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初创，胡适因学生罗家伦在政府里当了官，便致信罗氏，希望他提出建议“由政府规定以后一切命令、公文、法令、条约，都须用国语，并须加标点，分段”。他很盼望党政要人吴稚晖、蔡元培、蒋介石、胡汉民诸公，也能赞助此事。
但胡适等人的意见，显然没得到重视。政府的一切公文，各种报纸，依旧是文言、骈文满天飞。在胡适看来，这简直连北洋军阀政府都不如。1920年，徐世昌做总统，傅岳芬当教育总长时，还下令废止小学的文言课本，改用国语课本。
只是，报纸和公文依旧用古文，学了白话文而不能看报，不能在社会上应用，谁还肯热心去学。因此胡适一直希望政府公文和报纸改用白话。
见国民党的新政府对此无动于衷，胡适一怒之下，便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里，尖锐批评道“国民党当国已近两年了，到了今日，我们还不得不读骈文的函电，古文的宣言，文言的日报，文言的法令!……一个革命的政府居然维持古文骈文的寿命，岂不是连徐世昌傅岳芬的胆气都没有吗？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
1934年5月间，汪懋祖、许梦因等人重谈“复兴文言”的老调，提倡中小学生普遍学习文言，反对白话文。吹捧湖广军阀何键、陈济棠主张尊孔读经，“可谓豪杰之士矣”。搞起了一个“中小学文言运动”。
汪懋祖，13岁中秀才，15岁入苏州府中学堂，旋转入上海广方言馆，后毕业于江苏高等学堂。
民国元年(1912年)至天津入北洋高等学校工矿科。民国5年赴美国，就读哥伦比亚大学学士教育院，受教于杜威，获硕士学位，后被哈佛大学聘为研究员。
民国9年回国，历任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长兼代理校长、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兼教授、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系主任兼教授、江苏省督学等职。先后加入中国科学社、中华教育改进社、教育学会、儿童教育会、乡村教育社、职业教育社等学术团体。
民国16年7月，辞去大学教授及督学等职，返家乡创办苏州中学，民国19年被全国教育学会聘为专家会员。抗日战争期间，任昆明西南联大等高等院校教授。抗日胜利后，返回苏州，任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民国38年1月10日病逝于苏州。著有《美国教育彻览》、《教育学》等。
这样一个人都对文言文情有独钟，可见传统的力量有多强大。
进步文化界对这种迷恋古文的论调，给予了严厉的批评。《独立评论》发表了任叔永的《为全国小学生请命》，胡适也发表了《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和《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等几篇文章。
胡氏在分析批驳了汪、许的文言主张之后，指出“我深信白话文学是必然能继长增高的发展的，我也深信白话在社会上的地位是一天会比一天抬高的。在那第一流的白话文学完全奠定标准国语之前，顽固的反对总是时时会有的。对付这种顽固的反对，不能全靠政府的‘再革一下命’……虽然那也可以加速教育工具的进步，——必须还靠第一流的白话文学的增多。”
至于读经，胡适同意傅斯年的观点，认为“六经虽在专门家手中也是半懂半不懂的东西”，拿这些来教儿童，教员不是浑沌混过，便是自欺欺人。因此，“在今日妄谈读经，或提倡中小学读经，都是无知之谈，不值得通人的一笑”。
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读经的论调，本是沉滓泛起，进步文化界稍加批驳，便又沉落下去了。论争便很快转为“大众语”的讨论。
这是关于文艺大众化讨论在语言问题上的继续。人们提倡大众语，是“为了要纠正白话文学的许多缺点”。要做到“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而且还要成为“大众高兴说，高兴听，高兴写，高兴看的语言文字”。
这场讨论是为大众着想的，对于促进新文学与广大群众相结合，具有积极的建设性的意义。
但讨论中，也有人借“大众语”来否定“五四式白话”，要把白话与文言文一起抛弃。这种行为被鲁迅斥为“狗才”，“虽然好像很激进，其实是在替敌人缴械”。鲁迅认为，提倡大众语，应该做“更浅显的白话文”；而关键在于作者须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
胡适也参加了大众语的讨论。
他针对一些人把大众语同白话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指出“大众语不是在白话之外的一种特别语言文字，所谓‘大众化’，是指‘能够把白话做到最大多数人懂得的本领’……现在许多空谈大众语的人，自己就不会说大众的话，不会做大众的文，偏要怪白话不大众化，这真是不会写字怪笔秃了。白话本来是大众的话，决没有不可以回到大众去的道理。时下文人做的文字所以不能大众化，只是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想到大众的存在。因为他们心里眼里全没有大众，所以他们乱用文言的成语套语，滥用许多不曾分析过的新名词；文法是不中不西的，语气是不文不白的；翻译是硬译，做文章是懒做。……这样嘴里有大众而心里从来不肯体贴大众的人，就是真肯‘到民间去’，他们也学不会说大众话的。”
胡适认为提倡大众语的人，“都应该先训练自己做一种最大多数人看得懂，听得懂的文章”。既要为识字的大众着想，也要为不识字的大众着想。要做到“用一个字，不要忘了大众；造一句句子，不要忘了大众；说一个比喻，不要忘了大众。这样训练的结果，自然是大众语了”。胡适的这些见解，批评时弊，深中肯綮；又将大众语，归结为作者对大众的责任心和思想感情问题，无疑是很实际而且深刻的。
在此期间，胡适作为北大文学院院长，还对北大的新生考试制度的改革提出了新的建议。
此事的起因是胡适在中国公学的学生吴晗转学北大没有成功，当时北大的规定是想转学的学生得与新生一起参加入学考试，合格后再参加转学考试。吴晗就是因为参加入学考试没有通过，被北大拒之门外。胡适主张文、理科入学考试应有所偏重。
胡适在文学院院长任期内的另一项改革，是规定文科各系的新生都要必修科学概论、哲学概论和中国通史三门课。这三门公共必修课由系主任负责制定教学计划，按照每次课的内容邀请校内外著名学者讲授。胡适本人亲自讲授科学概论一课的“引论”和“结论”部分。其他部分则由各科教授主讲。
如江泽涵等人讲“数学方法论”，萨本栋等人讲“物理学方法论”，曾昭抡讲“化学方法论”，丁文江讲“地质学方法论”，周炳琳讲“经济学方法论”等。“科学概论”一课对于拓展学生的学科视野，培养科学的思维和方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也体现了胡适一贯的教育理念和对北大培养具有广博学识的高层次人才的期望。
这一年的3月8日，胡适在河北省立法商学院演讲《做学问的方法》。谈做学问的两个条件充分的工具和做学问的习惯。他认为有了这两个条件，方法已在其中了。科学方法只是不苟且，不懒惰，是肯虚心的人做学问的方法。说破了不值半文钱，学起来可要毕生的努力。最后，胡适说，单有方法，还是不够，必须还要寻真材料、活材料、实材料。
5月19日，胡适完成了近五万字的长篇论文《说儒》，这是胡适此段时间最主要的学术论著。胡适在《一九三四年的回忆》一文中自我评价说“这篇《说儒》的理论大概是可以成立的，这些理论的成立可以使中国古史研究起一个革命。”
是年胡适完成的第二篇论学文字是陈垣《元典章校补》序，后改名《校勘学方法论》，刊载在《国学季刊》上。胡适在此文中主张打倒“活校”，提倡“死校”，提倡古本的搜求——意在重新奠定中国的校勘学。
8月17日，胡适作《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一文，针对当时的“教育破产”论，胡适指出“今日中国教育的一切毛病，都是由于我们对教育太没有信心，太不注意，太不肯花钱。教育所以破产，都因为教育太少了，太不够了。教育的失败，正因为我们今日还不曾真正有教育。……欲要救济教育的失败，根本的方法只有用全力扩大那个下层的基础，就是要下决心在最短年限内做到初等义务教育的普及。”
9月3日夜，胡适作《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一文，指出“这二十年的一点进步不是孔夫子之赐，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结果，是大家接受了一个新世界新文明的结果，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开倒车是不会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