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秘书喝了一口开水后，慢慢地说道，自从地、县联合“纠偏”工作组进驻我们公社之后，虽然没有撤销王跃越书记的职务，但事实上他已经靠边站了，整个公社班子也都靠边站了，基本上没有事情可以管的了。
王跃越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在整个纠偏期间，他几乎都是躲在大队干部家里，东一天西一天的艰难度过的。纠偏快结束时，张柏志来检查纠偏工作。
王跃越为改善工作组伙食，同时也是为讨好地委书记张柏志，就叫供销社饮食店炸油条、做肉包子和稀饭作为早餐。
当时工作组的同志和公社干部吃了早餐后，都特别的高兴，说还是地委书记来了好，如果天天在这里就更好了，至少可以吃得好。
有些公社干部那天吃早饭去迟了，就没有吃到金灿灿、亮黄黄的油条，还骂了野话。说搞工作了就晓得找我们了，吃油条了就为哄么不通知我们了？！
哪晓得，那些没有吃到油条的干部，骂人的野话声音还没有落地，那些吃了油条的干部，有的就开始上吐下泻了。
最初还只是一两个人，有一点点的上吐下泻。渐渐的，上吐下泻的人越来越多。到后来，连张柏志书记和陪同他吃早餐的县委书记任部德也没有幸免，也都上吐下泻起来。
后经县公安局立案调查，问题出在一个生产队装茶油的桶上。原来用来炸油条的茶油，是寒东县一个生产队卖来的。
那个生产队挑茶油卖到大历县公社供销社的农民，只是把装过桐油的桶用井水洗了洗，以为抹干就没事了，装上茶油就挑到供销社来卖了。
结果卖茶油的那个农民和生产队长，由于这个事件，被法院按照破坏社会主义生产罪，分别判处了五年和三年的有期徒刑。据说现在还在服刑。
后来，王跃越和公社革委会主任，也都被免职调到县里去了。易大伟书记就是这个时候调来的，艾旺骁也是这个时候从县社队企业局局长的位置上调来的。
张柏志在公社卫生院住院的时候，是公社电话员刘银慧一心一意照顾的。半年后，刘银慧就被调到地委办公室工作，专门负责地委办公室的日常接待工作。
现在的话务员是公社会计柳明生的女崽。刘银慧调到地区去了，柳明生找到刚刚来当书记的易大伟，把自己在农村的女崽柳何英招工上来，当起了公社话务员。
桐油炸油条事情发生之后不久，听说是中央对包产到户有了明确的态度，省委书记又在省委常委会上明确表示可以试一试的话后，张柏志才勉强的把工作组撤走。
纠偏工作组撤走时，既没有肯定“五定一统”农业生产责任制是对的，也没有说明纠偏工作是错的，只是说由于又有了新的更重要的工作，纠偏工作暂告一段落。
纠偏工作组的撤离和公社书记、主任的调离，把全公社上上下下的思想都搅乱了。原来“五定一统”的农业生产承包责任书成了一张废纸。
一时间，大历县公社各大队、生产队所有的田土、山林、生产工具、晒谷坪，都被社员闹到分到了各户。实在分不了的，像牛呀、打稻机、风车、水车等等，就被作价给卖了。
大队、生产队两级的集体资产全部被分光卖光吃光，大队和生产队成了一个扎扎实实的空壳，再也没有了任何的收入来源。大队干部的误工补贴和工资，完全依靠公社筹集发放。生产队队长都是通过一次性“扯钩”（抽签），轮流来当的，有一种被硬性推上车的“志愿队长”的味道。
由于大队、生产干部的报酬没有脚落，原本属于大队、生产队干部的事情，现在基本上变成了公社干部的事情。比如国家农业税、征购粮、代金和统筹经费的收缴，过去一直是由大队和生产队负责的，现在则成了公社干部的职责。
现在的大队和生产队得干部，个别负责任的，还能按时把任务通知单填写到户、送达到户。但绝大多数的大队生产队干部，只是把任务填写到户，等到公社干部到村里来催收任务时，才会和公社干部一起把通知书送到农户家里。
农村的各种上缴任务，没有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的催缴，就很少有农民接到通知后，就主动到粮站交粮、到大队会计那里交票结账的，常常是在公社干部进村入户，三番五次上门催缴后，有的甚至要靠打架子霸蛮才能完成国家任务。
现在，每年一到公历八月份，除了公社书记、管委会主任和秘书外，所有的公社干部都是一个人包一到两个大队，一户一户的去收缴皇粮国税。到晚稻收割之后，公社又开始组织工作队，到各个大队去扫尾，一个大队一个大队，一个农户一个农户的催缴任务，一直扫到农历过小年时才结束。
现在的公社干部，不管到大队做哄么事情，都是靠和大队干部熟悉，才能办成事情，完成任务的。和大队干部熟悉了，他才会和你指指路，但做工作还是公社干部自己的事情。
那时，唯一有一点乐趣的，就是纠偏纠出了一首顺口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