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来到台城,间隔的时间虽然不久,风貌已是大不相同。
原本凌乱破败的景象已是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则是开阔平整的道路,巍峨且井然有序的建筑。大块大块的阶石被从京郊左近山岭中开采出来,雕琢而后用细沙打磨,平整光滑。信步行于其上,左右所望则是青砖砌成的高墙,那青砖上雕刻着清晰可见的纹路,堆叠在一起勾勒成典雅古朴的图像。
高墙内则是各宫寺官署,形态各自有异,或是叠檐垒瓦,厚重如山,或是高阁欹奇,形同玉柱,也有高空悬廊,门洞深深,四方恒门,影壁夺眼。南北不同的建筑风格融汇于一炉,既无喧宾夺主,又无格格不入,诸多建筑交映生辉,意趣趋一。威仪不减,雅趣横生,堂皇昂然大气十足,博采旁撷包罗万象。
当然,有的地方还仍未完工,自有高设的竹栅耸起将那一处围绕隔开,栅外有宿卫看守,栅内有工匠忙碌。偶尔还有台城内的官员们站在竹栅内外,或是监察进度,或是观摩思忖,与用工的匠人们交流自己审美所得。
行走在台城内,温峤也是下意识的左右观望,忍不住感慨道:“小子总好穷生事端,着实可厌。但也真是不得不说,勤思勤为,方能克成旁人难略之功啊!台城如今新貌焕发,全然不似旧仄狭促,维周你也是居功至伟啊!更难得是工事迅捷,却又不使生民疲敝,物用虚耗,确是要让人盛赞一声!”
整个台城的工程量是极大的,因为诸多宫寺官署都集中在这里办公,既要提供办公的场所,又要给这些台臣们提供生活的空间,因而整个台城的规模不逊于一座普通的城池。以工程量占比来说,沈哲子对建康新城的整体构想已经称得上宏大,台城仍然占据了起码五分之一的比例。
台城不只是办公的场所,更占据一定的军事作用,包裹拱卫着苑城,是整个建康城的核心所在,也是最后一道防线。去年苏峻就是率先突破了台城的防守,继而才造成整个建康城的陷落,所以台城安稳与否,某种程度上便决定了整个建康城乃至于整个江东时局安稳与否。
这么大的用工量,在短短半年时间内已经搭起整个框架,而且并未耽误到别的地方施工进度。虽然主要的功劳还是纪睦、沈恪这些第一线的监工调度得宜,但是沈哲子先期对于人力、物力的统筹分配和运作方式的建设也是功不可没。
听到温峤的感慨,沈哲子便笑语道:“生民自有主动,只要能护其安稳,供其事用,便是不逊于尧舜之世的德政。只可惜这世上有圣贤之能的人太少,有圣贤之志的却太多,总要急于为生民立命,筹谋什么永世太平。这样的人,不患懒于行,只患勤于思,生民自知命之所在,未必事事皆仰圣贤。”
要让一个纷乱的世道快速归于平静,最快捷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要让人人都有事做,人人各司其职。相对而言,就业率这个问题对世道稳定与否的影响,在后世的重要性要远远高于古代的农耕社会。
因为在古代自有一个永恒的产业,那就是让人种地。无论再怎么混乱的世道,一旦天下归于一统,政治清明起来,没有了兵灾的威胁,小民辛勤耕耘,朝廷任由生产力发展不横加干涉,整个社会的元气就会快速的恢复过来,再次迎来一个盛世。
但东晋这个时代自有吊诡之处,别的年代行之有效的方法在这个时代是走不通的。问题很简单,朝廷根本没有足够的耕地用来安置难民。一旦没有足够的耕地,大量的民众不能归于田亩,生产力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元气自然也是久久难复。
沈哲子几乎是力排众议的提倡整个建康城的重修计划,其实并不符合乱局之后惯用的处理方法。在一般人看来,一场大战让整个江东元气都大大亏损,还要在这个时节大兴土木,实在是压榨民力太甚。
但是如果用旧有的方法,朝廷去哪里找那么多耕地?一旦安置不及时,便会有大量难民生机受到威胁。然后就会有掌握田地的世家豪门跳出来,以一条活路为诱饵,与朝廷争夺这些难民劳力。
于是,随着大量人口的被荫蔽,朝廷能够掌握到的人力越来越少,越来越受到世家大族的钳制。而那些掌握大量人力物力的世家大族又不能抛弃成见,彼此精诚合作,于是这些本该用来做大事的人力、物力,就在互相的争执绞杀中被虚耗掉。
所以早先沈哲子赈灾的第一原则就是,一定要抓住这些难民有生力量,不让他们流散于朝廷统治之外。在这样一个时节重修建康城,的确不算是一个好的选择,但问题是,如果不这么做,朝廷根本没有手段和能力留住这些人口!
其实每当乱世将起,当权者总要大搞土木建设,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其实是加强人身控制的一个手段。因为将要失控,所以要加强控制,可是王朝危机一个基调就是土地兼并严重,并没有土地安置,只能选择营建,但这种不合时宜的强硬手段往往会引起猛烈的反弹,反而让动荡来得更加激烈。
但这其实并不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如果在加强对小民人身控制的同时,能够找到一个目标发动战争,一方面通过战争来转移矛盾,更加强对人身的控制,另一方面通过战争来掠夺财富补充自己,这个方法是可行的。而且在后世,便有不只一个相当成功的模版。
可是在古代却有一个相当让人无奈的限制,那就是在区域内的外部环境里找不到一个可以动手、值得掠夺的对象,最大的肥羊就是华夏自己。所以每当用到这个手段的时候,往往就是内乱开启之时。
沈哲子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眼下就有一个现成的对象,那就是占据中原的羯胡。眼下虽然并不足以对羯胡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但是羯胡本身的存在就是一种反向的震慑,让江东这些人不敢明目张胆的掀桌子。一旦再搞大规模的内战,大家一起玩完。
温峤感慨这么大的工事居然没有造成劳民伤财,但这在沈哲子看来,却是理所当然。
首先劳民伤财本就是一个不准确的概念,没有一个标准,往往被反对者拿来当作一个借口打压对手,而且一旦上升到军事对抗,劳伤肯定更大。但那时候就不会有人再提这一茬了,胜者有道,败者无道。可是现在,即便有人嘴上叫嚣,但却没有人敢挑动战事。
其次就是民众们在大乱之后需要什么?他们需要一个工作,他们需要一顿饱餐。如果朝廷掌握着足够的耕地,选择屯垦当然是最好的方式。可问题是没有足够的耕地,那么只要能够满足他们这一个生存需求,又何必纠结于形式的不同?
第三则就是,任何种样的劳动都是有价值的。只要能够将人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哪怕本身不能产粮,也可以用这些劳动成果进行交换。
或许建康城在营建的过程中自给性不足,如果被人加以利用,对建康的粮食输入进行一个封锁,沈哲子这么做也就是自蹈死路。可问题是,吴中粮仓本就是他家的基本盘,根本不存在这个隐患。
他反而可以通过这种利益交换,来打破江东那种由来已久的地域壁垒,比如大量引吴人到建康来,还有让江州人家加入到时局中来。非但不是坏事,反而能够让江东各个地区加强往来,彼此进行互补,成为一个更紧密的整体。
民众们有了工作,有了活路,人心自然安定下来。至于说到劳民,究竟是垦荒工作量大,还是修城工作量大,这一点真的不好比较。衣食住行,人生四样大事,抓住任何一个点,努力就会有回报。
相对于从头开始屯垦荒地,久久不见收获,将建康城修建的尽善尽美,从而吸引四方的物用资源。从当下而言,后者的操作性要更强一些,而前者才是真正的劳民伤财,因为朝廷就算组织屯垦,可能连农具粮种都配发不齐,可是一旦确立了屯田事宜,随之而来就是附加在田亩之上的赋税。两手空空,无粮做种,这才是真正把人往绝路上逼。
沈哲子只是用了一个更迂回的手段来达成赈济的目的,而且通过有序的调度和明确的分工安排,让这些民众们有了服从于纪律生活和生产的经验。未来如果有将之约束成军的必要,那么已经有了一个前期的铺垫。
说实话,他也确实有打算组织一个庞大的工兵团过江去。因为在野地浪战的话,没有大量的骑兵建制,是一个极为致命的缺陷。如果能够步步为营,层层递进,效果要远远好过奇兵突进,对于收复地的掌控也能更有利。
以羯胡的那种权力构架,当其面对一个韧性十足、时时进取而又击之不溃的对手时,就算没有在战场上失利,也很有可能自我崩溃。
但是这个想法也有一个缺陷,那就是太依赖于后勤和江北地方上的支持。对此,沈哲子也没有太好的设想,与涂中人家的交涉也是一次试水,成效如何,还有待观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