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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读书郎(1 / 1)

寒冬之后,1979年的春天早早的来了。

大成子这个萌娃,犹如长期冬眠之后骤然苏醒的小乌龟一样,忽然发现了一个五彩的世界。

篱笆墙上的木槿花开了,在成子的眼里有了别样的美感。

屋檐下的春燕归来了,他会冒出无数个疑问。

它们从哪里来?还是去年的那窝燕子吗?

午后的暖阳下,静静趴在牧羊的草坡上,翻看唐铮姐姐她们留下的小人书。

尽管一个字也不认识,也能从连环画连续的场景和人物中,悟出别样的故事来。

这个娃们的世界观里,不再只有吃和玩了。

第一次有了美和远方,有了对于过往的思念和对未来的憧憬。

“我家的孬孩总算开窍啦!”

妈妈卫兰正在晾晒衣裳,瞅见大儿望着远方出神的模样,满心欣慰的笑了起来。

娃们既然混沌初开,会思考人生了,也就到了入学的年龄。

二叔王世川交给堂姐毛丫一个艰巨的任务,教大成子数数,从一数到一百。

那个时候农村小学的入学条件,对于娃们通常有两个要求。

虚岁要满九岁,另一个指标就是要会数数,从一数到一百。

毛丫刚开始还挺开心,她与刚子一样,都有好为人师的毛病。

漫长的暑假天里,村口的老榆树下,成了毛丫授学的讲坛。

除了大成子这个学生外,还有狗蛋和栓子两个旁听生,有时刚子也会过来作为后备的助教。

教学的道具是一百根小木棍,或者一百个杏核。

古木为盖黄土为坛,颇有点孔老夫子当年有教无类的架势。

怎奈自家的小堂弟是榆木疙瘩的脑袋,几天之后狗蛋和栓子都学的差不多了,只有大成子对于数字还如天书一般。

好不容易数到五十个杏核,忽然又连下三级或两级从三十、二十重新数起。

有时又会犯跳跃性的毛病,从三十直接窜到八十。

这可把毛丫老师气坏了,拽耳朵、打手掌没有效果,与学生一起坐在泥地上气急败坏的嚎哭也没有作用。

毛丫堂姐终于无计可施,自个去二叔二婶那儿辞教不干了,让他们另请高明。

二叔王世川讥笑侄女在学校游混,连个数数都教不好。

二婶善解人意,上街的时候还特地给毛丫扯了一块做裙子的花布,作为教弟弟的酬劳。

妈妈最了解自家的儿子,大成子平时就怕毛丫,堂姐两下一咋呼,他就孬掉了。

一百以内的数数,应该是难不倒他的,让娃们自个去琢磨,效果可能会更好些。

果不其然,与狗蛋、栓子这两学龄前儿童互帮互学,又有刚子这打酱油的从旁纠正,娃们对于数字的领悟进展神速。

开学之前的半个月里,一百以内的数数,大成子已能倒背如流了。

那年开学季,大成子虚岁还没到九周岁,才是妈妈卫兰的一块心病。

临上学前她还不忘对儿子提耳嘱咐了一番:“成子!去学堂报名的时候报九岁知道吧!九岁!不然你就没有书念了!”

爸爸王世川对于儿子最舍得花钱了,开学那天给大成子置办了一身的新衣。

新汗衫、新短裤、新凉鞋、新书包,装扮的就像地主家的阔少爷一般。

在那个阶级斗争的观念还未消除,还以破旧为光荣的年代里,这身行头差点断了儿子念书的前途。

与大成子一起去东方红小学报名的,还有狗蛋和栓子。

不知是爸妈不忍小儿子当一辈子小放牛,还是老师家访起的作用,刚子又重新背起书包了。

这一次他该痛改前非了吧?就像民歌《读书郎》里唱得那样。

小嘛小儿郎,背起那书包进学堂。

不怕太阳晒,也不怕那风雨狂。

只怕先生骂我懒咯,没有学问啰,无脸见爹娘。

这首诞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湘南民歌,大成子他们读小学的时候还在广为传唱。

但不知从啥时开始,已经躲进历史的角落里了。

当王家成重新想起这首歌时,满是乡土气息的童年早已远去。

只留下一些斑驳的影子,在记忆的长河中时时泛起金色的波纹。

那个时候督促适龄儿童上学读书,应该是各个乡村小学的一项政治任务。

每年暑假都会有挨村家访的老师,上门登记适龄儿童的入学情况。

也正是这样一种制度,改变了小放牛田大刚一辈子的命运,使他重新走入学堂,开启了新的人生。

东方红小学的教师办公室里,挤满了前来报名领书的老生和新生。

堂姐毛丫颤巍巍的拉着大成子的手,来到了一年级班主任的桌前。

“老师,我弟弟要报名。”堂姐平时骄傲跋扈的气概没有了,怯怯看着老师说。

“哪个生产队的?学名叫啥?家里啥成分?”

班主任黄老师列行公事,很是温和的问毛丫。

“油坊生产队的,我弟学名叫王家成,社员成分。”

毛丫老实的回答,但答到社员成分时还是犹豫了一下。

那个时候读书报名,好像对于成分这一栏已经不再有强制性的要求了,所以本村的田维海老师特地嘱咐毛丫,报家庭成分时,只要报社员就行了,不要报富农地主、或是“四类分子”。

不会撒谎本是娃们的天性,毛丫尽管比大成子老练,有过报名的经历。

但向黄老师汇报家庭成分时,还是犹犹豫豫的露出了马脚。

那位黄老师或许是当年的“红卫兵、红小兵”出身,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没有随着改革的春风马上转变。

看着毛丫头闪烁的眼神,黄老师已猜出了其中的猫腻,脸色也变得严峻了起来。

再瞅瞅大成子这身地主羔的打扮,便不耐烦的把做记录的钢笔扔在了书桌上。

“几岁了?你不要讲话!让王家成自己回答!”

黄老师制止住毛丫,犀利的看着大成子,已经有点在找茬了。

“八岁。”

可能是受到了老师的威慑,大成子这个孬孩尽然老老实实的报出了实际年龄。

“明年再来吧!下一位同学!”

黄老师如释重负般的打发了毛丫姐弟,对下一个新生重新恢复了慈祥的笑容。

“死孩子!叫你报九岁、九岁!还报八岁!你难道是孬子啊!”

毛丫堂姐欲哭无泪,狠狠掐了大成子一下,低声的骂着堂弟,又牵着他去找田老师了。

“四叔,我弟没报上名,你帮帮他吧!”

田老师是高年级班主任,正在开班会,见他们姐弟俩可怜兮兮的站在门前,赶紧走出了教室。

“小事小事,别难过了,呵呵。那个黄老师人历来有点轴!你俩在这等一会,班会开完我带大成子去报名领书!”

姐弟俩喊四叔的田维海老师,赶紧安慰毛丫,又回头走进了教室。

而大成子这时候脑袋已经嗡嗡的了,他从未见过这么多的小孩在一个院子里玩耍。

在田老师的帮助下,王家大庄的四个娃们顺利报名,领来了新书。

如果进入学堂读书是人生中一个重要起点的话,大成子和他的死党们,快乐的幼年已经过去了。

就像远洋航行的货轮,人生之舟开始停靠在童年的港湾里。

随着时间流逝又会慢慢的四散开去,驶向不同的红尘之海,遇见不同的过客,最终停泊在不同的彼岸。

看似偶然,更像是早就注定的宿命一样。

九月的田野上一片丰收繁忙的景象,五个学童欢天喜地的走过潺潺流水的灌渠长桥,穿过满是松林的红石山坡,回到了油坊生产队的这片岗上。

队里的水田全是晚稻,还未到收获的时候。

所以如今这秋收大忙的季节,全队的社员们却是难得的轻松。

这会正在岗坡的旱地里,给山芋剪枝呢,也算是给各家的猪仔打猪草了。

藤蔓长的太旺盛了,不利于地下红薯山芋的生长。

每年月份,在挖芋头之前的个把月里,剪除多余的藤蔓,给芋头垄子松土通风,都是保证山芋丰收的重要流程。

毕竟在油坊生产队,芋头的收成早就是全队老小半年的口粮了,一点也马虎不得。

妈妈卫兰每年晾晒的芋头干,早晚熬煮稀饭,能从头年的立冬一直吃到第二年的麦收前后,吃得大成子见到芋头就犯恶心。

娃们平时都喜欢偷瓜摸枣,但那个时候,王家大庄成子、刚子这些小鬼却从来没偷挖过队里的芋头,由此可见对于红薯的怨恨有多深了。

每天的主食早餐水煮芋头、中餐芋头干饭,晚餐芋头稀饭。

这样的日子不出十天,是个娃都会对芋头发怂的。

“回来啦!新书呢?”

见到娃们归来,忙碌的大人纷纷围上前来,打听着学堂里的事情。

妈妈卫兰掏出大成子的课本,欣喜的摩挲了起来。

他们这代农民大多没有进过学堂,对于知识和文化的渴望也成了他们一辈子的遗憾。

“这些个操蛋皮!今后终于有人能治他们了!”

生产队长老罗头和几个老社员正在垄边抽旱烟打尖,看着娃们欣慰的笑道。

“养不教父之过,教不学师之惰。学堂先生的本分就是管束学子,呵呵。”

生产队喂猪的猪倌田伯生于私塾世家,解放前读了一辈子的儒书,说起话来也是一套一套的。

这时正挑着茶水担子来到地头,听见老队长慨叹,也就接下了话茬。

看来混沌未开的这些年里,刚子、大成子、狗蛋、栓子这一众小娃,已成油坊生产队的公害了。

他们能进学堂接受老师的教诲和约束,也是队里的一大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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