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这些议员已在众议院通过了查办罗文干案，咨请总统取消奥款展期合同。
咨文大意为：“……罗文干勾结海外驵侩，将巴黎和会议决德奥债款概作中国无偿之无效债票，换给新债票。……此项债票，在欧洲直无价值之可言，乃德奥奸商竟以极低价格收买达全体十分之七?五以上，自居债权者，向中国财务当局运动，与其他债票一律掉换新债票。……该商人等避免与德奥政府发生直接关系，改入意籍，委托华意银行代表罗森达及格索利向中国政府换取新债票，存储巨款于华意银行，种种运动，至年余之久，历任各财长以事关国权，均有拒绝。
“不料罗到任未久，该代表等又旋运动，与财部库藏司长黄体濂昼夜密计，要求罗签立合同，允许以中国未经收到利益之无效债票为变相之补偿。不交国会同意，不经国务会议通过，不经大总统批准，擅于十一月十四日由罗与华意银行代表签定，并查当日由华意银行预存的巨款内支付支票三纸，一纸八万镑付财政部，一纸三万镑付来人，一纸五千镑付来人。……”
罗文干（1889～1940），字钧任，广东番禺县（今广州番禺市）人。早年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学习法律，宣统元年（1909）毕业获法学博士学位，同年归国，经学部考试评为留学生最优，赐法政科进士。辛亥革命后，任中华民国广东都督府司法司司长。民国二年（1913）出任北京政府总检察厅厅长。
一九一五年，罗文干参加了对策动袁世凯复辟帝制筹安会的弹劾，行使检察职权，票传袁世凯不获，遂弃官南下广东策动反袁。
袁世凯死后，罗于一九一八年任修订法律馆副总裁，次年，出国到欧洲考察司法，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一九二一年，任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团顾问。是年末，出任梁士诒内阁的司法次长。
此人在官场上，特立独行，颇有官场“侠客”风格，且被认为是“学贯中西”的“法界泰斗”。他一生游走于学者与官员之间，仕途跌宕起伏。
罗文干的这个案子是有内幕的。
那时军队欠饷，已经是寻常事，家常便饭。对于下边要饷，内阁反正也解决不了，便两眼一闭看不见。但别人可以，吴佩孚这位内阁的大老板来索饷，内阁无论如何都得想办法了。没钱怎么办，就得想尽办法搞钱。
吴的嫡系高恩洪曾想出邮电加价的办法，打算拿这项收益作为发行公债的基金。不料直系势力范围外的各省军政首长都不肯执行邮电加价的部令，因之这一计划便成泡影。
北京政府生财无道，只好走唯一的旧路——向外借款。
英美等国对于这个号称“好人政府”是愿意支持的，但日本借口中国政府无力偿还外债，信用已经破产，坚持反对提供借款。四国银行团必需四国一致行动，因为日本反对，此番向四国银行团借款自然告吹。
这条路走不通，王宠惠、罗文干等又和西方国家秘密洽商，拟用整理旧债作为幌子，向四国银行团进行一笔一亿元的新借款。
一战结束后，购买债券的英、法、德以及意大利等国的债权人，要求中国偿还借款或另外发行新债券，并以此作为承认中国新增关税的前提条件。鉴于新增关税对解决财政困窘意义重大，王宠惠和罗文干等人对此高度重视。
奥国的借款虽然已在巴黎和会上得到解决，但根据国际法，私人借款不能列入国债范围内，因此，各国债权人的这笔债款必需偿还。
王内阁为了要挽回中国的国际信用，罗文干遂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与委托代办此事的华义银行经理罗森达?柯索利签订奥国借款展期合同，同意将旧债票换为新债票。照票面九折发行，本息合计为577719万英镑，分十年偿清，年息八厘。合同签订后，华义银行支付财政部八万英镑，又以三万五英镑作为手续费。
这件案子所以引起贪污嫌疑，在于罗文干经办此案时，并未提交国务会议通过，在手续上是欠缺的。
另外还有一个内幕，原来保定和洛阳都有电报到北京索饷，财政当局无处可以筹钱，只有债权方面交来的补数八万镑，折合国币仅有六十余万元。除了支付中央政费十余万元外，所余五十万元照理应由保定和洛阳两方面平均分配。可是，不多的钱一分就更少了，洛阳方面自然不会满意。于是洛派阁员孙丹林、高恩洪就想出了瞒天过海的妙计，打算瞒了保定，把这笔款子全部汇到洛阳。
于是，便不提交国务会议讨论，而采取由总理批准的办法，需要时由王宠惠口头报告黎元洪。
财政部把这笔钱先划拨交通部，作为偿还铁路债务之用，将此案核销。再由交通部转手交付洛阳方面，这一来就可掩人耳目。
可是，天下事如要人不知，除非已莫为。尽管洛派阁员用尽心机，百端弥缝，仍走漏了消息。原来华意银行副经理徐世一是保定方面边守靖的亲戚，当华意银行与财政部密商奥款换发新债票时，他便向曹锐、吴景濂、边守靖等告密。
吴景濂叫他静待这笔交易完成，抓到证据，然后再举发。因为，保定派志在倒阁和逐黎，正好借这案子发动，以达到一石两鸟的目的。
罗案一时之间成了大热点。
黎元洪成为被人指责的中心。内阁未经罢免，总统仅凭一面之辞直接下令逮捕阁员，不但越出了总统职权范围，也严重地破坏了责任内阁制度。
梁启超公开指责：“总统蹂躏人权。”
西方国家也因此而对北京政府大为不满。
根据《临时约法》第十九条十二项的规定，对于失职、渎职的国务员，只能提出弹劾而不适用查办。因此对罗提出查办案，在法律上也是站不住的。
即使是弹劾案，也须要参众两院同时通过，才能咨交总统执行。
罗案仅在众议院提出讨论，参议院根本未曾讨论。何况众议院是在议长告发后才提出查办此案，所谓众议院的讨论通过也是有争议的。
罗案是民国以来一件大案子，这件案子值得商榷的地方太多了，不仅是“总统蹂躏人权”一点。
以堂堂议长而向总统密告阁员，实在不成体统。吴景濂、张伯烈携带众议院公函向黎告发现任阁员贪污渎职，按照《约法》，阁员贪污可以在国会通过查办案，查办案未通过前，议员怎可代表国会署名致函总统。
假如这是私人告发，就不该以议长身份列名，在文件上公然盖上国会的印信。还有一点，奥约展期合同的经办部门是财政部公债司，然而吴、张控告的另外一人则是财政部库藏司长黄体濂，公债司是主管司，当不能辞其刑责。
黎元洪有滥用权力的问题，内阁不按程序办事，同样也是渎职行为。
但是，更为可憎的是这些国会的要员，不是为了明辨是非，而是将此事拿来，作为搞阴谋诡计的借口，足见手段之卑鄙。
国务院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召开临时会议，与会阁员讨论国会的查办罗案咨文。众情愤激，作出两项决定：
（一）退回众议院关于查办罗案的不合法咨文。这个文件因黎元洪怕得罪国会，不敢盖印，没有发出。
（二）用内阁名义将此案发生后一切情形通告全国。
这个电报并不是全体阁员都列名。保定派阁员高凌霨、张绍曾借口奥款展期合同未经国务会议通过，拒绝签名。因此列名的阁员只有王宠惠、顾维钧、孙丹休、李鼎新、汤尔和、高恩洪六人。
电报最后一段说：“宠惠等理应立即引退，惟以罗案尚未水落石出，不得不暂时待罪，静候解决。”
这个案子到了法院，就必需有告发人向被告人提出控诉。检察厅根据事实，票传吴景濂、张伯烈二人出庭对质。吴、张二人召集有关议员开会讨论，决定抗传不到，理由是本案由总统交办，公府既非诉讼机关，议长亦非诉讼当事人，当然不负告发人的责任。
罗案发生后，洛派阁员向洛阳求救，吴佩孚当然不能置之不理。
二十日，吴有电致黎元洪，痛责逮捕违法。
此电火气很大：“罗财长纵有违法事件，应提交阁议，先解官职，后送法庭。未经解职遂送法庭，似属不成事体，殊蹈违法之嫌。”
这个电报好像用上司口吻训斥总统，还是民国史上的第一次。黎看了这个电报，气得浑身发抖。
当即把吴的电报扔到桌子上，连声说：“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二十二日，黎拟了一个答复吴的电稿，对于逮捕罗文干一事做了解释，说“嘱薛之衍密传，并未发表正式命令，所以也不需要叫内阁副署”。
最后一段则火气十足，言道：“……言废督而督军日尊，言裁兵而兵额日增，言停战而战祸日滋，元洪孤寄白宫，如同聋聩，辞职咨文犹存国会。既属不成事体，正宜别立贤能，不愿执事径断朝政，轻折元首，为仇者所快，亲者所痛。”
这个电报很长，还把吴佩孚以前电令北京警察厅逮捕前财政次长钟世铭的故事，提出来反打吴佩孚。那是直奉战后，直系查出财政次长钟世铭多拨发奉军军饷一百几十万元，吴佩孚乃电令北京警察厅扣留钟，移送法院究办。
黎的电稿写了未发，待他一阵光火之后，恢复了理智，深觉犯不着和吴决裂，所以又把这个电稿留中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