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4年,柴荣有一天临朝时对宰相们说“朕经常思考如何达到大治,始终得不到要领,这甚至影响了我的睡觉吃饭。而周边的吴地(南唐)、蜀地、幽州、并州隔断了我的政令,土地也不能统一,那里的百姓听不到我朝的声音,现请大臣们发表高见,撰写《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和《开边策》各一篇,朕将一一阅览。”
朝廷遴选了徐台符等二十名文学之士出谋划策,撰写策文。当时,这些文士大多不主张用武力,认为应以文治为先。只有翰林学士陶谷、窦仪,御史中丞杨昭俭、比部郎中王朴四人提出武力用兵之策。
比部郎中王朴提出了先攻取江淮的策略,他的策文先分析形势“中原朝廷丧失吴地、蜀地、幽州、并州,都是由于丢掉治国之道。要首先搞清楚丢失土地的原因,才能找到破解之策。当初中原朝廷开始丢失国土时,都是因为君主昏庸、臣子奸邪,军队骄横、百姓穷困,奸人乱党充斥朝堂,强将武夫在外面横行霸道,这些弊端由小变大,最终酿成祸端。”
“如今要收复失地,就要反其道而行之,重用贤人、布施恩泽,奖赏功劳、惩罚罪过,革除奢侈、减少赋税,鼓励生产、富足百姓。等到群贤毕至,政事理顺,财库充足,士民归附,然后再起兵,则千秋功业没有不成功的!对方的百姓看到我方有取胜的形势,必定会有人愿意为我们当内应和向导,如果民心已归附我方,那么天意也必然会顺从了。”
王朴接着又提出了用兵之策“大凡进攻夺取的方法,必定先从容易的地方下手。南唐与我们相接的国境将近两千里,这地势很容易骚扰对方。骚扰时应当从没有防备的地方开始,他防备东面我就骚扰西面,他若防备西面我就骚扰东面,对方必定东奔西走的救援。在东奔西走之间,就可以探知对方的虚实强弱,然后避实击虚,避强击弱。”
“当不需要大举进攻时,就暂且用小股军队骚扰,由于南方人生性懦弱胆小,即便有小的警报,也必定出动军队救援。而军队这样频繁出动就会使百姓疲劳而财物耗竭,如果对方不出动大批军队救援,我们就可以乘对方兵力空虚而夺取土地。采取这样的方式,长江以北各州将全部被我方占有。”
“既得长江以北,就可利用他们的百姓人力,实行我们的治理方法,长江以南也就容易夺取了。取得江南后,那么岭南、巴蜀之地就可以传檄文而平定。南方既已平定,北方的燕地必定望风披靡归附中原。倘若它不归顺,就调动军队进攻。只有河东之地的北汉是必然要拼死一战的敌人,没法用恩惠信义诱导,应当用强大的军队制服。”
“但北汉自从高平失败以后,国力空虚、士气沮丧,必定没能力再挑起祸患,应该暂且放在以后谋取。等待天下已经平定,然后再择机一举消灭。如今我国的军士精干,武器齐全,军将愿意为国效力,现在要积蓄粮草充实边疆。”
王朴的这篇策文影响力空前,在后世也时时被人提起。柴荣对王朴的策文很感兴趣,主动与他商讨天下事,二人很谈得来。
王朴也因献《开边策》,由比部郎中升任左谏议大夫、知开封府事。同年,又改任左散骑常侍、端明殿学士,成为柴荣身边的重要谋臣。
……
有了武备,又有了文策,柴荣开始大力开拓疆土。当时,诸侯割据遍天下
北方北汉、契丹辽国;
南方南唐、南平、南楚、吴越、南汉国;
西方蜀国。
柴荣决定按照《开边策》,先攻南后取北,首先要稳定北方。
当时,北汉之主刘崇忧愤成疾,得病死了,在位4年。他的次子刘承钧继位,改名刘钧,并向辽国报丧。
契丹主册封刘承钧为汉帝,呼他为“儿皇帝”,刘承钧继续效仿前辈石敬瑭,甘愿与契丹联合在一起,共同对付强敌后周。
柴荣也积极备战,派许州节度使王彦超、曹州节度使韩通,率领军卒及民夫,疏浚河北深州、冀州之间绵延几百里的的胡卢河,使河道变深,便于向北方运动粮食和军队器械。
周军还大堰口沿河修建城垒,派重兵戍守,以河流的天然屏障阻止契丹骑兵的随意入侵,北方也因此保持了几年的总体稳定。
……
南方与后周土地接壤的,主要是后蜀、南唐,但到底是先打后蜀还是先打南唐,柴荣还没定夺。
此时的后蜀国主是孟昶,此人生性懦弱,喜欢游山玩水不务正业,他的江山是从父亲孟知祥传下来的。
但孟知祥是兢兢业业的人,他是晋王李克用的侄女婿。当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建立后唐国,派兵征讨王建创立的前蜀国,夺得蜀地,任命孟知祥担任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但李克用的养子李嗣源后来被拥立为帝,取代了李存勖。孟知祥也随后占据蜀地称王,建立后蜀国。但孟知祥在位七个月就死了,儿子孟昶继任国主。
柴荣召集群臣讨论,宰相说“后蜀国长期远离战争,国富民丰,且有蜀道山川之险阻隔,不容易被夺取。但秦州(甘肃秦安北)、阶州(甘肃武都东南)、成州(甘肃成县)、凤州(陕西凤县),原来就是中原土地,百姓也心向中原,可以先攻取此四地,阻断西蜀与我周朝的屏障。”
柴荣采纳此建设,诏令宣徽南院使、镇安节度使向训(即向拱)为统帅,带领凤翔节度使王景等一起出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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