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目的做研究，试验结果，怎么都是不对的。
之后，他们也说，还有其他专业人士，比如仇士华对蒋祖棣提出的问题表示认同。
并表示他个人，也对《简本》的碳-14数据持有疑问。
张长寿也明确表示，他个人同意蒋祖棣对于澧西考古分期的意见。
在场的外国教授，名字叫Shaughnessy的也为之大震。
这里就有点友邦惊诧的意思了，这一位拍案问道：既然如此，建立在碳-14与澧西考古的基础之上《西周年表》还站得住脚吗？
参与会议的张立东，曾任“工程”的秘书，现为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生。
看看，这些都是什么人，现在都在干什么。
这一位曾经的自己人，秘书，将会议内容介绍在国内的2002年5月24日的《华夏文物报》上。
其中对“工程”专家，同意蒋祖棣的观点也做了报道。
报道立刻在国内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
两个多月后，《华夏文物报》于8月16日，刊登了一篇题为《丑国之行答问——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文章。
这是作者苏辉采访有关专家后写的，声明张立东的报道不符合事实。
主要是在关键环节上，引起读者的误解。
如，依据苏辉，仇士华回忆，在芝加哥的会议情况跟之前蒋说的就有所不同。
“蒋祖棣要求当场用计算机验算数据，根据我提供的条件，结果发现只相差1年，我笑道：‘再算一遍有可能相差2年，但这都在误差允许的范围内，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几位当时参加芝加哥讨论会的学者，都说自己亲耳听到仇士华表示，同意蒋祖棣的意见，而且还为仇世华的这种不严肃的态度感到惊讶。
被《蒋文》批评的《97年澧西发掘报告》作者徐良高，也有类似的表现。
徐氏在《华夏文物报》上，申辩他在报告中使用的分期术语，是“年代约相当于”某王时期。
而《蒋文》在引用时，“均将之删去”，而核实了《发掘报告》。
原文是：“第一期：推定其年代为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
第二期：推定其时代为西周初年武王至成王前期。
故《蒋文》引文完忠实于原文。
从仇世华不认自己在讲座会上的发言，到徐良高不承认已经发表的文字，有学者怀疑“工程”的一些主要学者的治学能力和态度。
当然，这些东西，我们看看就算了，最多也就是笑话一下这些小丑。
原来他们在国内也许是大师，但是出国之后，就成为小丑了。
这就是屁股决定脑袋，可不是随意贬低他们。
如果这些人是理科生，他们出国之后，为了巴结丑国主子，只要认真工作，就可以得到优渥的生活。
那么一些文科教授、专家呢？
对于丑西方人来说，东方文化有什么用？最好是直接灭绝。
所以，一些去西方讨饭吃的文人、学者，他们学习的东方文化，就变成无用之物。
那么，怎么在西方，获得主子们的青睐呢？
有办法啊，努力打击东方文化，挖了他们的根，撅了他们的苗，打掉东方大国五千年的文化骄傲，这也是可以献媚一下的，也许能够得到一些肉骨头。
所以，这样的人层出不穷。
其实，屁股做歪了的人还有很多，比如弯弯那地方的一些文人。
2013年1月初，芝加哥大学东亚语文系教授夏含夷，就发表过这种言论。
在弯北举行、刚刚闭幕的“中研院”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上，他质疑“夏商周断代工程”。
他断言该工程“繁本”，恐怕将来也不太可能发表。
“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华清大学教授李学勤，对此作出回应称，有争议很正常，“繁本”正在审订之中，过一段时间会出来。
夏含夷称，《简本》对夏代和商代只提供概括的框架，对商代后期则提供绝对年代，但也承认这些年代不一定精确。
对西周时代则完不同，从武王克纣到幽王卒于骊山之下，对西周12个国王在位年代，都提供了绝对年代。
夏含夷认为：“《简本》所载西周诸王在位年数，和任何古代史书都没有统一的方法，能够在古书找到支持就引之，找不到支持就弃之，这和一般史学方法显然不合。
除了武王克商年代是根据《逸周书世浮解》，以及另外一些传世文件，懿王元年是根据《竹书纪年》所载‘天再旦于郑’的记载之外，《简本》所载西周诸王在位年代，基本上是根据六十三件当时已经公布的铜器铭文所载年代记载的分期。
《简本》所提出的年代框架和分期，不但不能容纳近年新见之铜器铭文，并且对原来六十三件铜器的分期也有几处重要错误，《简本》的依据如此错误，年代框架亦随之落空。”
有不同看法很正常，我们只是断代，并没有说这就是绝对正确的。
为什么断代？只有确定了有这个朝代，才能断代。
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些反对人士，其实都是认可我们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的。
“夏商周断代工程”之中，夏商只是作为一个阶段性的学术成果，我们也没有想它就此成为定论，有争议很正常。
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的繁本，在简本出来之后，很长时间没有出来，主要就是稿子还没有最后完成。
因为有很多的数据，都需要很精密，所以拖了很长时间。
另外，还有很多新的材料和新的数据，要添进去，同时吸收一些学术界的意见和看法。
由于现在离简本发布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多年，繁本将有一定的区别。
估计出来后也会有争论，而科学工作就是这样的。
这样的工作，争议再多，也得做，主要是有意义。
首先，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了夏商周的一个大致年表。
这对于今后的学术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作为阶段性成果本来就不是最终结论，通过讨论有益于学术进步。
其次，大量资金和技术的投入，使得我国考古学，特别是在技术层面，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这种多学科的共同研究，有利于考古学这个交叉学科的发展。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