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绍曾内阁的名单不难看出，这是一个以保定派为中心的内阁。
在幕后组阁磋商中，曹派一定要内务、财政和交通。吴佩孚想留住高恩洪都没能办到。
黎元洪坚持要维持政学系的两位阁员，得到同意后，因王正廷不肯任司法总长，改由冯玉祥推荐的程克担任。外交总长施肇基因为不肯设宴招待议员而被否决，张绍曾改派黄郛署理外交总长。
张绍曾本来向议员们许过愿，说是要分配给国会内的政党几名阁员，因未能兑现，议员们便准备以不同意为报复。几经疏通，政府承诺在关税增加项下拨发国会经费，民国二年和六年所欠经费亦由财政部筹发，才算过关。
张绍曾组成了一个北京政府好几年所没有的合法内阁，但这个合法内阁却多灾多难。
国内战争不停、各省兵变、匪患的警报愈来愈多。很多的时候，所谓兵就是匪，匪也是兵，因为一旦兵变，处置不当兵就成了匪，而匪一被招安，也就变成了兵。
兵变是因为欠饷，财务状况越来越糟，北京各机关和教育界出现了索薪的高潮。四国银行团屡次抗议到期外债不还，公开建议国际共管中国财政，并拟委托总税司安格联监督北京政府的全部收支。
太上政府的两位直系巨人，曹锟忙于总统梦，吴佩孚则忙于“援闽”、“攻粤”，梦想着武力统一国家。
张绍曾则正踌躇满志地想一展身手，打算在他手中实现全国和平统一。他建议召集各省实力派代表、各政党领袖、在野的名流到北京颐和园举行“国事协议会”，协商和平统一的问题。
一月八日，张绍曾致电西南各省，主张“对内先谋事实上之协商，对外完成法律上之统一。”他不赞成联省自治运动，认为“与其先争联治之名，毋宁力图省治之实”。
黎元洪本来担心张绍曾完全站在津保派立场，后来看到张绍曾所作所为并不是代表津保派，尤其是先谋政治上的统一，后办大选，这和他的主张比较接近。
他的智囊、政学系阁员李根源献计把张绍曾拉过来，实现府院合作去对付津保派，他觉得这条路是走得通的。
为了谋求和平统一，张绍曾很重视直系以外的各种势力，派出大批代表分往西南各省联络。第一个争取的对象是南方政府大总统。
张绍曾打算仿照袁世凯的办法，请其主持全国铁路工作。
黎元洪则想更给予重用，请他担任全国兵工督办。
但无论张的主张还是黎的主张，国会中国民党籍议员都坚决反对，这也就使得这个计划胎死腹中。
对于奉系方面，张绍曾找到了曾任张作霖顾问的鲍启元，尊为上宾，请他从中牵线。打算无条件地取消民国十一年五月十日惩办张作霖的命令，恢复张的东三省巡阅使，并提升张学良、杨宇霆为陆军中将。
张绍曾对此下了很大决心，不顾虑保定或洛阳方面是不是会反对。
鲍启元也很愿意促成此事，不便直接和张作霖联系，打了好几个电报给张学良，但却一直没有回音。看来奉张那边，根本就没当回事。
张绍曾上台后的一系列行事，特别是先致力于实现统一后举办大选的政策，完全和保定方面背道而驰，这不能不让他们大失所望。在他们眼里，张很快成了白脸狼。
南方政府大总统倒是很支持北京政,府的和平统一计划。于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在上海莫利爱路私宅招待各报记者，发表和平统一宣言，主张裁兵救国。
这个通电发出后，立刻得到黎元洪、张绍曾、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等人的一致赞成。
我们还得话分两头。
前面说过，福州由徐树铮、许崇智及王永泉等联合光复后，奉系曾劝南方政府大总统放弃回师广东的计划，下令福建许崇智部会同驻桂滇军分向湘赣进窥武汉，奉军则直捣北京。
对奉张的提议，南方政府大总统未做考虑，他认为没有自己的根据地，一切都无从谈起。
因此而电令入闽各军改编为“东路讨贼军”，以许崇智为总司令，黄大伟为第一军军长、许兼第二军军长、李福林为第三军军长，蒋中正为总部参谋长。
由蒋中正协助许崇智对东路讨贼军各部进行整编，每军编四个旅，三个军共十二旅。
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出兵讨贼，就得张罗钱。
这时，南方政府大总统派驻香港的人员邓泽如、古应芬、林直勉、林树巍、李文范等已经在筹组驻港办事处，主要任务是筹措军饷。推胡汉民遥领处长，下设三科：古应芬为第一科，林直勉为第二科，邓泽如为第三科。
邓泽如（1869—19341219），名文恩，字远秋，号泽如，以号行。清光绪年间，以契约劳工身份到马来西亚谋生，逐步发展成为南洋知名的实业家。一九零七年，邓泽如加入同盟会，任马来西亚分会会长。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数次筹款，接济军费。
一九一二年回国，开发矿业，一九二零年担任广州军政府内政部矿物局局长兼广东矿务处处长。
担任过国民党广东支部长以及一、二、三、四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等职。
早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南方政府大总统就已正式任命邹鲁为驻香港特派员，邓泽如为理财员。要求他们两人和衷共济，调和其他人的意见，以期早日达成剿灭陈炯明的大业。
三十一日，邹鲁偕李文范抵香港，不久驻港办事处便正式开办。期间，滇桂军将领杨希闵、刘震寰、蒋光亮、刘玉山等均派代表来港接过头。
邹鲁（1885—1954），原名澄生，后改为鲁，字海滨，广东省大埔县人，中华民国时期著名政治家，革命党人，中山大学首任校长。
一九零八年，邹鲁与朱执信策划广州新军起义。武昌起义后，邹鲁与朱执信、陈炯明、胡汉民于广州起义。一九一四年，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创办《民国杂志》，邹鲁任民国杂志之编辑，积极参加反袁世凯斗争，并撰写《袁世凯之对内政策》等文章。
一九二三年，邹鲁曾受孙中山委托，和胡汉民等五人暂行总统府职权，邹鲁出任财政厅长，其间被誉为理财总舵手。
南方政府大总统曾于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三日，有函广西的滇军总司令张开儒：“兹特派邹海滨（邹鲁）兄回港，与各方策应接济。海滨于民党屡次图粤，皆有力量，且深知粤桂军之情，故使在港沟通一切，妥为照应，即乞时与接洽为荷。”
广西境内有两支系统不同的滇军，一支由张开儒所率领，原是顾品珍的部属，顾品珍失败后从云南退出。虽然看起来是顾品珍的残部，但实力还是有的，建制也很完整。由于人事关系，张开儒虽有总司令名义，却不能统领这支军队，实权在杨希闵手中。
另外一支朱培德部是早就在两广的滇军，曾随孙北伐，后因前次讨伐陈炯明失败而退至广西。
杨希闵曾派代表黄实到香港和邓泽如联络，要求帮助军饷。十一月八日，邓交付黄实港币四万三千元，省行券一万元作为杨部发动讨贼的经费。
邹鲁在港，曾和李烈钧、古应芬、吴铁城、谢良牧、谭启秀、廖湘芸、魏邦平等分头布置讨贼事宜。也曾致书陈炯明，劝陈及时觉悟，撤出广州，否则当兵戎相见。
陈炯明自然时刻关注南方政府大总统的一举一动。但因许崇智在福建整军，他的注意力集中于福建方面。从前他自己也是从福建回师广东的，他怕许等循他的旧路而来，因此于十月六日派洪兆麟为援闽粤军总司令，在闽边戒备。
陈炯明专心注意于粤闽边境，却忽略了他的后面广西。
或许是因为他在广西已经有所依靠，就是桂军将领林虎。
林虎因本身兵力不足，曾到湖南向赵恒惕借兵。说湖南根据省宪法必须裁兵，而裁兵谈何容易，不如把一部分湘军改换桂军旗帜，让林带回广西。
因赵恒惕没有被他说动，林虎只好到广东去见陈炯明。陈正好利用他来对付在广西境内的滇桂军，除了拨一部粤军交他统率外，并令驻梧州的粤军第四师（关国雄旧部）和桂军第一师（师长刘震寰）均归林虎节制指挥。
而刘震寰早有取得广西总司令的之心，陈炯明把广西军权交给林虎，对刘来说等于是浇了一盆冷水，他借口接洽军火问题到广州，随即秘密到香港和邹鲁见面。南方政府大总统随即秘密任命刘震寰为桂军总司令。
此时，南方政府大总统在上海和岑春煊也有接触，通过岑和莫荣新的关系，沈鸿英也被拉了过来。沈是一个投机军人，一方面和南方政府大总统联系，一方面却与吴佩孚保持接触。此外广西自治军头目之一的刘达庆也被吸收过来。
驻梧州、肇庆的粤军如：陈济棠、莫雄等部亦已和邹鲁约定，一旦滇桂军东下，就假作抵抗，且战且退，作滇桂军的先导。退到适当地点，即一齐举义共讨陈炯明，直下广州。
滇军既已决定进攻广州，可是在表面上则不露声色。陈炯明希望滇军能回云南，滇军便扬言即日离开藤县、蒙江，由浔州折入柳河，取道柳州回滇。陈炯明信以为真，还派人送了一批饷械，表示送行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