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筹安会以前，袁的干儿子段芝贵已经组织了一个策动帝制的秘密团体，电商各省组织请愿团，且先拟好了请愿书，要求各省将军，巡按使列名，同时罗致地方绅商名流加入，每省以发出一个请愿书为限。
筹安会成立后，孙毓筠等认为段的这个办法太过于草率，因此向各省建议另组“征求民意”的团体，由各省军民长官在各县绅士中每县指定一人，但在形式上仍用各县推举字样，定期召集“临时公民大会”。
后来这个建议也没有采用，而决定了用“国民代表大会”为表决国体问题的临时机构。关于各省包办选举和表决形式、发出推戴书以及委托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的总代表，都是由内务总长朱启钤和国民会议事务局所主持和决定，从前面许多秘密文电即可看出。
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当然也是不可告人。他们虽然命令各省当局把这些文电销毁，以免在“开国史”上留下污点。
只是纸里包不住火，有心之人不想承担千古骂名，偷着保留下来，后来独立的各省把这些原件制版纷纷发表在报上。
北洋军和北洋附属军，袁世凯本没策动他们参与帝制运动，可一些省的将军却也不甘落人之后，争相劝进。
劝进最早的，是湖南将军汤芗铭。八月二十五日他给袁世凯的电报说：“伏望我大总统俯从民意，速下一尊，申数千年天泽定分之大义，慰亿万苍生一心一德之归诚。”
第七师师长张敬尧，当梁士诒组织国请愿联合会，在同兴馆大宴是人士的时候，很不以为然。
看不出眉眼高低的他，手里拿着一根长旱烟管，一边吸烟一面说：“大总统高升皇帝，只要下一道上谕，谁敢造反就砍下谁的脑袋来！干吗来闹这些讨论、请愿的把戏！”
其实他的这些话倒是真话，可是传到袁世凯的耳中，让其很是难堪，大发脾气地说：“这老粗简直是胡说八道，他懂得个屁，我要重重的办他一办，借此警戒一下那些干涉政治的军人。”
张敬尧并不恐惧袁会惩办他，因为当民国三年十二月白朗军被剿平后，张敬尧曾向赵倜函索“讨狼”赏金十万元，并且威胁说如果不予拨给，他的部队就要哗变。赵倜把张的原函密呈袁，袁批了查办两个字就无下文了。
对帝制出力最多的是段芝贵，段是袁的干儿子。九月间他领衔十四省将军密函呈袁请速正大位，列名的有广东龙济光、湖北王占元、陕西陆建章、河南赵倜、山西阎锡山、云南唐继尧、浙江朱瑞、湖南汤芗铭、江西李纯、安徽倪嗣冲、山东靳云鹏、四川陈宦、吉林孟恩远、黑龙江朱庆澜。
附带列名的是：甘肃巡按使张广建、察哈尔都统何宗莲、绥远都统潘榘楹、贵州护军使刘显世、福建护军使李厚基。
在这张劝进的名单上少了两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一个是袁的嫡系大将冯国璋，一个是辫子军统帅张勋。
都知道张勋是主张复辟的，可是他所拥戴的皇帝不是袁世凯而是退位的宣统。袁世凯不放心张勋，特派阮忠枢到徐州进行疏通。
张信誓旦旦地对阮说：“大总统是我的知己恩师，我怎会对大总统有二心？”
张勋也很乖巧，于是发出一个通电以明心迹。
电云：“仆随侍我大总统廿年，迭受恩培，久同甘苦，分虽仆属，谊等家人。自古谓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仆历溯生平，惟我大总统知我最深、遇我最厚，信我亦最笃。仆亦一心归爷，委命输诚。”
事后不久他又通电说：“中国数千年历史，向无民主、共和字样。辛亥革命骤改共和，勋期期以为不可。惟仰体我大总统因时制宜、息事宁人之至意，亦不得不勉为赞同。”
可是帝制活动已临事实时，张勋却给袁一个电报如是说：
“大总统将为应天顺人之举，勋受数十年知遇之恩，自当效命驰驱。惟处置清室，应预为筹议。昔丹朱谓之虞宾，商均仍奉舜社，皆服其服，如其礼乐，客见天子，以示不臣。我大总统舜禹同符，先后一揆，此后宣统帝及诸太妃如何保，宗庙如何迁让，陵寝如何守护，皇室财产及经费如何规定，我大总统霄虑所及，无待勋之哓哓，特优待条件载在《约法》……恳将勋所陈提交参政院议决，宣示海内外，使天下万世晓然于大总统之对清室，无异于舜禹之对唐虞。想参政诸老多先朝旧臣，当能仰体大总统圣德之高深，别无异议，则有清列后在天之灵爽，与隆裕逊位之初心，实凭鉴之。”
袁世凯看了这个电报，让政事堂回了他一个电报，极力称赞他“见识远大”，并保证优待清室的条件决不变更。
袁世凯在东南有一爱将，他本不是北洋嫡系，却死心塌地为袁之鹰犬，因此成为了袁的“东南柱石”。和陈宦之为“西南柱石”同等重要，这人就是上海镇守使兼上海制造局督办郑汝成。
他是革命党的眼中钉，民国四年八月十八日郑曾被刺未中，十一月十日郑汝成赴礼查饭店日领事馆茶话会贺昭和天皇加冕，在白渡桥遇刺，被打得满身都是窟窿而死。
袁世凯闻郑遇刺，大为震动，伤心至极。照上将阵亡例议恤，给治丧费二万，拨小站营田三千亩给郑家属，并在上海和郑的原籍建立专祠。
袁的祭文中有：“功臣化碧，图弓矢而痛心。……尔郑汝成才识旷卓，品学优良。……”
杨度有挽联是：“男儿报国争先死。圣主开基第一功！”
后来帝制失败，有人改这挽联以讽刺杨；“男儿误国争先窜，圣主坍台第一功！”
这谓后话。
郑汝成被刺不知为何竟牵连了冯国璋，日本报纸声称传言是冯和革命党人暗通所为。
原来冯国璋自那次到北京谒袁世凯后，袁对冯谈了一大套不会做皇帝的话，冯国璋深信不疑，还和很多人为袁世凯打了包票。
等到冯回到南京后，筹安会和其他帝制把戏一幕一幕地登场，冯大为不满，也很没面子。他到是不介意袁世凯称不称帝，只是认为袁不该玩弄他，不该欺骗他，所以经常因此而在背地里放牢骚。原来一直以为，袁世凯最信任的人是他，现在才知自己不过是袁世凯手里的一个被利用的棋子。
袁、冯分家的谣言甚嚣尘上，特别日本报纸更是大加渲染。
冯国璋为做表面文章，不得不发表一个通电以辟谣：
“国璋自光绪丙午年以一侯选知县投效新建六军，我大总统一见，谬加赏识，即奉派为军督操营务处，由于追随历廿载。推心置腹，肝胆共见。前清之季，洊擢至副督统。嗣是总师干，建节荣膺爵赏，无一非出自我大总统之提携、训诲……分虽僚属，谊犹家人，饮水知源，戴山知觉。此以私情言之，国璋之对于我大总统，受恩深重，而实为当世所共见者也。至于中国近岁以来，内乱外忧纷乘环逼，当此存亡绝续之交，欲有扶危定倾之才，舍我大总统其谁与归！
“柄璋非但默识于心，即平日与友人谈，为部下诰诫，亦莫不谓……当今之世，惟我大总统为中国一人。此以公谊言之，国璋之对于我大总统，为心悦诚服而堪为举世共信者。夫以心悦诚服受恩深重之人，而至谓其忽萌异志，甚至谓其甘心附乱，抑何太悖于情理而大拂乎人心乎！以后遇有此等谬说，不屑一一置辩，闻者视为梦呓可也。……”
不过辩诬有时越辩越坏，有时且弄假成真，有时竟化小为大，冯的辩诬便是这一类；袁本来就不放心他，又有这次真假参半的谣言，乃于十二月十八日调冯为参谋总长，拟以倪嗣冲或张勋继任苏督。冯岂不知这是调虎离山之计？他的老朋友——段祺瑞在京受了变相的软禁就是他的前车之鉴。
冯国老早与段祺瑞就有“亦趋”之约，那时段称病请假，冯亦称病请假，段一再续假，冯亦一再续。此病人人有（帝制派当然除外），梁启超也病了，蔡锷也病了，徐世昌也病了（参政院院长一席汪大燮代理）。此病无以名之，名之曰：“传染性的政治病”。
帝制运动如火如荼之际，遭遇到一个现实问题，便是何处筹款用为帝制活动。当时财政万分困难，主要收支都受制于外国银行，自然不能从国家经费上挪用。正在巧妇难为无米炊时，有人向袁克定献议，动鸦片烟脑筋，这时正是江苏、江西、广东三省私烟猖撅，内务总长朱启钤和税务处督办梁士诒报请袁遴派专人驰赴苏、赣、粤三省办理查禁事宜，袁乃派袁克定推荐的蔡乃煌为三省禁烟特派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