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是万万没想到自己和左良玉交往开端的最大阻碍是侯恂。
他在这一瞬间跟天启皇帝产生了共鸣。
怪不得天启皇帝那么讨厌那个劝他“勿进龙阳”的李若星呢,虚伪的道德卫士比卑劣的坏蛋更让人作呕,从古至今从上到下的所有人都讨厌双标。
大明天子肯定心想,朕虽然好龙阳,在宫里顶多就宠幸几个小太监,你们士大夫里面那些喜欢男人的,都已经开始骚扰正常男性了,就这还好意思来劝谏朕?
不过让袁崇焕感到特别纠结的一点是,历史上的左良玉在后来不得不跟了侯恂之后,或许也确实喜欢上了侯恂,他对侯恂的格外尊敬和爱戴是一直都有相应史料佐证的。
譬如左良玉一直有大肆屠戮、劫掠百姓的记载,后世因而评价其为“勇于虐民,怯于大战”。
但是左良玉三次领兵路过侯恂的家乡河南商丘,都秋毫无犯,还亲自登门侯府,向侯恂的父亲侯执蒲叩头问安。
譬如当年张献忠入蜀之后,左良玉奉朝廷之命前去收复武昌,当时他已经差不多成军阀了,麾下的各军营将领都有女伎相陪,唯独他自己洁身独处,从不见姬妾侍奉。
再譬如呢,左良玉无父无母又目不识丁,他历史上的那个表字“昆山”是哪儿来的呢?侯恂给起的嘛!
所以侯方域一直都不觉得他父亲侯恂是以权谋私,东林党就是能把什么事都做得冠冕堂皇的。
侯恂那哪能叫欺负左良玉,侯恂分明是塑造了左良玉。
历史上那个名留青史的左良玉,有一大半是侯恂塑造出来的。
假设左良玉没有经历宁远兵变,没有走投无路地去抢劫锦州军装,他一直就在辽东好好地当着军官,或许他也不会成为历史上的那个宁南侯。
倘或左良玉没有跟侯恂产生特殊关系,这段历史在此处被他这个穿越者给打断了,那左良玉或许就会成为一个截然不同的左良玉。
只是想成为什么样的左良玉,似乎从来都不由左良玉自己作选择。
想到此处,袁崇焕又开口道,“没有的事,咳,阉党现在正盯东林党盯得紧呢,再说他前几年人都在贵州,贵州那里你知道罢?”
“四川永宁宣抚司奢崇明,及贵州水西宣慰司安位叔父安邦彦起兵叛乱,侯恂他前几年,都帮着朱燮元在贵州平乱呢。”
左良玉点了点头,奢安之乱是从天启元年就开始了,一直断断续续地打到现在。
再加上前几年朝廷曾经从四川调了川兵来北上支援辽东,因此即使左良玉大字不识一个,也对此事件有所耳闻。
袁崇焕接着道,“后来他们父子得罪了魏忠贤,就都相继罢官回乡了,所以你不必担心侯恂。”
“说不定等这一仗打完了,你在朝廷里的官职比他还高,他反过来给你陪酒还差不多。”
袁崇焕说罢,忽然觉得一阵反胃,侯恂比左良玉大九岁呢,反过来陪酒也挺教人恶心的。
再抬眼去看左良玉,左良玉的脸上倒没出现什么幸灾乐祸的神情,只是有些懵懂地道,“那袁臬台,现在是阉党赢了吗?”
袁崇焕回道,“不能说赢,党争没有赢家,更没有谁赢谁输这一说,只是目前为止,朝中是阉党占上风。”
左良玉道,“袁臬台是东林党罢?如果这一仗能将奴酋打退,那朝中是不是又就是东林党占上风了?”
袁崇焕点点头,道,“具体情况比你说得复杂一些,但是大方向上就是你概括得这样。”
左良玉爽朗一笑,道,“那这一仗必得赢了它!”
袁崇焕有些惊讶,难道左良玉跟侯恂的关系并不是他想象得那样带有强迫性?
如果左良玉确实是自愿跟着侯恂的,那就可以解释为何他在南明依旧站在东林党这一边了。
袁崇焕顿了一顿,道,“可是侯恂是东林党啊,如果东林党在朝中占了上风,那侯恂父子说不定就会被重新起复了,你心里难道就不觉得……窝火?”
左良玉道,“起复就起复呗,他起复了,小的也不陪酒,又不是他一起复,小的就愿意陪酒了,两码事嘛。”
“小的不愿意陪侯恂御史睡觉,又不等于小的就愿意看到魏忠贤赶他回乡,又不等于小的就愿意见到那些阉人迫害忠良。”
袁崇焕心想,要不怎么说新中国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扫盲运动和义务教育呢,看来这文盲的想法确实跟读过书的人不大一样。
他一连遇到的两个文盲,阮氏这个女文盲,和左良玉这个男文盲,都让他感到费解。
他没办法理解他们的脑回路,他想他要是左良玉,铁定是不会希望侯恂父子再回朝堂的,不管他们父子是哪个党的。
袁崇焕问道,“那你是觉得,斗倒阉党这件事,远比让侯恂回乡这件事来得重要了?”
左良玉道,“那可不吗?”
袁崇焕觉得左良玉这个人有点儿意思,“可是阉党迫害的是清流士林,侯恂迫害的是你啊。”
左良玉眉头一皱,道,“侯恂御史没迫害小的,侯恂御史只是让小的陪他睡觉,这陪人睡觉的事儿,只管愿意不愿意,怎么能算是迫害呢?阉人干的那些事儿才叫迫害呢!”
袁崇焕明白了,明末风气开放的副作用之一,就是古代男人对同性普遍没有贞操观念,更不会觉得跟同性如何如何,是身体上受到了“侵害”。
古代男人之间就不存在有没有被“侵害”这一说,有的就只有“愿意不愿意”。
所以侯方域后来为左良玉作传,一直都在强调他父亲从来没有亏待过左良玉,而不是左良玉到底喜欢不喜欢他父亲。
袁崇焕道,“可是阉党干的那些事,总也不算是……”
袁崇焕话说了一半,不知道该怎么跟文盲左良玉说清楚这个问题。
他其实挺高兴左良玉并不看重所谓的“贞操”,但是他用现代人的视角来看,又总觉得左良玉是吃了亏了。
毕竟左良玉后来立下的那些战功都是靠他自己出生入死,也不是全靠陪侯恂睡觉得来的。
左良玉这时冲袁崇焕一笑,是山东大汉独有的那种粗犷笑容,他的面孔红彤彤的,乍一看就是个干了小半辈子农活的青年农民,一点儿名将的苗头都没有,“袁臬台,您记得万历二十七年吗?小的父母就是在那一年被阉人害死的。”
袁崇焕张了张口,左良玉确实就是出生在万历二十七年,“怎么回事?”
左良玉道,“王朝佐抗税案,您记得万历二十七年,在山东东昌府临清州发生的王朝佐抗税案吗?”
“阉人马堂在那一年当上了税监,在临清胡作非为,到处搜刮民脂民膏,小的一家,就是在那一年家破人亡的,和阉人的所作所为比起来,让小的陪人睡觉又算是什么迫害呢?”
在现代史学家眼中,“王朝佐抗税案”是一场相当典型的明末民变。
它的起因始于万历二十四年,由于皇宫一连发生几次火灾,再加上对宁夏、朝鲜的用兵,国库入不敷出的局面越来越严重,神宗皇帝为了增加宫中的收入以应付日益庞大的内廷开支,开始派遣宦官到各地征收“矿税”。
虽然朝廷名义上说是“矿税”,但是由神宗皇帝派出去的那些宦官们既不懂堪舆,也不懂地质学,所以所谓的“征收矿税”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遍及全国的敲诈勒索运动。
左良玉口中的“马堂”,就是由神宗皇帝从内廷派出去横征暴敛的宦官之一。
明末的山东临清,与现代的山东临清,在经济地位上可谓是天差地别。
因为明朝依旧使用大运河沟通南北,漕运交通都要往大运河上走,临清就是大运河上的一个重要中转站。
它的运河西岸还建立了一个临清运河钞关,用来向运河货船收税,这样的运河钞关在大明一共有八个。
根据后世的统计,万历年间,临清钞关年征收船料商税银八万余两,居全国八大钞关之首,占全国课税额的四分之一。
而万历年间山东全省一年税课银只有八千八百余两,仅及临清钞关所收十分之一稍强。
因此作为御派矿税税监的马堂,自然不会放过临清这块肥肉。
马堂当时一到临清,就在当地网罗流氓恶棍数百人,在城区和运河上设立重重关卡,横征暴敛,强取豪夺。
甚至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抢夺工商业户的财产,拦截过往船只,任意抽税。
如有怠慢或稍有反抗,就被诬指“违禁”,不仅货物被抢,而且加倍处罚甚至入狱,致使临清大半中产之家家破人亡。
后来有人统计,马堂每年在山东抽税十五六万两,自己私吞一半以上,马堂在山东的七年时间,所吞食的税银及搜括民财共计达到了一百三十多万两。
直到万历二十七年,临清百姓忍无可忍,暴起反抗征税。
其中领头的就是王朝佐,他原来是山东临清的一个普通编筐工匠,因不忿马堂横行霸道,便带领临清百姓烧毁税监衙署,杀死几十余马堂爪牙,使得官府立刻出兵镇压暴动。
临清百姓抗税失败之后,官府追捕首要,且将株连众多,王朝佐为保护临清百姓挺身而出,一人担过,自认是抗税首领,从容就义。
王朝佐被神宗皇帝判处死刑后,临清百姓为他建立祠堂,临清知府也下令抚恤他的母亲和妻子,因此在左良玉看来,王朝佐可以称得上是为民请命的英雄,他是一点儿都不避讳地把王朝佐当英雄。
当然,能让小兵左良玉如此大胆的重要原因是,后来东林党拥立的泰昌帝一登基就废除了矿税,朝廷的政策又变了,反抗矿税的那一方反倒成了正确了,世界兜兜转转,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只是左良玉的父母回不来了,被马堂收上去的那些税钱也退不回临清百姓手中了,孤儿左良玉就此变成文盲了。
所以左良玉怎么会不支持东林党呢?
袁崇焕心想,恨意从来都比爱长久,东林党再不济,终究没在山东弄一个马堂,再在辽东摆一个高淮,把左良玉先弄成了孤儿,再逼得他不得不为了吃一口活命饭去辽东参军。
左良玉后来毁了南明,定然不是为了侯恂去毁,他那时必定已经参透了他一生孤苦的原委,他一生所遭受的不幸,都是大明这个体制造成的,都是君权造成的。
再让他选一次,他肯定还是不会放过改变人生的机会,睡了就睡了,陪侯恂睡觉能比父母双亡更悲惨吗?
只是现在还是天启六年,左良玉还没有到连活命都成问题的那一步,所以他还能坚持守身如玉,坚持自给自足,坚持对阉人嫉恶如仇,坚持对莫名其妙的善意心存警惕。
袁崇焕吸了下鼻子,努力压下胸中翻腾的哽咽,道,“……那你更该多吃一点了,现杀的牛难得吃一回,肉不吃饱了,那怎么打退奴酋呢?”
左良玉抿了抿唇,脸上的神情渐渐从凝重转为松弛,“嗳呀,袁臬台,小的父母都死了二十七年了,您为小的伤心个什么呢?”
“您要是一听这样的事就伤心,可要伤心个没完了,万历四十三年到万历四十四年,山东饥荒还人吃人哩,从前呢,是互相换了别人家的小孩吃,山东那两年是连自己的小孩都吃,一家都死绝的都不在少数。”
“小的算走运的,能跑到辽东当兵,还能在这里靠着杀鞑子吃一口牛肉,咱们还没到吃人肉的地步,您不至于为着二十七年前的旧事可怜小的。”
“军里比小的可怜的小兵是多了去了,您要是一个个都去可怜,那这头老牛可是不够分了。”
袁崇焕低头看向那头刚刚被他合上双眼的老牛,叹息道,“那就再挑一头来杀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