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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4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斯大林同志拿起了《真理报，头版头条是苏联莫斯科大学与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教授前往中国上海参加亚洲国际法庭的消息。
读完这篇文章，斯大林同志很习惯的点起烟斗，对于真理报主编布哈林在这件事上的工作成绩不是很满意，却仅仅是不很满意而已。因为何锐的反应太快了，从歼灭澳新军团到号召国际法学专家，一气呵成。虽然斯大林同志发现这个机会后，立刻做出了直接指示。但最好的时机已经错过，亚洲国际法庭的组委会先婉拒了莫斯科与列宁格勒两地大学法律系教授成为组委会成员。
当外交部开始执行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后，才争取到了成为观察团委员的资格。组委会成员与观察团委员，这里面的差距可就太大了。相比之下，匈牙利这个人嫌狗不待见的国家都因为行动及时，最终获得了组委会的委员资格。
真正让斯大林非常不满的是苏共政治局委员，外交人民委员会主席越飞。或许应该将越飞撤职，换上更有能力的同志，斯大林同志开始考虑此事。但是该换谁呢？
又换上一斗烟丝，斯大林同志站起身，在办公室内走动着。最终，他决定在苏共政治局的常务会议上提出此事。虽然越飞与托洛茨基走得很近，此事一定会被托洛茨基一派认为是斯大林同志要进行政治斗争。但既然那些人脑子里只会考虑这种事情，斯大林同志更觉得和他们进行斗争反倒充满了必要性。
1月15日，是苏共政治局常务会议的日子。看的出，托洛茨基此时的反对态度已经非常明确，此时托洛茨基在政治局内已经处于弱势，1925年1月被迫辞去军事人民委员会主席后，出任电气技术发展局局长，兼工业与技术委员会主席。
即便如此，这位有着狮子鬃毛般浓密头发的男子依旧没有任何退却的打算，会议刚开始，托洛茨基就提出了全新的报告，“工业技术委员会希望排出代表团，与中国在技术合作方面进行协商，希望能够达成一个长期协议。而且，苏联与中国人员交流计划，我们也希望对中国政府提出的方案进行讨论。”
这两个计划是托洛茨基与他的支持者推动的，也是托洛茨基认为近期能够影响苏联经济政策的一大助力。
以当下苏共内部的局面，委员们都很清楚矛盾到了什么程度。这些提案已经不仅仅是提案，更是对于话语权和政策制定权的争夺。很多观望派委员并没有表态，大家都等着斯大林的发言。而斯大林同志依旧冷静的听着，从表情上完全看不出任何情绪。
托洛茨基则继续讲述道：“我认为中国方面不会拒绝这些协议，但我要说的是，通过对比苏联与中国方面的贸易，以及苏联与欧洲的贸易，其中的差距非常大。中国方面能够接受签订了协议后，一年半后再支付商品，而欧洲那边有限的贸易中，欧洲商人对于时间的要求非常紧。所以很多欧洲商人并非不愿意与我们贸易，而是不能接受我们的交货时间。根据我们收集到的情报，中国与各国商人的交货时间就短的多，同志们，我很想对此事进行讨论。”
观望派的委员与支持斯大林的委员们都看向了斯大林，他们明白这又是托洛茨基的一轮进攻。以前只有苏联的自由派才敢拿欧洲经济与苏联对比，由于苏联对西欧各国之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关系，认同西欧几乎被认为等于叛国，所以这种比较遭到了苏联上下的强烈不满，并没有造成多大影响。
中国的何锐政权在列宁时代就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权’，但何锐政权与苏联的重新划界协议在苏共中央接受范围内，何锐政权与苏联之间的边境军事缓冲区执行的相当不错。这个协议中规定，两国每年都组建共同检查组，到对方的军事缓冲区进行检查，并且参观对方接近军事缓冲区的军营。
这种军事互信机制建立后，庞大的中国虽然依旧存在某种潜在的威胁，但是庞大的中国却成为了苏联在东方的某种屏蔽。让苏联的安全压力大减。
何锐政权修改了宪法，确定中国是社会主义政权。即便苏联国内依旧有非常多人认为中国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权，但这个‘资产阶级国家’，却被视为‘温和资产阶级国家’，甚至是某种‘好的资产阶级国家’。随着中苏之间的贸易量越来越大，托洛茨基一派原本倾向于用欧洲与苏联对比，现在越来越多的将中国作为与苏联对比的参照物。
斯大林同志非常讨厌托洛茨基的比较，苏联是苏联，中国是中国，托洛茨基好像完全忘记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既没有能力搞清楚各个国家的具体不同，也没有能力搞清楚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
就如托洛茨基通过对于苏联交货不及时与中国快速供货的对比，试图构建出‘中国比苏联强’的结论，然后再根据这个结论对苏联现有的生产进行批评，最终达成争夺到话语权的目的。
出于最基本的礼貌，斯大林同志听完了托洛茨基的发言，却没有发言。在政治规则中，‘王不对王’。所以政治局委员，《真理报主编布哈林开口了，“托洛茨基同志，我也认为中国方面的反应速度非常快。最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中国正在通过建设亚洲国际法庭，实现了外交上的突破。我很想询问越飞同志，为什么在中国最初发出邀请信的时候，莫斯科大学以及列宁格勒大学的法律系没有任何反应？以至于到现在，我们只能派遣人员成为亚洲国际法庭观察团的成员。”
这个反击十分猛烈，让外交人民委员会主席越飞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反应。局面已经发展到了令越飞瞠目结舌的地步。中国组建的亚洲国际法庭已经被定性为‘学术组织’，中国政府把自己的身影隐藏在一个国际学术组织后面，在这个政治军事主导的大使上仿佛不存在一样。
中国法学博士赵天麟教授完全站在世界外交舞台的聚光灯下，成为最闪亮的那一位。赵天麟的学历，经历，人品，又完全承受住了随着关注而来的种种详细的查看，在世界上成了法律界的一个代表人物。
越飞委员不得不承认，中国成功塑造出这样的一个形象后，亚洲国际法庭已经成了一个外交界的大舞台。中国的外交灵活的让越飞感觉看到了列宁同志的敏锐感觉，中国将美国踢出了亚洲国际法庭后，活跃在舞台上的都是欧洲与中国的法学界的著名人物，而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外长陪同两国法律界人士前往中国的消息就显得并不显眼。以苏联大使馆在中国收集到的情报，法国与德国也都有外交人员抵达中国，与中国外交部进行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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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外交空前成功，而这种成功正是苏联所需要的，苏联当下外交上的最大问题就是无法打破被封锁的局面。
布哈林的攻击既然开始了，就必然要达成目的。越飞能理解到的事情，布哈林也明白，所以布哈林讲述了中国在外交上的突破后，继续说道：“如果苏联要恢复与欧洲的贸易，首先是获得外交上的突破，而不是简单的对于交货时间这种小事进行讨论。何锐先生在前几天与我国驻华大使在晚宴上进行交谈的时候说过，任何国家层面的行动，即便再快，总有更快的，即便再慢，也有更慢的。国际发展，重要的是能否抓住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在这次的事情上，外交人民委员会已经不是快与慢的问题，而是完全没能理解局面。我认为这证明了越飞同志的工作能力值得讨论。”
话说到这里，苏共中央委员们明白过来，斯大林同志这是要把将越飞的外交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给拔掉。外交人民委员会是苏联与欧美交流的关键渠道，但是这个位置的重要性并非特别高。
既然要将越飞拔掉，就要历数越飞的问题，不少委员非常乐见此事。因为他们所看不惯的很多人因为与外交人民委员会有各种关系，所以得到了非常多其他同志无法得到的欧洲商品。欧洲反动政府的外交部正在通过这样的小恩小惠影响与收买一些苏联同志。
这样的局面直到斯大林同志强化了与中国的贸易后才被遏制。中国在轻工业品生产方面的确非常出色，对欧美轻工业品的仿造也非常有天分，如果不是一定非得要求某个欧洲品牌，而是愿意接受中国品牌的商品，苏联可以通过贸易，用木材、铁矿石、煤矿等苏联拥有的丰富资源进行贸易。价格比欧洲商品便宜了许多。
即便是有些委员中意某种欧洲品牌，中国方面也可以通过贸易渠道进行转口贸易，价格虽然贵了点，却也公平。有这样的贸易后，欧洲外交界人士用些许商品就能获得苏联中上层欢心的手段被打断了。
所以在托洛茨基试图通过对比中苏贸易交货时间来对苏联工业生产提出批评的时候，支持斯大林同志的委员们都觉得托洛茨基很有可能是想通过这样的攻击，去批评斯大林同志在建设苏中贸易中已经获得的巨大成就。
布哈里对委员们的心态非常了解，所以攻击起越飞的时候十分坦然自若，“越飞同志，我很想知道，在中国没有向莫斯科大学与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发出邀请后，你为什么不主动宣布，莫斯科大学与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愿意参与到亚洲国际法庭的正义行动中去？”
越飞无法回答，他当时所考虑的是如何恢复与欧洲的外交关系，认为中国的行动只会引发中欧更激烈的矛盾，完全没有考虑到竟然存在中欧在亚洲国际法庭进行合作的可能性。
见越飞没有回答，布哈林继续问道：“当时的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确认为中国与欧洲的关系是以对抗为主。你没能提出更有洞察力的外交领域意见。在之后，法国法律界人士主动宣布会加入亚洲国际法庭，你为什么依旧没有提出苏联的法律系教授加入亚洲国际法庭的申请？”
越飞还是没办法回答。在那个阶段，越飞很怀疑中国组建亚洲国际法庭的行动会不会演变成一场自取其辱的闹剧。越飞认为，中国虽然取得了中英战争中的一定军事胜利，但是这不等于中国邀请欧美各国法学家加入亚洲国际法庭的行动最终成功。欧美各国之间有矛盾，但是在面对中国的时候，这些国家的矛盾应该是次要矛盾。
苏共政治局委员们静静的听着布哈林的指责，布哈林对越飞的指责并非空穴来风，事实证明，越飞在亚洲国际法庭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没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丢失了对于苏联来说非常重要的打破外交封锁的机会。
如果实在联共布尔什维克内战时代，这种执行力是有可能要被枪毙的。按照列宁去世后，斯大林作为第一书记确立的政治默契，不消灭，而是找个闲职安置。越飞大概就要去某个没啥实权的部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