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岁的时候，常兴邦给家里买了一台收音机。从此，单田芳评书和小喇叭成了常青藤最爱的节目。
6岁的时候，常青藤到翻过一个山头的轱辘村去上小学。娘给她缝了一个小书包，里面装了一个拼音本、一个算数本、一个石板和一小纸包的粉笔（做练习用的）。
常青藤带着自己心爱的小板凳到了学校，教室里的课桌是用水泥板和砖头搭起来的，板凳要孩子自己带。有的同学和常青藤一样，带着板凳，也有的同学是在一摞砖块上放了个垫子，更有的直接是在砖块上放了一本书，坐在书上。
学校有两间教室，一个老师。一间教室坐了一、二、三年级的学生，另一间教室坐了四、五年级的学生。老师轮流给各班上课。教室的旁边，有一间小屋子是老师的宿舍，宿舍旁搭了个棚子，老师在那里做饭。
教室和家里的房子一样，下面是石头，上面是土坯。有一间教室挨山太近，学生们可以从山上跳到房子上。这是学生课间最喜欢的游戏。
老师会在下面喊：“别上去，小心掉下来。”其实，也不怎么管，反正孩子们在家也这个样子。常青藤就经常从山上跳到自家的屋顶上，也从自家的屋顶上跳到山上。
只有一次很离奇，一头牛不知怎么走到了房顶上，整个房子都颤起来，让大家以为地震了。跑出来看到是头牛，都高兴的哈哈大笑。
第一节课，老师给她发了语文书和数学书。常青藤摸着崭新的书，兴奋的从头翻到尾又从尾翻到头，横过来、竖过去，怎么看怎么喜欢。她的座位一边挨着她堂姐，一边挨着她三爷家的堂叔。这个堂叔小时候生过病，傻了，写的所有的字都是“蝌蚪文”，真的很像蝌蚪。三爷送他来上学，不过是给他找个事做，省了走丢了。
跟着村里的大孩子，路途并不觉得寂寞。而且，常青藤第一次扎了小辫子，是一个堂姑帮她扎得，让她高兴了一整天。很快，她就可以和堂姐互相扎小辫了。
学校里大约五六十个学生。下了课，女孩子们跳皮筋，踢毽子，抓石子。男孩子们翻跟头、拿大顶、打贴片。
丢沙包分化为三种游戏：一种是自己拿了两个或者三个沙包，一个手或者两个手轮流抛出再接住，掉了的就算输，由下一个孩子玩；第二种是一群人围成一个圈，一个孩子拿了沙包，丢在谁的后面，谁就起来追丢沙包的，追上了，被追的孩子接着丢沙包，追的孩子坐下，丢沙包的孩子要是先坐到了追他的孩子的位置上，则宣告胜利，追人的孩子开始丢沙包；第三种，是两个人一组，互扔沙包，中间的孩子躲沙包，躲过去了，不输不赢，抓住沙包，则可以多一条“命”，下次要是被砸中，就用这条命替代，继续在场上，如果没有“命”了，被砸中后，就要替换扔沙包的孩子。
学校向常青藤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让她无比欢喜。
常青藤喜欢抓石子、翻跟头和拿大顶，而且很会玩沙包。不过半学期，抓石子和玩沙包的前两种玩法都没有人跟她玩了，因为她一个课间都不会坏，别人根本就玩不成。
常青藤在跳皮筋和踢毽子方面没有丝毫天赋，只要上场，伸脚就坏，也没有人跟她玩，因为没人跟她一组。常青藤只好练习翻跟头和拿大顶，很快，男生们都讨厌她，因为她跟头翻得好看，贴墙贴的时间最长，女生们都夸她。男生们邀请她打贴片，常青藤拒绝了，嫌弃他们撅着屁股的样子太丑。
吃过晚饭，秦小秀在煤油灯下裁剪布料做衣服、衲鞋底、做鞋子。常青藤则是边搓麻绳便给常青果讲学校里的趣事或者从老师那里听来的各种故事。
麻绳搓得够用了，常青藤就会带常青果去村子里找其他孩子玩攻城或者藏猫猫之类的游戏。常青果胆子小，天黑以后，自己并不敢出去玩。
同一个院子的爷爷奶奶的屋子里，总是坐满了叔叔姑姑及他们的朋友等大群的年轻人，边打牌边讨论收音机、报纸上的新闻。
有时候，年轻人也会吹吹笛子，唱唱歌。常青藤三叔的笛子吹得最好听。快到过年的时候，则是在屋里卷“二踢脚”等爆竹。常青藤的五叔手最巧，卷的“二踢脚”飞的最高。这个时候，奶奶就会坐在炕角靠着墙打瞌睡，爷爷通常在村委会里忙碌或者躲清闲。
同在一个院子里，却是两个世界。那屋的人从来不会到这边来，这屋的人也从来不会过去，小小的院子仿佛天堑一般，隔开了两家人。
不过，上学也有烦恼。常青藤第一次拿到了钱；一学年的学费，一元四角。从娘手里接过来的时候，她高兴极了，紧紧的攥在手里，看了又看，才小心翼翼的放到书包里。可是，等到要交给老师的时候，翻遍了书包也没有找到钱。
常青藤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嚎啕大哭：“我娘要打死我了，我娘要打死我了。”常青藤当然没有被打死，只是被打了个半死。
后来，常青藤慢慢的知道了，学校里有一个胖乎乎、高高壮壮的女孩，会偷同学的东西：小手绢啦、作业本啦、头花、纱巾和钱。
被抓住的时候，老师叫过家长，家长当着老师的面，打孩子打到老师不得不去拉。最后，也不了了之了。但是，因为没有人看见，常青藤并不知道她的钱是不是那个女孩偷的。
当时，在农村的小学，老师吃的菜是由学生们轮流带的。常青藤给老师带过一个大冬瓜，当抱着冬瓜走到山顶的时候，不小心脱手了，大冬瓜非常潇洒的向山下滚去。
常青藤一路大喊大叫、拼命去追，一直也没有追上。还是走在她后面的一个本家哥哥截住了冬瓜。当常青藤抱着坑坑洼洼的冬瓜去给老师送的时候。老师笑道：“这是给冬瓜做美容了？”常青藤觉得老师笑得很好看。
割麦子的时候，常青藤依然挎着小篮子到田里捡麦穗，不过，她捡的麦穗单独放起来，等麦假结束后，要交给老师。
秋假的时候，当然不是捡玉米穗，而是拾花生，作为勤工俭学的“战利品”。寒假呢？是在过完年后，到山上挖白毫苗，据说外面有人吃，也可以当药材。不过，村里人从来没吃过。
常青藤觉得上学的日子特别快乐，有人玩，有事干，识了字以后，自己就可以看懂杂志和小画书了。不过，她家没有这种奢侈品，她一般是到四爷家去看——四爷是老师，会带这些东西回家。
她还会到老师的屋子里找书看，也看报纸，不过，她更喜欢看故事书。爷爷家也有报纸，但她从来都不进爷爷的屋子。在她的心里，有害怕，也有厌恶，但她长大了，不再说出口。
三年后，当常青果上学的时候，常青藤的苦日子又来了。不知道为什么，常青果特别讨厌上学。
常青藤第一次到学校，是自己背着书包去得。常青果是被娘送去的，因为：
第一天，常青果赖在炕上不起，娘拉不起来，只好作罢；第二天，娘许诺给常青果吃纯白面的馒头，常青果倒是起了，吃了馒头，然后要拉屎，又没去成；第三天，娘跟常青果说，如果去上学，路上可以吃一个甜瓜，常青果拿着甜瓜，边走边吃，等到甜瓜吃完了，扭头回家了；第四天，娘一路拉扯着哭天号地的常青果到学校报道。
从此，拉着、哄着常青果上学的任务交给了常青藤。整整两年，为了拽着常青果上学，常青藤因为迟到哭了无数次。
本来是不用这么长时间的，但因为常兴邦遇到大裁军，转业回了红叶县城。
红叶县城三面被烟河水包围，一面靠着红叶山。战乱年代，日本人到了红叶县城，遥看红叶山以及背后连绵不断的群山，当时就打了退堂鼓，连红叶山都没有登上。国民党也只是管到下一级的镇上，那时候，好像叫乡公所。
转业回来后，可以在县城给军转干部家属安排工作。秦小秀就带着两个孩子到了县城，先租了一套房子住下。那是一个小小的四合院，房东住东边一间半，他们住西边一间半。东边的厢房住着房东的两个儿子，房东刚满周岁的小女儿则和房东夫妇同住。西边没有厢房，是两个厦子，两家用来做饭。
到了县城，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撒欢儿的山没有了，但有了电灯，比煤油灯亮多了。最大的改变是没了大灶台也没了炕，做饭要用烧蜂窝煤的铁皮炉子。
夏天的时候，炉子在厦子里，冬天的时候，炉子挪进屋里，即做饭又取暖。就是要小心煤气中毒，每年冬天，总有那么几起煤气中毒事件。秦小秀胆子小，总是在窗户纸上捅几个窟窿。常兴邦笑话她老鼠胆子，但也不阻止。
炉子上面装着烟囱，拐着弯通到后窗，用久了，会向下掉煤灰。从炉子下面漏出来的煤渣如果不及时清理，会扬灰，人踩了，也会把屋子搞得很脏。
房东叔叔是个高高壮壮的男人，脸上有一道伤疤，看起来有些凶。常青果很怕他，不敢跟他说话。常青藤倒是觉他看起来很像梁山好汉，对他充满了好奇。
房东婶婶是个黑黑胖胖的女人，嗓门很大，有些粗糙。常青藤觉得她像孙二娘。
秦小秀是个勤快能干的女人，手也巧。做出精致的枣糕或者炸小果、油条的时候，会给房东送一点，也抽空给小姑娘做过小鞋子。两家人很快就熟络起来，孩子们也一起玩。
常青果害怕房东叔叔也没错：这条街上的人都有些怕房东叔叔，只看这一家人在计划生育抓的极严的时候，生了三个孩子就知道了。
常青藤就亲眼看到计生办的人到这家要罚款，房东叔叔拿着斧子说：“你看哪个多余？砍了也行，带走也行。”房东家的孩子们在院子里笑嘻嘻的跑闹，不以为意。常青果看到来人的时候，就悄悄地躲进了屋子里。
看到计生办的人面面相觑，灰溜溜的走了。房东叔叔笑嘻嘻的问：“小藤子，你不怕叔叔？”常青藤充满了崇拜：“叔叔像梁山好汉。他们都是坏人，抢东西，还把我同学家的房子凿了一个窟窿。”
常兴邦到县城后，进了一家大型纺织厂当书记，秦小秀的工作等了一段时间才安排好，进了一家鞋厂作工人。常青藤和常青果进了离家最近的小学。
房东叔叔果然像梁山好汉：上学后，县里的孩子欺负常青果，常青藤替他出头去和人家孩子吵架，结果对方的哥哥姐姐出来吵架吵输了，他们的娘跑出来推搡常青藤。常青果吓得回去找娘。秦小秀刚到县城，哪里敢惹事，跑去拉常青藤回家，又给那家人赔礼道歉。
那女人叉着腰：“哪来的乡巴佬？敢欺负我家孩子，打不死你们。”“看你能的，打人家孩子算啥本事，跟我媳妇斗斗去。”是房东叔叔的大嗓门。那女人看到房东叔叔，悻悻地带着孩子回家去了。
秦小秀忙不迭地道谢：“真是谢谢你了，等孩子他爹回来，请你喝酒。”“嫂子别客气，你住到我家，咱就是一家人，谁也不能欺负你。”
又问常青藤：“你一个小丫头，怎么都不怕？万一人家打你呢。”常青藤有些讪讪：“我比他们厉害，他们哪敢打我？谁知道来了个泼妇。”逗得房东叔叔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