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资格当这个幕后主使？这不秃头上的虱子吗？
被请来的官员心想若是这个都看不明白，那不如直接辞官回家吧。
一个个义愤填膺地骂完了这些乡绅道德败坏后，刘钰也跟着骂了几句，说道“古人云，要以德礼治国、以仁义治国。简言之，就是要以道德治国。此真王道也。”
“此事，确实就是道德问题，与别的事都无关联。我实在是气不过！既要重罚，就要查抄、赔偿，不可轻饶才是。”
众人心道，这可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
廖寒辉心里暗笑，心道何止是查抄啊，你这边提前准备了一大堆的测绘系的年轻人，如今荒滩地也量完了，直接让他们去量地吧。
黄淮都督也拍着桌子骂道“这就是道德问题，国公气不过，我也气不过。这事非是小事，而是要警醒天下乡绅，不可妄为。国公认为他们是动的河工款、救灾款、军需款，我看，也有道理。”
众人都点头，心想今天这事怎么解决才最好？
自然是把人都杀了。
要不然，只是收了地、抄了家，一群人还活着，便免不了要说些浑话，到时候办的不漂亮，只怕有人诋毁皇帝，这不是显得我们办事不利吗？
反正杀人的名是兴国公担着，这事要么不做，要做就该做绝了。
该杀的全杀。
剩下的，孩子扔南洋种植园砍甘蔗，女的送西域婚配给戍边的，免得日后纠缠不清。
刘钰又道“幸好我亡羊补牢，发现那些倒卖米粮的，提前派人去抓了。审问之下，也好在他们的米粮还未出手太多，还剩下了四十余万石，都存在了海外岛屿上，还不曾卖出。”
“陛下将这么大的差事交给我，也幸好亡羊补牢堪堪止损，要不然我可真是愧对陛下啊。”
众人心里一合计，心道了然了。这四十余万石就是全部的差价，就他妈你在背后搞的鬼，你当然一查一个准儿。既是连这最后的路都封住了，把这粮一缴，这里面就一点事都没了。
存在海外海岛上？那还不和存在你家门口似的？
这等于是啥？
等于是朝廷顶着一个用漕米来做河工粮的名声，实则喂给这些开工百姓的是粗粮。
然后这罪名恶名都叫乡绅担了，把人一杀，百姓欢呼雀跃，齐呼陛下圣明。
反正之前吃的是米还是棒子面，都做屎拉了。
“查”回来的这四十万石米，正好今年做二期灌溉支渠的役米用。
一文钱变两文花，百姓今年吃着白米，想着去年的棒子面，如何不心服朝廷？
反正朝廷钱花了，事办了，然后不但事办了，而且比预计的还省了四十多万石的大米白面。
再把这案子坐死了，做成道德问题，这案子还有个翻？
众人均想，兴国公这个用火枪的，如今竟也会用弓箭手段了。
原先就直来直去，就明说是生产资料和土地地租问题，惹得大家都不愉快，现在竟也会绕圈子了。
倒是这些乡绅们也是可怜。
如今不只是兴国公让你们死，陛下那也是让你们不得不死，我们更是得让你们不但要死还要死的再无翻身之力。
从皇帝到国公再到都督，朝廷几大势力都要你们死，这福分可是不小啊。
这件事真正的操控者刘钰，则是一脸的淡然。
如今经历了二十年的洗礼，他早不是当初的那个雏儿。
康不怠和他说过的“他不是大顺人”这句话，刘钰现在已经很理解了。
就如同这一次对付苏北的乡绅，按照他的理解，其实不是这样的。
这些乡绅道德败坏也好、亦或者真的是修桥补路的大善人也好，都该是把这个阶层消灭的。
否则，地租在这摆着，商业利息太高，土地收益率太高，内需实在不振，工商业根本发展不起来。
消灭地主乡绅，在他看来，与道德一点关系没有。
作为大顺布尔乔亚阶层的代言人，他为了大顺的布尔乔亚阶层崛起，和地主士绅就是不共戴天的。
苏南的工商业要发展，需要资本。资本全往土地和高利贷、典当行上跑，没有资本发展个屁的工商业？
川南盐井业可以大发展，因为那里有着将近150的收益率。可放眼整个天下，大顺有几个产业能达到这么搞的收益率？他要是有本事搞出一堆36以上收益率的工商业，也不用废这劲儿了，问题不是没本事搞炼金术嘛。
只有用最暴力的手段，让资本流入土地毫无收益，或者收益远低于纺织业、冶铁业、采矿业，工商业才能发展起来。
这是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
但是，这一套理论在大顺是没法用的。
所以，他只能选择把这件事定性为道德问题。
因为，大顺的统治阶级，皇帝、官僚、士绅，并不是把工业化作为最高目标量来追求的。
也并没有一个有着明确纲领、章程、目标的组织，来理性地实现这一切。
他在这个时代之中，只能选择时代的同步，隐藏起他的目的和理由，把这件事定性为道德问题。
用此时的逻辑、此时的办法、此时的政治正确，来偷偷去做那些此时绝对政治不正确的事。
往简单了说，所谓三观，就是“闯王”还是“闯贼”的问题。
往稍微复杂点来说，所谓三观，就是如果地主都是好人，温良恭俭、修桥补路，只是收个六七成的地租而已，那么他们应该存在吗？
当兵的要军饷，地主要地租，这是生活，不含善恶，就像是不能要求士兵为朝廷为社稷就不要军饷不吃饭去打仗一样。
收地租某种程度上和拿军饷、拿工资差不多。那么，拿工资既然涉及道德，收地租也不涉及道德，在收地租之外做点好事，那就是道德高尚，而这样的道德高尚的阶层，就不消灭了吗？
这在刘钰看来，就根本算不上个问题。
自然是要消灭的。
要么，不靠地租生活去办厂去做工甚至去种地卖农作物。
要么，死。
他眼里不算问题的问题，在此时的大顺，这就是个问题，而且是个天大问题。
包括非常激进的颜李学派，给出的空想到极点的最激进的均田方案中，他们也保留了浓重的阶级性——要均田，但如果考上了科举成了秀才之类，可以保留一定的土地收租供养，道德高尚的读书人应该脱产、收租而不是劳动。
这是大顺在批判宋明理学风潮之下，儒生提出的最最最最激进的土地理论。此时传统下最激进的方案，也不认为地租有错，只是认为地租影响了小农，却根本没意识到地租真正影响的是工商业。
所以从一开始，刘钰其实压根不需要阜宁县令提醒，他就准备这么做。
否则，他闲着没事做，钱多的慌，在苏北搞明显是赔钱货且一点都没有改善民生的青苗贷？那些放青苗贷的，根本就是在搜集这些乡绅的恶行——道德上的。
因为如果按照刘钰的观点，道德上的善恶有个卵用？他要摧毁的是大顺地主阶级的绝对地租，管你道德善恶？
既是派人去搜集，那自然只能是道德上的，否则这就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之前康不怠说他压根不是大顺人的时候，他那时候还试图用科技打败魔法。
而现在，他学会了用魔法打败魔法，并且终于练熟了。
今天这件事，他用的就是大顺官场里常用的手段。
他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并且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干，且要达成什么目的。
而包括黄淮都督等人在内，认为刘钰要这么干肯定不是他自己的意思，必然是有幕后主使。毕竟这案子实在太大了，要杀这么多人，这可不是开国时候了，刘钰除非是疯了才不经请示直接这么干。
且事发突然，他们又绝不可能去问“幕后主使”，而且这事没法问，严重影响幕后主使的仁德形象。
所以这件事在他们看来，就是皇帝的意思，刘钰做手套干黑活。
刘钰说想扣个大帽子叫这些人死，那么在他们看来，这是刘钰的意思还是皇帝的意思？
总不能去问问皇帝哎，皇帝，是你让刘钰下套，把那些乡绅都弄死的吗？
就算谁傻了，真的去问，皇帝肯定会否定。
还得告诉这些人，扯淡，我哪有这么坏？我是仁德之君，你们怎么能这么想我呢？我怎么可能用这么不仁德的手段呢？不要造谣啊，简直诋毁君父。天子是兼帝又兼师的，我就这么做天下道德表率的？
所以，整件事的关键，在这些官员看来是什么？
是这些乡绅的死活吗？
显然不是，他们根本不关心，并且毫无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之心。
是这些乡绅犯下的罪行是不是足够被杀？
显然也不是，他们依旧毫不关心，死不死的，反正杀的又不是自己亲戚。八百里内不为官，大顺官场最基本的规则。
那么，这件事的关键在哪？
关键，就在于把这件事，做成道德上的死案。
整件事的幕后黑手，“真的”只是因为这些乡绅道德败坏，而盛怒默许严办的。
绝对、必然、肯定、一定不是因为土地问题，而处置这些乡绅的。
出于义。
绝非利！
法律上或许罪不至死，但道德舆论上必死，且无人敢翻案怀疑的那种必死。
所有人都明白，这是生产资料的分配问题。虽然他们可能不用这个词，但牛顿发现万有引力之前不代表人就没有引力吸着。
而且要考究的细节，绝对不该、也绝对不能是去查到底谁在背后倒卖粗粮，糊里糊涂就行。
细节的重点，在这些乡绅平日里做的那些道德上的狗屁倒灶的屁事，叫人听着就睚眦俱裂但实际上在大顺正常的不得了的那种屁事。
大张旗鼓地批判道德。
悄么声的把田均了。
这是大顺常用的手段，以圣人的标准来要求人，真要查几乎每个人屁股上都有屎，但关键在于查谁。
不止官场，就松江府这几年崛起的豪商，真要查过去的事，东洋贸易公司的绝大部分股东，基本都够枪毙的资格。
当年在长崎的时候，有没有为了贸易信牌跪舔过长崎奉行？有没有卖国违禁品？有没有把自己的商船称为贡船暗示大顺给日本朝贡满足日本那边的精神需求过？
然而只要不深究，不一个个全活的好好的？还刚得了皇帝御赐牌匾的奖励，嘉奖他们为修缮三峡水道捐了十万两银子呢。
至于要扳倒刘钰，现如今官场上的人早看明白了。前朝魏阉倒台，是因为魏阉罪状太多呀？还是因为天启帝薨了？天天喷新政都快成朝会日常了，有个卵用。
那松江府的西洋贸易公司的神秘大股东是谁呀？
自由贸易号去年装的半船特等瓷器是谁的呀？
景德镇居然敢印带十字架的釉彩图案背后撑腰的又是谁呀？
查封丹麦东印度公司之后的几十万两白银的海商“主动报效”咋就这么巧？
苏南税改派去的一大堆府尹副手类同知都是谁选的？
皇帝这几年财大气粗的内帑银都是在谁手里把着赚的钱呢？
六政府官员对西域是否继续驻军移民这件事，连个屁都没法放，因为皇帝压根没用六政府的钱，那么皇帝的钱从哪变出来的呀？
要不要去查查景德镇那些耶教特色瓷器图案的撑腰者到底是谁呀，竟敢违背朝廷禁教律令，抓出来砍头啊？
看明白的，早歇着了，省点唾沫等着秦惠王卫鞅故事呢。这都没看明白的，那能力也就没资格入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