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会议闭幕后，倒阁问题已不重要，因为奉系正调兵遣将，吴佩孚也积极布置，双方即将兵戎相见，北京政府由谁来主持已不重要了。
直系领袖曹锟，坐镇保定，成为北京的太上政府，权倾中外。大家都知道，他所恃的是吴佩孚。曹对吴有知遇之恩，又是吴的顶头上司，他对曹始终很恭顺。
直奉两系关系恶化，奉系认为完全是吴佩孚一手造成，而直系领袖曹锟的左右也有同感。
在张作霖方面，他不喜欢吴佩孚是因为吴佩孚不该和他并驾齐驱，他觉得吴的资格很浅，怎可以和他平起平坐。事实上，直皖战后吴佩孚的发言权有时还超过了张作霖。吴佩孚驻节洛阳，洛阳几乎成为全国政治的中心。吴佩孚一发言，总有很多人叫好、鼓掌，随声附和，这是让关外王最反感的。同时，张认为吴处处跟他过不去，尤其是对梁士诒内阁的攻击，分明就是针对对着他。
从衡阳驻兵时起，这个小小师长的吴秀才脱颖而出，青云直上，事事得心应手，事事如意。东北王看着这个北洋后进，越看越不顺眼，但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吴秀才已成气候，张越来越容不了他。
曹锟在保定虽然倚赖吴佩孚，但他对在洛阳的吴佩孚还是存有戒心。加之曹三爷的左右，时时把吴佩孚的专横向曹进谗，曹锟的兄弟曹锐和曹锳也对吴极为不满，还有曹锟所私宠的一群小人，更把吴看做眼中之钉。
奉系了解曹吴之间可以分化，所以便拼命在曹锟身上下功夫。不断强调直奉之间的问题完全是吴佩孚一手造成的，如果不压制吴，将来直奉之战必然不可避免，而直奉之战将必两败俱伤，徒给南方和皖系造机会。
直奉之间局势趋向紧张，双方的亲信都奔走调解，希望避免战争。北洋耆要如赵尔巽、张锡銮、王士珍、张绍曾、鲍贵卿、孟恩远、车庆云、曹锐、王承斌、秦华等往来奔走，希望双方悬崖勒马。可是张作霖一直跃跃欲试，而吴佩孚也认定难免一战。
张作霖这时的用兵计划是对洛阳吴佩孚实行合围。一面和广东方面接洽，由粤方分兵出湘、鄂、赣；张勋的旧部与张文生则会师安徽，田中玉响应于山东，陈树藩从陕西出兵，同时极力拉拢河南的赵倜、赵杰两兄弟，希望他们反吴，乘虚捣毁洛阳基地。奉系的大军则纷纷入关，分驻军粮城、独流、津沽、密云、古北口、津浦线之良王庄、马厂、芦台等地。
奉直大战如箭在弦，双方都能放而不能收，一发不可收拾之势已成。
张作霖这时已和孙中山取得联系，又和皖系有秘密来往，这便是外间盛传的所谓孙段张的三角同盟。
张希望孙中山的北伐军出师后，就迫使吴佩孚首尾难于应付。由北伐军首先向直系进攻，随后皖系起而响应。接着暗中策使安徽督军张文生、河南督军赵倜、陕西省长刘镇华都在直系的心脏地区和其周围地带动作起来。同时吸收了许多下台的军阀，如王占元、张敬尧、吴光新，这些人都把吴佩孚恨入骨髓，他们虽已下台，可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仍有旧部散处各地。如：张敬尧的旧部吴新田在陕南，王占元的旧部孙传芳在湖北，吴光新的旧部卢金山在鄂西。这些人当然都希望起而打倒吴佩孚。
此时的奉张，可谓信心满满、踌躇满志。在很多人看来，奉直能否一战，主动权在于兵强马壮的奉系。
孙中山这时正把北伐喊得震天响，北伐军迟迟没有出动，是因为受到了陈炯明的阻碍。
曹锟还是不希望见到直奉两系兵戎相见，所以一再约束吴佩孚不要太走极端。同时派直军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奉天人）三次到沈阳表示善意。张作霖对于这位亲家曹三爷并无恶感，所以也派察哈尔都统张景惠到保定回拜。
民国十一年二月十五日，徐世昌通电申明关于内阁问题的态度：“中枢进退，皆属本大总统之职权，而本大总统于人才进退之际，但期有利国家，初无丝毫成见。至于整饬纪纲，则本大总统职责所在，不敢不勉。”
徐世昌把内阁问题的责任归在自己身上，意在保全张作霖的面子，同时暗示可以“训斥”吴佩孚以平奉张之怒。末了则提议拟派梁内阁的陆军总长鲍贵卿组阁，鲍也是张作霖的儿女亲家，对直系也有好感，是比较行得通的。
徐还命鲍贵卿自己到沈阳去和张商量。
哪知张老帅见到这位鲍亲家却沉下脸来说：“霆九，你如果要过总理的瘾，可以自己上台，何必千里迢迢来关外问我！”
张这一句话便注定了鲍阁流产。
这时候，各方都在密切注视吴佩孚的动向。
而吴则因为自己的兵力散在陕西和两湖，部署尚未周全，而因此保持静默，只是通电辟谣说他本人决无和奉张开战之意。
民国十一年二三月间，局势万分险恶，段祺瑞从北京溜走，孙中山一再宣示北伐的决心，这些对直系都极不利。
张作霖于是对直系的态度便愈益强硬起来，他以换防为名，动员大批奉军入关。
吴佩孚接到这个情报，便在京汉线上扣留车辆，调动军队，准备应战。
这引起了曹锐的恐慌。三月八日（阴历二月十二日）是张作霖的五十七岁生日，曹锐以祝寿为名再到沈阳。
张作霖对待他仍像往日一样，有说有笑，可是一谈到政治问题就打哈哈，顾左右而言他。
曹锐找到孙烈臣打听消息，孙说：“咱们大帅想请教四爷，究竟是部下亲呢？还是亲戚亲？”
部下是指吴佩孚，亲戚自然指张作霖。
曹锐指天誓日地表示曹家兄弟决不会纵容部下做出对不起亲戚的事情来。
孙烈臣笑着说：“好吧！咱就把你这话回复大帅。”
于是，张作霖很认真地向曹锐提出了四个条件：
第一，梁士诒销假复职；
第二，吴佩孚不得兼任直、鲁、豫巡阅副使，专任两湖巡阅使；
第三，段芝贵督直；
第四，直军退出京汉线北段，京津地方完全划归奉军屯驻。
这些条件是很苛刻的，足见张作霖这时已下定决心要和吴佩孚一拼。张的如意算盘是，如果吴佩孚敢于反对梁士诒复职，他就以“反抗元首”、“军人干政”等罪名，胁迫徐世昌下令讨伐吴。
就在这时，北京爆出了一个大参案，是关于财政方面的。
原来，财政部为了缓解财政危机，以盐余作为担保，发行债券，订名为“八厘债券”，总额九千六百万元。
由于遭到直系的质疑，就另外成立了一个“偿还内外短债审查委员会”，由审计院、检察厅及银行界重要分子合组而成，以董康为委员长。当时财政当局打算借此掩人耳目。
不料审查的人很认真，查出里边的诸多弊端，遂提出大参案，建议法庭票传财政当局和有关人员到案对质。
财政总长张弧看见风色不对，弃职逃往天津。
吴佩孚抓到这个由头，又大做文章，称赞董康是“包公再世”，要挟北京政府立刻下令将张弧撤职查办。
财政部的“八厘债券”是奉张鼎立支持的，曹锐正在沈阳，张作霖见到吴佩孚的电报，气上加气。
便声色俱厉地质问曹氏兄弟有无约束吴佩孚的能力，张说：“这个姓吴的根本不把咱们亲家（指曹锟）放在眼中，实在太欺负你们了。他攻击北京就是打击我，打击我无非是迫你们和我作对。如果没有我，还会有你们吗？三哥（指曹锟）如果碍于情面，我只好代你们重重地教训他一顿。”
在张作霖盛怒之下，曹锐急忙赶回保定，要求曹锟以重大压力制止吴佩孚“胡说胡为”！
曹锟听了曹锐许多不利于吴的话，既感于事态严重，同时为了要缓和张的盛怒，乃考虑对吴约束一下，因此电召吴到保定来面商一切。
吴借口忙于军务，不能分身。这一来可真恼怒了曹三爷，表示如果吴敢于一意孤行，他们兄弟就在张吴两人之间宣布中立。吴听到这个消息，才松了口，表示一切问题请老帅作主，自己绝对服从。
由于事机紧迫，曹锐便代吴拟了一个电稿于民国十一年三月十日发出，这个电报主要代吴解释五个问题。
电云：“（一）元首提梁士诒组阁，张、曹两使均赞成之，佩孚反对梁氏乃反对其媚外政策，根本不牵涉他方。（二）佩孚服从曹使，对于张使采同一之观念，既服从矣，其不反对也明甚。（三）共和国家，内阁失政，国会得而弹劾之，人民得而攻击之，不能因佩孚反对梁氏，疑为奉直间别有问题。（四）奉直譬之人身之元气，而内阁股肱也，不能因股肱有疾而自戕元气。（五）张、曹两使遇事和衷，初无芥蒂，表面虽有奉直之名，内容实无界域之见。……以上各节均证明谣言之不足信，挑拨者别有用心。……”
由于这个电报，外人以为事有转机，乃由赵尔巽、张锡銮、王士珍、张绍曾、王占元、孟恩远共同列名，出面调停，分电张作霖和曹锟。另拍一词意大致相同的电给吴佩孚。
电云：“比年国家多故，政潮迭起，其间主持国是，共维大局实两公之力为多。近以阁题发生，悠悠之口，遂多揣测。又值双方军队，有换防调防之举，杯蛇市虎，益启惊疑，道路汹汹，几谓战祸即在眉睫。其实奉军入关，据闻仲帅原经同意，两帅复有奉直一家，当与曹使商定最后安全办法之谏电，两公和平之主旨，可见一斑。况就大局言之，胶济接收伊始，正吾国积极整理内政之时，两公任重兼圻，躬负时望，固不肯作内争之导线，重残国脉，遗笑外人。
“即以私意言之，两公昔同患难，谊属至亲，亦不忍为一人一系之牺牲，自残手足。事理至显，无待烦言。现在京津人情，震动已极，粮食金融，均呈险象，断非空言所能喻解。非得两公大有力者躬亲晤商，不足杜意外之风谣，定将来之国是。弟等息影林泉，惊心世变，思维匹夫有责之义，重抱栋榱崩折之忧，窃欲于排难解纷之余，更进为长治久安之计，拟请两公约日同莅天津，一堂叙晤，消除隔阂，披剖公诚。一面联电各省，进行统一。弟等虽衰朽残年，亦当不惮驰驱，赴津相候，本其一得之见，借为贡献之资。爱国爱友，人同此心，迫切陈词，敬祈明教。两公如以弟等谬论为然，并请双方将前线军队，先行约退。其后方续进之兵，务祈中止前进，以安人心，而维市面。至于电报传论，暂请一概不闻不问，专务远大，是所切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