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学校，最主要的资源无非是两个：一个是有一批杰出的教师，一个是高素质的学生。马上给学生实行“大换血”是不可能的，能做的只能是在整顿教师队伍上下功夫。
在当时北大，文科是守旧派最为集中之处、是北大教育革新的首要障碍。因此，整顿北大首先是要整顿北大文科。对于这件事，蔡元培在没上任之前就已有打算，就是采纳汤尔和与沈尹默这二人的建议，聘任倡导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接替业已辞职的原学长夏锡琪。
有记载，蔡先生于12月21日到北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问北大情形。
汤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汤尔和取了十几本《新青年》杂志给蔡先生看，蔡先生对于陈仲甫，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刘师培曾告诉蔡先生，有一种在芜湖发行的白话报(《安徽俗论报》)，发起的几个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蔡先生很佩服他的毅力和责任心。
此前，沈尹默曾提出过同样的建议，听了汤尔和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蔡元培便决意聘用陈独秀。
1916年12月的北京，天寒地冻。
在北京前门附近的旅馆走廊，有一位身穿长袍，戴着眼镜的文化人不停徘徊。
旅馆伙计一打听，原来是这位先生要拜访一位客人，可是这个人正在客房里睡觉。这位先生招呼伙计不要叫醒他，而是拿一个凳子坐在房门口等候。
这位先生，就是蔡元培。而他想见的人，是陈独秀。
此时，陈独秀刚好因事来京，客居在前门附近，蔡先生从汤尔和处得知陈独秀的住址。
蔡元培数次亲自登门，诚心相邀。陈因在沪主编《新青年》不肯答应。后蔡主动提出可以把《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学校会尽力予以支持，陈终于欣然应允。他还同时推荐《新青年》的投稿人胡适。
蔡元培读过胡适的文章，慕名已久，一口答应，并一再叮嘱陈尽快催促胡速来。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陈庆同，陈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发起者和主要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共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早期主要领导人。
陈独秀1927年7月离开中.共.中.央。1929年11月因就中东路事件发表不同意见而被开除党.籍。1931年5月成立的“中.共.左.派反对派”，推选陈独秀为中.央书.记。
1932年10月被国民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于1937年8月出狱，先后住在武汉、重庆，最后长期居住于四川江津（今属重庆市）直到逝世。
自幼丧父，随人称“白胡爹爹”的祖父修习四书五经。
1896年，考中秀才，次年应江南乡试落第。18岁撰文《扬子江形势论略》。
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和1900年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侵略，使他受到很大震动。1901年至1915年，先后五次东渡日本求学或避难，接受民主主义思想。1897年，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学习。1899年，因有反清言论被“中西求是书院”开除。1901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
1902年，参与成立东京青年会。1902年至1903年间，先后三次举办爱国演说会。1903年，陈独秀回国在安庆筹建安徽爱国会，因被清廷察觉，出走上海。1903年7月，在上海协助章士钊主编《国民日报》。1904年，回安徽创办《安徽俗话报》，是最早使用白话文进行通俗宣传的报刊之一。1905年，在芜湖组织安徽第一个具有军事色彩的革命组织岳王会。1907年，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去浙江陆军学堂任教。
1911年辛亥革命后，陈独秀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这个时期，陈独秀成为安徽地区民主革命的领军人物，他虽然没有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但他是辛亥革命的积极参加者。
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1914年，出狱后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他写文章用“独秀”笔名，来源于家乡的独秀山。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翌年改名为《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
这位以宣扬“德先生”和“赛先生”而著称陈独秀的到来，使很多人敏銳的感觉到了，蔡元培这位新上任的校长，整顿学校的决心和魄力。
而事实上，陈独秀的任教，对北大教育革新的意义也确极为重大。他上任文科学长，催发了北大在文化革新方面的锐气，尤其是他带来了一份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刊物——《新青年》。
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后，以北大为依托、以《新青年》为阵地，鼓吹新思潮，聚集了北大学人的革新力量，进一步推动了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
不久，经许寿裳和鲁迅的推荐，曾任绍兴教育会长的周作人应聘来到北大。由于时逢学期的中间，不宜开设新课，蔡元培先安排他到附设于学校的国史编篡处任职。新学期后聘其为文科教授，讲授《欧洲文明史》等课程。
紧接着，曾继严复之后被任命为北大校长而没到任的章士钊，应聘为文科教授，主讲逻辑学，并兼任学校图书馆的主任。
在此期间，蔡元培曾函请吴稚晖和汪精卫等人，希望他们来担当学监和教学等工作，但他们都因故而未能前来，只有李石曾“惠然肯来”做了生物学教授。
这一年的8月，从美国学成归来，因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而“爆得大名”的胡适，应召而来，被聘为文科教授。这是继陈独秀之后，又一让北大校园产生较大反响的人物。蔡先生因聘到胡适而愈加兴高采烈。他认为胡适“真是旧学遂密而新知深沉的一个人”。
9月，曾在北大代课的钱玄同和《新青年》撰稿人刘半农，先后出任文科教授。
11月，经章士钊推荐，李大钊进入北大担任了原由章兼任的学校图书馆的主任。图书，是大学的重大资源，同样需要能者打理。
一时间，在蔡元培的网罗下，除了已经提到的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章士钊外，鲁迅、高一涵、沈尹默、吴虞等新派人物也都云集北大。使得北大的师资阵容，令人叹为观止。
这批大师级的人物，不仅思想新，而且各有所专、学有所长。客观地说来，这些人物其各自的贡献，不是蔡元培和北大一个学校能够包揽的。但如果没有蔡元培和北大，他们也将无法汇聚在同一个旗帜下，各自也难以发挥那么大的，影响社会思潮的能量。
不能否认，是蔡元培给这些人提供了北大这样一个宽阔而高耸、得以施展所学的平台。
大量引进具有新知新思想的人，并不意味着蔡元培排斥“旧人”。很多思想守旧但是传统国学功底深厚的学者也同样受到蔡元培的重视，例如黄侃、刘师培、辜鸿铭、黄节、崔适、陈汉章、屠寄等人。
这时北大的文科老师中，一大批学术建树颇丰的新老学者囊括其中，如马叙伦、马裕藻、朱希祖、陈大齐、陈介石、陈垣、孟森、杜国庠、马衡、吴梅、章士钊、刘文典、陈寅恪、徐悲鸿、杨昌济、沈兼士、马寅初、陶孟和、王宠惠等。
北大的理科在蔡元培的领导下也像文科一样人才济济，著名的教授学者有：李四光、翁文灏、丁文江、任鸿隽、李书华、温宗宇、王尚济、孙云铸、陈世璋、俞同奎、秦汾、王仁辅……这批学者几乎无一不是当时国内科学界的顶尖人物。
在延揽人才上蔡元培真正做到了不拘一格，最著名的例证是年轻的学者梁漱溟。
那时，梁漱溟是通过范源濂的引荐，慕名来访谒蔡元培。他拿出自己的《究元决疑论》一文，求教于蔡元培。这篇文章蔡从《东方杂志》上已经读到过，作者对佛学的造诣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梁漱溟既没有出国留学镀金的经历，也没有国内的大学文凭，但他钻研学术、富有创见的精神，让蔡元培感到这个人是个人才。于是，时年仅24岁的梁漱溟被蔡元培招入北京大学，并给予他讲师的职称。
当梁漱溟后来成为一代大师——新儒家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时，他总是不忘强调：是当年的蔡元培和北京大学栽培了他。
由于蔡元培在用人上打破了资历限制，这一时期北大的教师队伍迅速实现了年轻化。据1918年的统计，这时的北大教授平均年龄只有三十多岁，其中不少只有二十六七岁，这在中外大学的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
要想让北大变成真正治学的场所，需要“不拘一格降人才”，而这些名家也没有辜负蔡元培和北大，在此以辛勤汗水与毕生所学，耕耘北大的学术沃土。
正如梅贻琦先生所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蔡先生为北大招聘了一大批响当当的大师级的教授，形成了北大浓厚的学术氛围。
蔡元培还毫不留情面地辞退不称职的教员。英文系的青年教员徐佩铣被人称为“探艳团长”，个人品质下流，即被蔡元培开除出校。继而蔡元培又顶住压力把一批不称职的外籍教员裁撤出校，即使此举引来当时英国驻华使的蛮横干涉，也毫不退让。
这一时期，还有个插曲。一天，一个湖南来的年轻学生模样的人，经人介绍找到蔡元培，请他给找个校工之类的工作，以解决在京的生活费用。
蔡元培从来人的谈吐中，马上看出这是个可造之才。没有安排这人去作校工，而是和时任学校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商量后，在北大图书馆给安排了图书助理员工作。
这个人就是后来对改写中国历史有重大影响的润之先生。能够在北大接触到各种新思想，能够读到大量的书籍，对润之先生的后来人生很重要。虽然，直到中国的红军完成长征后，润之先生提及他在北大的经历还愤愤不平。
他对到延安采访的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回忆道：“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去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那些个学者教授们，未必给润之先生留下多好的印象，但对于蔡元培的帮助，润之先生一直是牢记在心的。对蔡元培的人品和学识，润之先生也一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从这个小插曲中，我们不能不佩服蔡元培看人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