容易排查了。”
“秦法医言之有理。”专案组组长说，“辖区派出所的人今晚别休息了，去事发地点附近蹲守，看看有哪些人晚上路过现场附近，问一问昨晚的这个时候有没有路过此地，有没有看到被害人和那个跟踪他的人。”
专案会散会后，我得意扬扬地回到了宾馆，对躺在旁边床铺上的大宝说：“这个案子看来法医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我估计很有可能会通过路访行人破案，你信不信？”
大宝点了点头，说：“你分析得很有道理，跟踪尾随，伺机杀人，希望能早一点儿破案吧。”
第二天早晨，我们就回到了省城。
“怎么样，这个案子有没有把握？”师父见我出差一天就回来了，问道。
“没问题，这个案子矛盾关系明显，估计很快会破案。”我拍着胸脯说道。
师父点了点头，没有深问，说：“去年全省各地招录的新法医已经完成新警培训了，但是这一批招录的法医绝大多数不是法医专业毕业的，而是临床医学毕业的，必须要经过法医学专业培训。鉴于人数比较多，有四五十人，分头培训难度太大，我们省又有皖南医学院这样的老牌法医专业高等院校，资源不能浪费，所以省厅决定统一组织培训。你是那里毕业的，所以具体的事宜你去办，半个月内完成准备工作，再给学员半个月时间交接工作，6月初开始落实培训工作。”
省厅的工作就是这样，除了日常的鉴定、检案和出勘现场以外，还包括了繁重的行政事务性工作。行政工作虽然看起来枯燥无味，但是想想这些工作可以有效提升全省法医的整体办案水平，我也心安了，工作也就有了动力。
半个月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但是这一忙，就感觉时光飞逝。半个月来，我打报告、发通知、核对名单、联系学校、制作预算、设计课程、预约教授，忙得不亦乐乎，早已把石培县孙先发的案件抛到了九霄云外。
培训的准备工作超时了，我整整用了二十一天的时间才全部准备妥当。点击了正式通知的“发布”按钮后，我重重地靠在椅背上，仰天长舒一口气：“终于搞定了。”
“冬瓜，你看你天天忙得面色苍白的，不怕铃铛抛弃你？”林涛恰巧经过我的办公室门口，奚落道。
“才不会。”我说，“谁像你啊，被抛弃了无数次。”
“怎么可能？”林涛歪着脖子说，“是我抛弃了别人无数次好不好？”
我用双手搓着脸，说：“好吧，好吧，你帅，你吃香，你御女无数，好了吧？我得休息会儿，太累。”说完，我掏出香烟，扔给林涛一根。
“休息什么？”林涛说，“石培的那个案子，陷入僵局了。”
我腾地一下坐直了身子，说：“僵局？怎么会？矛盾关系不是很明确吗？”
“矛盾关系是明确。”林涛说，“但是十几个关系人全部排除掉了，都没有作案时间，其他的关系点也没有摸上来，所以现在专案组不知所措了，测谎仪都用上了，还是无果。”
“是不是办事不力啊？”我说，“简单案子搞复杂了吧？”
“不知道。陈总说过几天等他闲一点儿，他要再带我们下去复核。不在你这儿聊了，事儿挺多，我先忙去了。”林涛转身走出了办公室。
“看来师父不太放心我们啊！”我对在一旁发呆的大宝说，“不过这是好事，案子不破，总是脸上无光的，我相信师父能发现更多的线索和证据。”
“怎么这两天总是无精打采的？”铃铛端着碗，打断了我的沉思。
也许是受到了孙先发案件的刺激，抑或是担心自己在出勘工作中有所遗漏，在得知案件一直没破后的几天，我确实是情绪低落，提不起精神来。
“哦，没事。”我极力掩饰自己的情绪，岔开话题，“能不能在家吃饭啊？这天天来这家鸡店喝鸡汤、吃鸡肉，难受不难受？”
“什么叫鸡店！”铃铛捂着嘴笑道，“说话真难听。喝鸡汤补脑的，而且你不是天天嚷嚷现在记性不好吗？你看，这是鸡杂，里面就有鸡心，鸡心鸡心，吃了有记性。”
“亏你还是学医的。”我摇了摇头，继续往嘴里扒饭，嘟囔道，“当个医生，还搞封建迷信，这有科学道理吗？”
铃铛收起了笑容，说：“你肯定有心事，逗你乐你都不乐，说，是不是和谁有奸情？是不是干了对不起我的事情？”
“哎哟，姑奶奶！”我不耐烦起来，“谁闲得没事去搞奸情啊，工作上的事，工作上的事。”
“工作上的事也和我说说嘛，闷在心里好玩儿吗？”
我见铃铛有些不高兴了，说：“没事，就是上次去石培的那个案子，居然到现在都没破，师父明天要去复核，我有些担心，怕自己有疏忽。”
没有想象中那样释然，铃铛的眼神反倒迷离了起来。沉默了一会儿，她抬起头看着我，一双大眼睛闪烁着，说：“我和你说个秘密呗。”
铃铛总是和我说“秘密”，但是她的那些秘密我一点儿也不感兴趣。我敷衍地“哦”了一声，继续埋头往嘴里扒饭，心想，又该是那个谁谁谁和谁谁谁有一腿，那个谁谁谁瞒着老公买了个LV。
“其实我以前有个堂妹，如果还在的话，该有二十五岁了。”铃铛放下碗筷，慢慢说道。
我也停止了狼吞虎咽，这个爆料有些噱头。
“是我亲叔叔的大女儿，叫林笑笑。”铃铛接着说道，“可惜的是，她在七年前被杀了。”
“七年前？”我说，“那时候我们还不认识吧？不过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
“家里人一直很忌讳说这件事。”铃铛面露难色，“叔叔受了很大的刺激，没人敢在他的面前提起这个案子。”
“是你叔叔的仇人干的？”听见案件，我的神经就会不自觉地敏感起来，“不然谁会对一个十八岁的小姑娘下手？”
铃铛慢慢地摇了摇头，一丝悲凉跃上眉梢：“案子到现在都没破。”
“没破？！”我几乎跳了起来。即便是七年前，各地公安机关对命案侦破工作的重视程度也已经非常高了，一遇命案几乎全警动员。那个时候，命案侦破率达到百分之九十的地市在全省占大部分。一直崇尚命案必破的我，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身边居然有这么一起悬案，而且被害人还是铃铛的亲人。
“那是发生在你老家云泰的事？”
铃铛点点头，说：“是的，在云泰第十二中学发生的案件。那时候你还在上大学，所以一定不知道这起命案积案。”
铃铛和我在一起时间长了，对于公安的俗语也了解了很多。命案积案就是指未破的命案，指警察欠百姓的账。命案不破，势必会在刑警的心里留下心结。
“那……你们猜测过会是谁干的吗？”我问。
“唉，这就是家里人不愿意再提这件事的原因。”铃铛顿了顿，叹了一口气，黯然地说道，“笑笑她……被奸尸了。”
我暗自咬紧了牙关。
“笑笑的尸体是在学校的公共厕所后面被发现的。”铃铛接着回忆道，“当时围观的人很多，笑笑就那么……唉，她一直都是个很乖很开朗的小姑娘，小时候我去叔叔家玩儿，看到墙上贴满了笑笑的奖状，真的，连幼儿园的都有。叔叔是最得意这个女儿的，亲眼看到那个景象，他整个人都崩溃了。我不知道他最后是怎么熬过来的，总之，从那时候开始，再也没有人敢提到笑笑的名字，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
我低下头，重新拿起碗筷，慢慢地吞咽着米饭。
“当时这案子没有什么线索，警察查了一年多，盘问了很多人，我们都看在眼里，但凶手就是找不到，怎么都找不到。最开始的痛苦和愤怒过去之后，我们也开始慢慢接受这个现实。或许不是什么事情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做得到，如果事情没有按照你想的那样收场，那就得慢慢学会放下，才能继续往前走。”铃铛说到这里，用筷子轻轻戳了戳我，“喏，我说了这么多，你懂我的意思了没？”
我放下筷子，捏了捏她纤细的手指，微微一笑。铃铛的好意我明白，但她眼中一闪而过的泪光也让我心里微微一沉。一切真的都能过去吗？笑笑也好，孙先发也好，他们需要的也许只是真相。
第二天一早，师父便带着我、大宝和林涛奔赴石培县。来到孙先发家的小楼前，师父率先下了车，和石培县公安局局长简单寒暄后，他拎起现场勘查箱走进了现场。我给大宝使了个眼色，大宝赶紧跑上前抢过师父手上沉重的箱子。
我和大宝在院子里看着师父进进出出观察现场，侦查员在一旁介绍着现场的情况和尸体的位置。师父突然朝我们招了招手，我和大宝赶紧走了过去。
“你们在现场没有发现矛盾点吗？”师父问道，“尸体的体位、血迹形态都能解释得过去？”
我想了想，无言地点了点头。
“你说死者是在靠近墙根的位置被凶手从背后打击枕部倒地的。”师父站在我们设想的位置，重建着过程，“那么，死者倒地，要么是头朝院门仰面倒地，要么是头朝墙根俯卧倒地。”
我沉思了一下，听起来确实应该是这么一回事。
“但死者是头朝墙根，仰面着地。”师父说，“怎么解释？”
我支支吾吾，一时语塞。
“行了，现场就这样。”师父并没有对这个矛盾点进行解释，指着现场堂屋桌子上的两包烟，对身边的侦查员说，“去查一查，办丧事的那家发的是什么烟。”
“尸体昨天早上就拖出来解冻了。”桂法医说，“现在可以进行检验了。”
“那我们现在出发吧。”师父脱下手套，说。
没有按照常规的解剖术式，师父选择先检验孙先发的后背。在我和大宝手忙脚乱地把尸体的后背肌肉逐层分离开以后，居然发现尸体的后背真的有损伤。
“师父真神！”大宝惊讶地叹道，“那个，您怎么摁了两下就知道有损伤？”
师父显然还在因为我们第一次工作的疏忽而生气，没有回答大宝的问题，说：“七根椎体棘突骨折，深层肌肉大片状出血。我现在想问，这样的损伤通常在什么情况下形成？”
此时的我大脑一片空白，我隐约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
“作用力巨大，作用面积大。”桂法医替我们回答道，“通常在高坠伤中比较多见。”
师父瞪着我，一动不动，就这样足足瞪了半分钟，才厉声说道：“打开颅腔！”
我颤抖着手，沿着原切口，剪开了缝合头皮的缝线。拿开颅盖骨，死者的脑组织咕噜一下从颅腔里翻滚了出来。
师父用脏器刀一层层切开脑组织，说：“说后背没打开，是工作疏忽，但是这个头颅损伤，你们看不出来是怎么回事？”
“您是说对冲伤？”我辩解道，“我觉得这个损伤不是对冲伤。虽然他是枕部着力，却在额部形成血肿，我觉得额部的血肿是横跨颅底的骨折形成的。”
“你有依据吗？”师父皱起了眉头，“我猜，你的潜意识里认定了这是一起凶杀案件，所以用猜测的态度排除了它是对冲伤的可能。”
“不，我们发现死者的头部有骨折截断现象，应该不止一次打击，高坠怎么会有多次受力？”我极力辩护着。
“你说的是这处？”师父指着颅骨上的骨折线说，“凹陷性骨折，会在颅骨受力中心点周围形成同心圆似的骨折线，同时也会以此为中心点，形成放射状的骨折线，放射状的骨折线遇见同心圆似的骨折线，自然会截断。所以，这不是截断现象，而是凹陷性骨折的典型现象。”
我盯着颅骨仔细地观察着，心里还有些不服气。
“别不服气。”师父说，“如果是骨折线形成的血肿，应该在整个脑底沿着骨折线的地方都有血。而死者枕部和额部的两处血肿彼此孤立，并无连接，这是对冲伤的典型特征。而且，骨折形成的血肿，血是黏附在脑组织外的，对冲伤形成的血肿是在脑组织内的。这是因为骨折形成血肿的原因是骨折断段刺伤脑组织，而对冲伤形成血肿的原因是脑组织撞击颅骨形成的内部脑组织挫裂。这个死者额部的血肿，用抹布是擦不掉的，所以血肿是在脑组织内部的，符合对冲伤形成的脑内血肿。”师父一边说一边用抹布擦拭他手里脑组织上的血块。
我像是泄了气的皮球，站在一旁发呆。
师父接着说：“另外，如果死者遭受多次打击，下意识的反应应该是用手护头，这样，他的手上就可能因为凶手的第二次打击而形成抵抗伤，或者手上沾有血迹。可是，死者的手上既没有伤，也没有血。”
这些论点都很有说服力，我暂时没了反驳的依据。
“不可能吧，”桂法医说，“您真的觉得他是从高处坠落摔死的？”
师父点了点头：“依据尸体上的损伤，我有充分的证据确认，死者系从高处坠落，背部和枕部着地，导致死亡的。”
“我还有个疑问。”我仍在负隅顽抗，“现场死者躺着的位置，离地面20cm高的地方发现了死者的血迹，高坠怎么会有喷溅状血迹？”
师父想了想，突然眼睛一亮。他用止血钳指了指死者颅底的骨折线，说：“颅底骨折，颅内的脑脊液和血会通过颅底的骨折裂缝漏到口鼻腔内。由于死者的意识模糊，所以血液和脑脊液会被死者吸进气管，这样死者会呕吐、呛咳，血迹自然会被死者呛咳到墙壁上。”
我想起了现场血泊旁的呕吐物，看来师父分析得丝毫不差。
师父用刀划开死者的气管，说：“看，不出所料，他的气管里都是些血性泡沫。”
最后一个疑点都被师父解释合理了，我彻底放弃了抵抗，看来死者还真的是摔死的。
“可是，”我说，“半夜三更的，孙先发为什么会从高处摔下来呢？如果是高坠的话，他原始躺倒的位置正上方就应该是他坠落的起点。”
我说完，脱下手套，走到解剖室外的办公室里，打开了电脑里的图片：“那么，坠落的起点应该是靠近小楼外墙墙壁的围墙墙头上。他半夜三更爬自己家的墙头做什么？”
“那……那个……既然是摔死的……”大宝因为我们的失误而乱了方寸，“是不是要赶紧撤案啊？”
“别急，”师父说，“死亡方式是高坠，并不表示这一定是一起意外，下面我们就要搞清楚死者半夜高坠的原因。”
“死者从自己情妇的丧礼上喝完酒回家，把香烟和钥匙放在屋内，自己又走出屋外，锁了屋门，爬上墙头，然后跳下来摔死。”我一边回溯时间顺序一边说，“殉情，还是偷窥？”
看到我们都开始深入思考，师父的气才消了一些，他被我的这个假设逗乐了：“你还真有想象力，偷窥都能想得出来。他的邻居都是些老弱病残，有什么好窥的。”
师父的话音刚落，侦查员就走进了解剖室：“报告陈总，按照您的指示，我们去调查了刘家办丧事当天参加丧礼的部分人员。这些人都反映，刘家没有给每个人发香烟，饭桌上放着的香烟是玉溪。”
我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发什么香烟和破案，不，现在应该说是对还原事件过程有什么用呢？
师父一边脱下解剖服，一边拿出一根烟，点上后，深深吸了一口。
我们都整齐地站在师父身边，等他开口指示下一步工作。
突然，师父说：“应该是这么回事。”
我们都是一头雾水，我忍不住问：“应该是怎么回事？”
“你们之前说死者是进了屋以后，又出门爬墙头，是吗？”师父问。
“是啊，”我说，“他把香烟和钥匙都已经放在堂屋的桌子上了嘛。”
师父笑了笑，说：“桌子上的物品，有可能是死者回到家后放在桌子上的，也有可能是死者下午离开家去参加丧礼的时候，根本就忘记带在身上的。”
被师父一点，我恍然大悟：“哦，对，是啊！”
“是？那个，是什么？”大宝还没能反应过来。
我接着说：“如果是死者根本就忘记带钥匙和香烟出门，香烟不要紧，没钥匙，他晚上怎么进家门呢？”
“嗯，”桂法医抱着双手，慢慢地补充道，“所以陈总才会让侦查员去调查香烟的问题。目前看来，刘家给参加丧礼的人提供的是玉溪，而死者家里放着的，是云烟。”
我补充道：“既然死者家里的烟不是下午丧礼上的烟，那么就不能根据香烟、钥匙在屋内而推断死者已经进了家门。这样看来，死者下午出门的时候，很有可能忘记带钥匙和香烟了，所以他晚上就进不了自己的家门。”
“进不了家门，”师父继续发问，“如果是你们，你们该怎么办？”
我重新坐在解剖室外的办公室里，在电脑上一张一张翻看着现场照片。
“知道了！”我眼前一亮，“你们看，死者坠落的地方上方是墙头，墙头旁边就是小楼的二楼窗户，别忘了我们第一次勘查现场的时候，二楼的窗户是开着的，当时林涛还说这样开着窗户很危险。”
“是了。”林涛一直在旁边听我们分析，这时候也开了口，“死者应该是爬墙头想移到窗户旁边，翻窗入室，可是他喝了酒，手脚不稳，就从墙头上摔了下来。”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我摩拳擦掌，蠢蠢欲动，想赶紧弥补自己之前犯下的错误。
“不好办。”师父说，“现在的一切都只是推断，更糟糕的是，之前县局已经立案而且通知了死者家属。如果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支持，我们就这样去通知家属，那人家一定会说是你们公安破不了案就说死者是自己摔死的，要我，我也不信服。”
我低下了头，知道这是师父在变着法儿数落我。
“行了。”师父看见我自责的表情，又于心不忍，接着说，“现在我们去现场吧，希望能在现场找到有用的证据。”
“这事儿不能全怪冬瓜。”林涛也听出了师父责怪我的意思，上前帮我挡了一“枪”，“我们痕检也有责任。我觉得我们这次是可以找到线索的，因为第一次勘查，我们只勘查了坠落点地面和二楼的窗框，对于死者可能触碰到的墙头、二楼窗台，我们并没有仔细看。”
“这不能怪你。”师父铁了心地让我担全责，“法医没有搞清楚致伤方式，错误重建现场，你们自然不可能在对的地方寻找痕迹，秦明这次难辞其咎。”
我又低下了头，这次的教训的确够深刻的了。
到了现场，林涛只身爬上了近两米高的墙头，用放大镜在墙头寻找着痕迹，另几名痕迹检验员在二楼研究窗台。此时此刻，帮不上忙的我只能焦虑地在院子里打转，期待着他们的好消息。
师父的推断又一次接近了事实，很快，林涛和他的弟兄就在墙头和窗台找到了直接证据。
“墙面、墙头的痕迹已经可以证明一切了。”回去之后，经过比对，林涛高兴地向师父汇报道，“虽然过去一个月了，但是现场一直封存得很好，痕迹物证都没有遭到破坏。墙面有明显的蹬擦痕迹，应是死者上墙的时候留下的。墙头也有几枚死者的完整足迹，其中一枚右足足迹有变形，有擦挫，应该是滑落的时候留下的。”
“窗台上也有死者左手的指纹和掌纹，从方向上来看，是从外到内的，也就是说，死者的左手已经搭上了窗台，但是右手没有来得及搭上来。”另一位痕迹检验员说。
“我也有发现。”师父拎着死者的一双鞋子，说，“我仔细看了死者鞋子的边缘，右脚的鞋子边缘有和硬物摩擦形成的损伤，方向是从下到上，这个证据也可以印证死者的脚和墙头有摩擦滑落。”
“那么，现在看来，”大宝插话道，“死者应该是左手上了窗台，左脚和右手悬空，右脚突然滑了，导致他仰面下落着地。这样也就解释了死者为什么会是头朝墙根仰面着地的姿势。”
我在一旁默默无语，看着他们一点点重建出现场，还原出事实真相。
有了充分的现场证据，案件很快就撤销了。
又睡了一晚上郁闷觉，我起了个大早，到师父办公室主动检讨。
师父的态度和我想象中大相径庭，他温和地问：“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吗？”
我点了点头，说：“知道，先入为主，工作不细致。”
“嗯，总结得很好。”师父说，“你刚去，所有人都说是命案，所以你也认为是命案，但是你忘记了一个法医最先应该搞清楚的，就是死者的死亡方式。因为先入为主的思想，所以你主观臆断地排除了一切意外事件的可能，最要命的是没有细致解剖，遗漏了背部损伤这么重要的一个线索。其实，你当时要是打开死者后背，你的判断一定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其实，是老管一直在催我快点儿结束，所以我没打开后背。”来之前我已经想好了无论如何不辩解，结果这时候却又忍不住为自己辩解。
师父语重心长地说：“你是省厅法医，错和对都要你来承担责任，你不应该受到任何人的影响。幸好这个案子一直没有抓人，如果让别人蒙冤入狱，你的良心又如何得以安宁呢？”
师父说得在理，我默默地点头。
“法医不好干啊。”师父说，“好在你运气好，这次失误并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错误判断一起案件，浪费大量警力不说，还可能会让清白的人蒙冤，也可能会让犯罪分子逃脱法网，所以说法医的责任真的很大。你要想当好一名法医，就要时时刻刻都不忘记认真、细致，不要害怕失误，要有信心继续迎接挑战，因为我们有我们的武器，那就是法医科学！科学是可以战胜一切的。”
我深吸一口气，抬起头来：“相信我，师父，给我一次将功赎罪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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