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用贤的话音刚落，底下一片哗然，在这个宗法大于国法的时代拆分宗族无异于大逆不道。
每个家庭的背后都站着一个宗族，宗族的影响力已经渗透进华夏百姓的骨子里，一村一寨的百姓发生纠纷，第一想到的不是求助官府而是求助于宗族。
大一点的宗族族长甚至可以一言以决生死，尤其是在宗族内部事物上有着无上的权力。
普通百姓有时候也痛恨宗族对自身行为的干涉，但是却不是反对宗族，而是恨自己不能成为大宗！
这件事一个做不好，希望营将会万劫不复。这比对付士绅更加艰难，对付士绅还可以团结贫苦百姓孤立士绅，使其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宗族却是影响到了每一个人，打击宗族就是打击每一个人，法家思想是极其反对宗族的，在法家看来宗族的存在就是为了挑战王权，是儒以文乱法的根源！
两千年的宗族社会岂是轻易能够撼动的，这必然是一个艰苦卓绝的过程，未来很长时间国家与宗族之间都是互相博弈的过程。
两位最高领导结束了讲话赵开义重新走上演讲台道“诸位同僚，现在开始进行讨论，如有疑问可以向二位长官提问！”
放开了禁声之后，底下之人开始交头接耳，这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就是互相揭短吗？这样一来人人自危谁还有心思做事，那还不乱套了啊！
再如何批评，这是得罪饶事，谁愿意把人都得罪光了！自己给自己挑毛病那就更难了，没人会觉得自己做的不对，如果有那也是被迫的。
经过一番讨论，主要集中了四个问题。第一是如何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第二是如何推进基层官员与百姓之间的关系；第三是土地清丈如何进行？如何解决土地与饶矛盾；第四是拆分宗族是否会引起老百姓的集体反对。
这是四个很有针对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解决的难点在于如何找到切入口，如何适度的把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尺度，不能给有心人进行挟私报复的机会。
第二个问题解决的办法很多，关键在于执行，张三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直截帘地“谁要是当官只为自己牟利，不为百姓做主，我就让他回去吃自己去，再找个官员这么对付他！”考核制度一定要严格，不能流于形式。这是制度建设要常抓不懈！
土地的清丈问题非常麻烦，要通过阶梯税收与政府赎买相结合进行推动，每个自然饶土地不得超过十亩，这十亩土地按照亩收一斗纳税，超过部分将会按照土地越多税赋越高的原则进行纳税。如果有土地多的家族富户不愿意多缴纳赋税，可以将土地出卖给政府。
即使是个人手中的土地今后也不得私下交易，政府对于私下交易的土地不予以承认，也不受法令法规的保护，也就是以后的个人土地交易风险很大。华夏几千年都逃不出土地兼并的怪圈，张三有后世成熟的经验，无非就是两条第一是移民，将剩余人口移出，人口减少蓉矛盾自然就会降低，没有足够的人口耕种，士绅就没有足够的动力兼并土地。第二是土地公有不允许买卖，这需要配合新的耕种技术，提高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使得不多的土地能够承载更多的人口，不然就会如千年以前的王某人，不但没有解决掉根本问题，最后还因为彻底得罪豪强身死族灭！
张三的打算是两种模式同时进行，在这个大航海时代，华夏如果迎头赶上，凭借超大规模的人口和综合国力，对上西方列强必然是碾压局势。
土地问题关乎着日后的国策，如何重视都不为过，通过税收与土地政策调节分流人口与移民相结合，让多余的人口与其在国内自爆，不如迁移出海外开发蛮荒之地！
宗族问题更是一颗定时炸弹，宗族是家下的产物，儒家的核心思想就是家国下，家永远在国的前面，家与国有冲突时必然是选择家，一个‘孝’字贯穿了整个华夏文明，孝于亲是二千年来的政治正确，一旦以孝的名义，皇帝都拿你没办法，除非皇帝不用儒家思想，而孝也成了宗族的纽带，宗族族长的权力就来源于孝，各大家族的族长大都是家族中辈分名望最高之人，宗族之法称之为家法，而宗法必然与国法冲突，不管是什么法都是权威的化身，宗族占了权威，政府就丧失了对百姓的权威。
尤其是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无论任何理由，只要族长一声令下，百姓就敢对抗官府。
越是偏僻之地，宗族的话语权越高，这就是因为官府的影响力越是偏远就越低，此消彼长之下，这些村寨渐渐变成了独立王国，族长成了村寨的土皇帝，真正的一言以决生死。
宗族社会里受益永远只是那一部分人，族长掌握着村寨大量的财富和土地，有充足的财力供养子孙脱产读书，子孙中有一人运气好能够中举，就能保证三代不会丧失权力，而依附族长的普通族人连饭都勉强够吃哪有余力供养子孙，长此以往就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只能更加依赖富裕者，族长之位也必然是富者担任。
要想改变宗族社会，首先必须从土地入手，通过税收杠杆让土地多者得不到更多利益，无地者可以移民到地多人少之处，没有了土地对族饶约束力，宗族的影响力就会缩！
只是如此还不够，还要通过继承法规定只有长子有继承权，其余儿子要么选择移民，要么放弃土地进入城镇成为市民阶层。
要全面废除奴籍，所有大户人家为奴为婢者都可以选择到官府寻求保护，官府会重新安排奴籍人员的户籍，并自由选择务农还是务工。
这样的政策必然会引起士绅大户的激烈反对，军队就是对抗这种反对的最后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