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孙传芳又另有一电给广东的护法政府。
电云“自法统破裂，政局分崩，南则集合旧国会议员，选举孙大总统，组织广东政府以资号召。北则改选新国会议员，选举徐大总统，依据北京政府以为抵制。谁为合法？谁为违法？天下后世，自有公论。惟长此南北背驰，各走极端，连年内争，视同敌国，阋墙煮豆，祸乱相寻，民生凋弊，国本动摇，颠覆危亡，迫在眉睫。推原祸始，何莫非解散国会，破坏法律，阶之厉也。传芳删日通电，主张恢复法统，促进统一，救亡图存，别无良策。近得各方复电，多数赞同。人之爱国，同此心理，既得正轨，进行无阻，统一之期殆将不远。惟念法律神圣，不容假借，事实障碍，应早化除。广东孙大总统原于护法，法统已复，功成身退，有何流连？北京徐大总统，乃新国会选出，旧国会恢复，新国会无凭，连带问题同时失效。所望两先生体天之德，视民如伤，敝屣尊荣，及时引退，中国幸甚！”
孙传芳在直系中这时还是二三等角色，他怎么想起给南方发电？
只因他驻军长江一带，对南方有屏障作用，是吴佩孚授意他来发电，试探南方反应。而孙传芳也愿意表现一番，便一拍即合。能为新的当局立个“首功”，何乐而不为。而吴秀才也是个识人之人，知道这孙传芳将来必有大作为。
十六日，吴景濂和王家襄参加保定会后回到天津，立刻组织“第一届国会继续开会筹备处”。这个消息对于一些寂寞了好几年的政客，无疑是一剂兴奋剂。
同日，曹锟、吴佩孚、田中玉、陈光远、李厚基、齐燮元、冯玉祥、刘镇华、萧耀南、陆洪涛等联名请王士珍出山，组织内阁。在这通列名电报中，李厚基本属皖系，田中玉、刘镇华都是风派人物，直系得胜后，他们便跟在直系后面摇旗呐喊，借以保全地位。
五月二十七日，吴佩孚有一密电致徐世昌，主张恢复旧国会，大意略谓目下解决时局办法，可分为两大纲，（一）常法，（二）变法。常法即恢复第一届国会，变法即召集国是会议。常法有三利（一）法律上有根据。（二）手续便利，不致多费时日。（三）易与西南护法各省融洽，可为促成统一捷径。变法有三不利（一）法律上无根据。（二）手续纷繁，徒费时日。（三）西南表示反对，去统一之时愈远，故于二者之中决定取常法而不取变法，前经通电与西南各省及中央直辖各省区磋商，今已得十余处之复电，均赞成恢复旧国会，一俟各省区复电到齐，即当转呈，并请中央积极主张云云。
同日，江苏督军齐燮元亦有电报给徐世昌。
电云“我大总统本以救国之心，出膺艰钜，频年以来，艰难干运，宵旰殷忧，无非以法治为精神，以统一为蕲向。乃不幸值国家之多故，遂因应之俱穷，因国是而召内讧，因内讧而构兵衅，国人之苦怨愈深，友邦希望将绝。今则关外之干戈未定，而西南又告警矣。兵连祸结，縻有已时，火热水深，于今为烈。窃以为种种痛苦，由于统一无期，统一无期，由于国是未定。群疑众难，责望交丛。旷观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对于政府欲其鼎新革故，不得不出于改弦易辙之途，欲其长治久安，不得不谋根本之解决。今则恢复国统，已成国是，万喙同声，群情一致。伏思我大总统为民为国，敝屐尊荣，本其素志，倦勤有待，屡闻德音，虚已待贤，匪伊朝夕。若能俯从民意之请愿，仍本救国之初心，慷慨宣言，功成身退，既昭德让，复示大公，进退维公，无善于此。”
徐世昌被这一连串的“逼宫”电报弄得头昏眼花。这位北洋元老，善游走各方的老狐狸，面对此等局面，竟也无所措手足。
到底还是个老油条，还能装出很谦和的姿态，发表一个电报“鄙人忧患余生，忝膺国宰，原思竭尽智虑，力求和平，保全黎庶，统一国家。乃事变纷乘，朝夕迁易，百艰躬试，劫运难消。兢惕忧戚，衰颓益甚，茹荼集蓼，莫喻此衷。顷阅孙传芳勘电所陈，忠言快论，实获我心。果能如此进行，使亿众一心，悉除逆诈，免斯民涂炭之苦，跻国家磐石之安，政治修明，日臻强盛，鄙人虽居草野，得以余年而享太平，其乐无穷，胜于今日十倍。况斡旋运数，挽济危亡，本系鄙人初意，鄙人力不能逮，群贤协谋以成其意，更属求之而不得之举。一有合宜办法，便即束身而退，决无希恋。先布区区，敬候明教。”
徐世昌比袁世凯当年高明了一点，不像袁用咬牙切齿的态度对待陈宦的劝退电，可是徐所谓的“一有合宜办法”也与袁所耍的“筹商善后”手法异曲同工，无非是拖延时间，等待新的变局。
徐不如袁之处，袁在最后，虽然众叛亲离，但还有几个死党，而徐世昌在这个时候，却没有一个人支持他。
五月二十日，旧国会筹备处在天津发出通电，定于六月一日“依法”自行集会。二十八日，曹锟、吴佩孚联名回电表示赞成。
徐世昌还想做最后努力，挽救他自己的垂危命运，他去拜访王士珍，请他出面组阁。同样是老油条的这个北洋元老，当然不会在这敏感时期，出来趟浑水。
徐世昌随后任命董康兼署财政总长，高恩洪署理交通总长，派彭寿莘为第十五师师长，改任张锡元为察哈尔都统。
徐这些做法，都是根据曹吴的意见发表的，也就是愿居总统之名，一切唯曹吴之命是从的具体表现。然而曹吴并不为所动。
六月一日，旧国会议员以吴景濂和王家襄为首，共有二百零三人联名发表通电，指责徐世昌为非法总统。
电云“民国宪法未成以前，国家根本组织，厥惟《临时约法》。大总统无解散国会之权，则六年六月十二日解散参众两院之令，当然无效。又查《临时约法》第二十八条，参议院以国会成立之日解散，其职权由国会行之，则国会成立以后，不容再有参议院发生，亦无疑义。乃两院既经非法解散，旋又组织参议院，循是而有七年之非法国会，以及同年之非法大总统，选举会。
“徐世昌之任大总统，既系选自非法，大总统选举会显属篡窃行为，应即宣告无效。自今日始，应由国会完全行使职权，再由合法大总统依法组织政府，护法大业，亦已告成。其西南各省，因护法而成立之一切特别组织，自应于此终结。至徐世昌窃位数年，祸国殃民，障碍统一，不忠共和，黩货营私，种种罪恶，举国痛心，更无俟同人等一一列举也。六载分崩，扰攘不止，拨乱反正，惟此一途。凡我国人，同此心理，特此宣言。”
天下事就是这么可笑，从前痛斥国会为暴民专政机关，要挟北京政府迅予解散的北洋军人们，现在却也都变成了旧国会的拥护者，欢呼“法统重光”。
六月二日，吴佩孚的驻京代表钱少卿一连打了好几次电话到总统府，问总统何时离开北京？徐世昌正在设宴招待回国不久的顾维钧。席散后，才宣布辞职。
文云“查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内载‘大总统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以副总统代理之。’又载‘副总统同时缺位时，由国务院摄行其职务’，各等语，本大总统现在因病，宣告辞职，依法应由国务院摄行职务”。
当徐世昌宣布辞职出京后，六月二日，北京国务院也发表一道院令。
令云“本日徐大总统宣告辞职，由国务院依法摄行职务，所有各官署公务，均仍照常进行。京师地方，治安关系重要，应由京畿卫戍总司令督同步军统领、京兆尹、警察总监妥慎办理，此令。”
同时又由全体国务员联名发表通电，由周自齐领衔“自齐等遭逢世变，权领部曹，谨举此权奉还国会，用尊法统，暂以国民资格维持一切，听候接收”。
由于总统已是非法产生，因此内阁地位也是非法的，所以不敢以内阁摄行总统职权，而以“国民”资格摄行职权。
同样是六月二日，湖北督军萧耀南发表通电“……六年解散之国会一经恢复，东海地位在法律上失所依据，谅能敝屣尊荣，为斯民造福。中山护法曾有宣言，国会一日恢复即行引退，求仁得仁，当亦不致再事争执。继续统绪，舍黄陂（黎元洪）莫属。”
吴佩孚通电云“……我徐大总统敝屣十余月之尊荣，克偿二十二行省之统一，奉身而退，亦属初衷。我黎大总统遭非常之变，延垂绝之统，以公意为进退，法所当然。……”
齐燮元等十五省督军联名通电“……南北之争，实以法律问题为争持之焦点，法统既定，一切葛藤从此立解。”
这一片迎黎的声浪，把息隐天津的黎元洪说成是非出山不可的人物。其实所谓恢复法统，不过是直系一石两鸟之计，他们左手推翻了徐世昌，右手打倒了南方的护法政府，然后捧出一个傀儡，建立一个直系可以一手控制的政府以达到“全国的统一”。
还是六月二日，吴景濂、王家襄同赴天津黎宅去谒黎，敦请黎复任大总统。
黎说“你们选举曹锟为总统，事情就好办得多了。”
同日曹、吴领衔通电“恭迎”黎大总统复职。曹的参谋长熊炳琦和吴的参谋长李倬章，以及北京国务院的代表高恩洪，都到天津来迎黎。
六月三日吴景濂、王家襄通电各省军民长官“国会正式开会尚须时日，国家行政机关不可一日间断，行政职权亦不便由国会兼摄，当此青黄不接之际，应如何接收职权，应候公意商榷施行。”
吴佩孚立即复电“元首未到京以前，当然由国务院摄行职权，职责所关，不得拘牵文义。”
现在，我们得去看望一下黎元洪了，他淡出我们的视线有些久了。
黎元洪自张勋复辟失败，于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八日被迫离京。至此时，已在天津英租界私宅隐居了五年。期间的一九一七年九月十三日，段祺瑞曾曾派人到天津，以迎黎回京为名，探寻黎今后的行止。
黎知道段祺瑞差人此行的用意。向来人表示一不活动，二不见客，三不回京，四不离津。
一九一八年初，冯国璋曾两次派人接黎返京复职。黎将来使拒之门外，不予接见，从中可见黎元洪对政治的冷漠与厌倦，对他在京当这个傀儡总统，是多么的深恶痛绝。对被袁世凯“软禁”在京的日子，虽然也让他难受，但比起后者，反而没那么多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