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清军方面，战前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
由于统治集团主战、主和意见分歧，相互掣肘，事先既未组成专门的作战指挥机构，更无统筹全局的战略指导。
始寄希望于俄、英等国的调停，继则在海陆战端已启的情况下仓促宣战，慈禧太后命令北洋大臣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沿江、沿海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
据此，清廷决定增调陆军赴朝，先在平壤集中，然后南下驱逐在朝日军；以海军各舰队分守各自防区海口，北洋舰队巡弋于大同江口以北黄海北部，并扼守渤海海峡，确保京畿门户安全，策应在朝清军。
年月日，驻朝陆军在平壤与日军激战数昼夜后溃败，总兵左宝贵战死，统帅叶志超等逃回国内。
年月日，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主力在黄海大东沟附近海域遭遇，丁汝昌执行李鸿章“保船制敌“的方针，但北洋海军在弹药不足，在此情况下与日本舰队进行了一场长达个小时的海上会战，结果极大地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也加重了损失的程度“。
中舰沉没艘，日本舰队亦遭重创。
此后，清军在鸭绿江、九连城等战场与日军激烈交战，但终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
最终，旅顺、威海等重要海军基地失守，北洋水师覆灭。
我们来分析一下北洋舰队的覆灭原因吧。
首先北洋舰队的覆灭与朝廷旧官员是分不开的，众大臣将北洋舰队视为李鸿章的私家军，挑拨其与慈禧的关系，提醒慈禧心加戒备。
朝廷旧官员的内斗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北洋之外的党派之争，一种是北洋之内的党派之争。
先说北洋之外的吧，主要有两大派系，一是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派，包括抗议海防捐的张之洞，二是以李鸿章为首的北洋洋务派。这二者之间先是由私人恩怨再到国家政见的不同引起。
而光绪帝对师傅的尊敬和信任也导致清流派变成了帝派。
作为翁同龢的门生，光绪皇帝深受其思想熏陶，深以清流言官的意见为是。
光绪皇帝认为李鸿章胆小怯懦，认为其在对日作战上过于谨慎。
于是年月日，光绪皇帝下旨，申饬李鸿章，令其将北洋的全部军队送上前线，准备作战。
旨意要求立即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若再顾虑不前，行事拖沓，循致贻误战机，定惟李鸿章是问!
帝党对淮军的攻击首先从质疑其战斗力开始。
清流言官一直认为淮军畏缩惧敌并深恨痛之。
同时调湘军等非淮系军队北来的计划在中日开战后就在逐步实施中。
年月日，陈湜奉令"募旧部勇丁数营，一俟成军，即行北上"。
月日，翁同龢至友湖南巡抚吴大瀓自请带湘勇北上助战。
月日，在籍布政使魏光焘奉令募刘锦棠旧部数营，即行北上。
此外，清流中久负时望的疆吏李秉衡也由安徽巡抚调任山东巡抚，以参预北洋防务。
此外清流派还多次请求调拨滇军、粤军等地方军队北来，以改变清廷倚重淮军之势。
但问题在于，这些或临时招募或缺乏训练的部队，其战斗力与已经进入朝鲜的淮军，还有相当距离。
这样的多省部队全部打入北洋，管理上产生极大的混乱，而且由于派系不同，各自纷争不服领导，导致整个军队的战斗力不增反降。
帝党打击淮系的主要手段还包括点对点打击淮系文武大员。
举凡淮军将领和北洋人物，除聂士成等个别人外，几乎人人皆遭弹劾。淮军陆军将领有叶志超等，海军将领及有关人员有丁汝昌、刘步蟾等，李鸿章的幕僚及主办北洋后方勤务人员如盛宣怀等李鸿章的亲属子侄如李经方、李经迈等。
御史李念兹甚至有淮将除聂士成外，无一善良之语。这些举动是帝党打击李鸿章的一种策略。
这种打击措施是很致命的，虽然说这些人也不是清白的，毕竟各有各的问题，但是大战在即，临阵换将根本不可能，让他们带着情绪和问题上阵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顾虑，对战争十分不利。
其次就是北洋军队内部的斗争也十分地残酷和剧烈。
北洋海军部分继承了晚清军队落后的制度和习气，水师后勤管理。
北洋水师创建初期，后备人才不足，所以李鸿章借材于闽，大部分的高级海军将领均来自船政学堂，福建人为主。
但是李鸿章不希望长期如此。
只因船政学堂当年是左宗棠和张之洞建立的，相当多的人才都是他们的嫡系，虽然说也算是忠臣良将，然而不是自己的嫡系就很难领导。
就象是李鸿章的淮军也不服从曾国藩的领导一样，这样的军队派系已经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军阀部队了。
故年，李鸿章正式上奏，将丁汝昌留用北洋海防，充当兵船督操，后担任提督。
李鸿章又奏请开办天津学堂，想逐渐让新生人才代替来自船政的高级将领，到年甲午海战的时候，天津学堂的毕业生已经开始担任二副、水手长等职位。
但是在这段期间内，北洋水师产生了内部矛盾。
刘步蟾利用乡情，联合闽籍军官，与丁汝昌明争暗斗，在水师中形成了闽党，逼走了水师教习英国人琅威里。
丁汝昌也一直试图改变现状，例如广东水师的"广甲"留在了北洋水师，丁汝昌将淮军将领吴敬荣任命为管带，就是想摆脱闽党的控制。
北洋水师和北洋陆军的关系，也不是非常融洽。
驻守在威海卫和各个炮台的守军，基本来自山东巩军和绥军，虽然在战斗中，他们表现出了远高于东北八旗军和练军的士气，但是没有配合好海军，最终被日军像拔钉子一样，要塞和炮台被挨个拔掉。
甲午战争时，绥军和巩军由淮军将领戴宗骞统领，戴宗骞首先是不顾丁汝昌的反对，执意组成机动队，对数万登陆日军进行突击，结果却像飞蛾扑火，无济于事。
其次是关于炮台的位置和守军人数的安排，戴宗骞和丁汝昌也意见不同，二人对彼此均有意见，遇事很多时候都不愿意当面商量。
最后则是关于龙庙嘴炮台，日军连续猛攻，炮台岌岌可危，丁汝昌要求炸毁炮台，以避免日军占领炮台，攻击港湾的北洋水师，但是戴宗骞执意反对。
结果在日军的猛攻下，守卫炮台的山东巩军全部战死，日军占领了炮台，随即用大炮猛轰北洋水师的军舰。
随着陆军最后的堡垒南帮炮台和北帮炮台均被日军占领，守卫炮台的绥军全部战死。
戴宗骞已成了无兵之将领，戴宗骞哀叹"守台，吾职也。兵败地失，走将焉往吾唯有一死以报效朝廷而!"
这次丁汝昌没有和他争执，安排几个水兵将其架走，一同撤入刘公岛。
当晚，戴宗骞自尽。至此，协同北洋水师作战的陆军，全军覆没。
第二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战略战备的问题。
上面的问题可说是客观原因，这个就是主观原因了。
在整个战争期间，北洋水师没有明确和日本联合舰队以舰队决战夺取制海权的战略，未制定出战略计划，日本海军则制定了明确的作战预案，是以夺取制海权为中心的海军制胜的方案。
从而使联合舰队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导致北洋水师战略上陷于被动。
而在海军军备，战前日本联合舰队从总吨位、火炮配置、水兵数量、航速等方面，已经全面超过了北洋水师。
如果说海军方面，当时有少数人认识到日本联合舰队实力已在北洋水师之上，但是陆军方面，几乎所有人，包括在清朝海关工作的英国人赫德也认为清军必将依靠人数优势，在陆地上击败日军。
但是那时候的战争，已经不是单单依靠人数来决定胜负。
甲午战争前，清军正规军已经从入关时的万发展成了万，其中八旗万，绿营万再加上勇营，总数接近万，可谓是"百万雄狮"。
但是不得不说，这其中占大部分的正规军，是不能投入战斗的无用之兵。
八旗绿营，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就被英军打得落花流水到了太平天国运动，更是一败涂地到了甲午战争前，这支正规军仍然保留着中古时期的战术射箭，长矛，大刀。
八旗绿营的这种腐朽和顽固的制度，已经不能胜任当时的战争。
淮军是前期投入战争的唯一清军力量，其主力兵力万人，除去镇守炮台和要塞的，机动部队仅仅万多人。
而当时日军投入的是个野战师团，兵力超过万。
在威海保卫战中，登陆的日军超过万人，而当时迎战的绥军和巩军却只有人，大都战死和殉国。
所以那些整天坐在安乐椅上面的清流言官，用"贻误战机、昏庸无能"来指责当时的清军战场指挥官，应该说是非常不客观的。
第三个重要的原因是技术和训练的原因。
在黄海大东沟海战中，北洋海军缺乏带反后座装置的速射炮，是一个致命的技术缺陷。
而日本联合舰队却拥有大量速射炮，达多门，日本舰队充分发挥了速射炮的威力。
北洋海军另一个技术缺陷是缺乏与日本联合舰队抗衡的快速巡洋舰。
航速太慢对北洋海军的影响，交战开始时表现为队形转向不利，难以协同作战。
由于战前两年清财政困难，停止进口枪炮舰船，北洋水师弹药储备严重不足。还有弹药不足、炮弹击中敌舰而不爆炸、所用炮弹不合式的情况。
水师教习英国教官琅威里是一名优秀的海军教习。
在英国担任过海军中校的他，不仅对于海军有着丰富的了解，而且对他的这一份中国的职业(官拜副将之职)异常重视。
在平日里面的教习和训练里面，琅威里对北洋水师的官兵要求极为严格，教习一丝不苟。
然而，琅威里严格的治军态度最终为他的教习生涯画上了句号。
在琅威里上任初期，北洋的士官生们还知道技不如人，尚能服从琅氏严格的管理。
等这批人逐渐升上管带后，就再也不能容忍一个洋人在他们面前指手画脚了。
他们与琅威里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尖锐，终于在舰队南下香港避冻时发生了"撤旗事件"，琅威里被迫离开了北洋水师。
琅威里的离开，使得北洋水师的战斗力大减，不仅裁撤了相当多数据的将士，而且余下的将士们的训练也都成了闭门造车，瞎子摸象的走过场了。
更让人难过的是，如此严重的北洋舰队的状况却没能引起清政府的恐慌和重视，甚至于李鸿章本人，都没有作出更多更强有力的措施来改善，整个朝廷都陷入了一片为慈禧太后庆祝六十大寿的狂欢中，所有的文武大臣都在琢磨着此次寿礼的与众不同，而忘记了隔着这片海，有敌人在虎视眈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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