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唐的军士们白白辛苦一趟，什么也没捞着！他们眼睁睁看着成都繁华的市面，自然很不甘心，于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很快唐军军纪败坏，一入夜，就有士兵擅自离开军营，到城中杀人放火，抢劫强奸。与此同时，蜀地反抗唐军的武装也在各地蜂起。
郭崇韬不得不派任圜、张筠领兵分路进剿，清除这些反唐武装。但光靠武力镇压，自然不是治本之策。关键要减少唐军的暴行，缓和与蜀人的矛盾。于是，郭崇韬勒令王宗弼：拿出钱来，犒赏大军！王宗弼叫苦不迭：我虽然前些日子发了点财，但孝敬李继岌和郭崇韬已经用去不少。现在节度使职位不见影子，又要我拿钱来喂饱这几万大军！这等于是抄了我的家，甚至抄了家也不一定够！
心疼钱的王宗弼苦苦思索：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得罪了郭崇韬呢？突然他灵机一动：可能是郭崇韬自己想当西川节度使，不好意思说而已。难怪送了这么多钱，一点用处也没有，还招来怨恨。我真是太笨了！
王宗弼马上联络了一批前蜀的降官，由他带头，一起晋见李继岌，情真意切地表示道：郭崇韬恩及蜀地，蜀地百姓都感念其大德，希望朝廷能留下郭大人镇守成都，造福一方！
李继岌感到突然，这是怎么回事？他身边的宦官李从袭等指点道：“郭崇韬父子一向专权跋扈，不把大王放在眼里。现在竟然暗中指使蜀人出面，推荐自己为西川节帅。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大王不能不早做防备！”
于是，在李从袭等人的谋划下，李继岌召见了郭崇韬，和颜悦色地对他说道：“皇上对您的倚重，如同巍巍高山，怎么舍得让您离开朝堂？而且，把国家的元老遗弃于边远蛮荒之地，于情于理也都说不过去！因此，让您留镇成都这件事，不是我所能决定的。不如让这些蜀臣直接去洛阳，当面向皇上请愿如何？”
事先没有准备的郭崇韬，听到李继岌这一番貌似亲热的谈话，才猛然反应过来：糟了！王宗弼给自己惹大麻烦了！
郭崇韬不想冒着灭门的巨大危险，去尝试当第二个钟会。既然不能造反，那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在李继岌面前洗脱自己的嫌疑。郭崇韬采用的第一个办法，其实在之前他已经在做，就是仿效昔日秦将王剪，大量受贿，自毁名声，以示胸无大志。
王宗弼等前蜀降臣请愿事件发生之后，他让儿子郭廷诲组织车队，一路招摇地将收受的巨额贿赂送往洛阳宅地，也是故意做给别人看：我如果想留在蜀地，怎么会将收来的钱都送往洛阳？
郭崇韬采用的第二个办法更直接，就是砍掉王宗弼那自作聪明、给自己惹祸的脑袋，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十二月十日，郭崇韬请示了李继岌之后，将倒戈功臣王宗弼和他的儿子王承班，以及王宗弼的党羽王宗勋、王宗渥等人全部抓捕，押往闹市处斩，同时抄没他们的全部家产。
在刑场一旁，贴有榜文宣示王宗弼等人罪行：“王承弼等人大逆不道地废黜自己的君主，专横跋扈地杀害宫中内臣，盗取公私财物据为己有，实在是国家的元凶！不能不明正典刑！”
成都城有很多官吏百姓受到过王宗弼的荼毒，对他恨之入骨。只因为他像是占领军的红人，看起来与李继岌、郭崇韬打得火热，才敢怒不敢言。突然听说王宗弼被抓起来，要砍头了。个个拍手称快，纷纷上街观看他受刑，有的还拎把小刀做准备。等王宗弼人头一离开他的脖子，众人一拥而上，割取王承弼身上的肉片，放进嘴里狠咬来泄愤。一会，王宗弼就被切割得干净，只剩了一付骨架！
郭崇韬努力想洗脱自己在李存勖、李继岌父子眼中的嫌疑，但是效果并不明显。要命的是，郭崇韬已经与李从袭等宦官，以及李存勖身边许多人结下了仇。这些人想到：如果不乘热打铁，将郭崇韬彻底搬倒，他一旦回朝掌握大权，后果不堪设想！
王宗弼丧命后的第四天，前蜀另一个大人物也迎来了自己的末日。被安重霸忽悠，千辛万苦走了一段长路的前天雄节度使王承休，终于带勤王的残兵败将来到成都。他见机不妙，赶紧投降，但已经太晚。
李继岌亲自审问他道：“你身居大镇，手握重兵，为什么不出兵抵抗？”王承休惶恐地答道：“畏惧大王您的神武！”李继岌说道：“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不早早投降？”王承休又答道：“王师不曾进入到我的辖区。”
李继岌不想留他性命，又提出了一个带着陷阱的问题道：“你带着多少人进入羌人地区？”王承休回答道：“一万二千人。”李继岌又问道：“现在回来的还有多少人？”王承休答道：“二千人。”李继岌道：“既然如此，现在该轮到你为那一万人偿命了！”
王宗弼民愤极大，王承休也非无辜。在短短的几天内，后唐连斩两位重量级降臣，这让王衍宗族以及为数众多的前蜀官员们心中忐忑不安：李继岌和郭崇韬会不会兑现之前在檄文中的诺言？现在看来已不能让人放心了。
一个月之后，李存勖派了一个名叫向延嗣的宦官担任使臣，来到成都，传达他的诏书。在给前蜀降人的诏书中，李存勖宣布：前蜀四品及以上的文武官员，各降一级，等待重新安排职务。五品及以下的官员，除了有特殊才能，或门第高者外，即刻免职，遣散回家。率先投降有功者，予以奖励。至于具体操作，由郭崇韬全权负责。
李存勖又专门给王衍下了一道诏书，里面信誓旦旦地说道：“你尽管放心入朝，当享受裂土分封的待遇，我是绝对不会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天上的日月星辰可以作证，我没有一个字骗你！”被软禁多日的王衍，捧着李存勖的诏书喜极而泣道：“我总算还可以当安乐公。”
向延嗣带来的诏书不只是针对前蜀降人，还有一道更重要的命令，是给郭崇韬的：既然前蜀已亡，战争结束，那么郭崇韬应该率伐蜀大军班师回朝。特别是要将在前蜀缴获的财物清点上报，尽快送到洛阳来！
李存勖对钱财如此看重，也是事出有因。后唐经过同光三年上半年的旱灾，和下半年的水灾，中原各州县严重减产，有的地方甚至绝收！这样一来，国库的农业税，很难足额征收。即使有孔谦这样的一流租庸使，也无法改变困境。
不久后，很多地方发生了严重饥荒。大量的贫苦农夫为了求生和躲避租税，背井离乡，踏上艰难的逃荒之路。在这种情况下，本应减免税赋，赈济灾民。奈何前两年的大量财富，都进了李存勖及其身边人的私囊，没成为国库的储备。于是灾情一起，国库便支出不减，很快耗尽。洛阳因为聚集了太多的人口，情况尤其严重，连驻军的军饷都发不出，更没有余力去管难民了。
孔谦只好天天跑到城外上东门码头，等待各州开来的粮船，每到一船就立即卸货发放，减去所有中间环节。但即使如此，大量的军人家庭还是揭不开锅。很多军人被迫靠典当妻子，卖儿卖女来渡过难关。那些因年纪大而卖不出去的军人家属，则成群结队到郊外采挖野菜，很多人因饥寒死在道上。
吃不饱、穿不暖的军队当然会人心不稳，李存勖看在眼里，也很担忧，数次召集大臣们商议应对财政危机的办法。
吏部尚书李琪认为应该先保民，后保军，他上疏说道：“上古三代盛世时，都是量入为出。先确定有多少收入，再决定养多少兵，所以即使遇上水旱灾情，也不会有发不出饷的情况。而近代以来，不管年景丰欠，都是向农民征重税来养兵，动不动就财用不足。我认为，从来就不会有农家富足而军人贫穷，或者农家贫穷而军人富足的情况。让农家过上好日子，才是解决军饷问题的治本之策。现在要直接削减农业税固然有困难，至少也应该取消那些加重农民负担的苛政，让民众喘一口气，稍得休息，一切才会慢慢好起来。”
李琪说的，只是一段冠冕堂皇、但毫无可操作性的废话。李存勖自己想了一个比较有限，但至少可从马上见效的办法：让后唐朝廷暂时离开洛阳，搬到灾情相对轻一些，同时水道航运也更便利的汴梁去。不过马上有谏官提出反对意见：“与其到处搬家，不如厉行节俭，勒勒裤腰带也就熬过去了。现在杨家的吴国还割据南方，是我们的潜在大敌。不能将我们财用匮乏，军粮不足的弱点暴露给他们知道。”
李存勖听了，觉得有理，于是这个方案作罢。那就先让士兵、百姓们忍一忍吧，反正再怎么困难，也不用皇帝亲自去勒裤腰带。实际上即使在财政最困难时，也没让李存勖收敛他已经养成习惯的大手大脚。他还是时常带着皇后嫔妃、侍卫亲军，组成一队庞大豪华的队伍，出城游玩狩猎。皇家猎队所过之处，向民间强征粮物。如此一来，民间对大唐皇帝的怨愤之情更加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