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3月3日，归绥整府大楼，会议室。
那个用了好几年的长条会议桌，两拨人一共十人同时坐在桌子的左侧。
此前一个月内，他们在这条桌子上进行了十数场激烈的谈判，但是当时他们是面对面坐着，分别在桌子两侧。
而现在他们坐在了一边，熟悉国际规则的人都知道，谈判的时候双方各自代表各自利益，必然要面对面谈判，而当谈判成功后，签约的时候，肯定是坐在一边的，这象征着双方的利益已经达成了一致，也是一种友善的象征。
这双方一方是日本整府，一方则是徐新六代表的塞北整府，此前在同一个地方，他刚跟苏联人签署了经济协议。此时他又跟日本人坐在了一边，表示塞日双方在利益上达成了一致，这很诡异，这个时代中国一个地方整府竟然可以跟日本有共同的利益？
此时放在双方中间的有两份文件，这正是他们这些天内达成的协议，终于签署完毕，双方盖章生效。然后是各路记者咔嚓不停的拍照，报纸媒体没玩没了的报道。
报告褒贬不一，但总体还是贬的多，因为这个时代的中国反日情绪浓烈到了极点。
但是赵书礼对这份协议却是很满意的，协议不包括这种具体细节的主要内容有四点：
第一，日本人获得修筑穿过阿勒泰山脉，将新疆跟东北连接起来的东新铁路新疆段的权力，但是新疆段东新铁路两侧日本人将不拥有探矿权和驻兵权（东新铁路中断的满洲里到乌里雅苏台段日本人拥有探矿权但没有驻军权，满洲铁路则探矿和驻军权力都有）。
第二，日本商人拥有在塞北各地投资，经商的广泛权力，拥有跟中国公民同等获得补贴及各类优惠政策的权力。
第三，塞北企业有权在日本投资，并且有权利聘请日本技术工人到塞北工作。
第四，塞北籍公民在使用日本控制下的满洲铁路上将拥有与日本人等同的权力，而日本人在使用塞北境内铁路也将拥有同塞北公民同等的权力。
这四条中，赵书礼最满意的是第三条，因为这是他要求徐新六坚决要求的。目的很简单，为就要开始的塞北大建设寻找合适的技术人员和工程师。
日本这个国家至少有一件事值得中国学习，那就是对教育的极端重视，从明治维新开始，他们就大办教育，到1930年代，他们已经普及了中学教育，中学入学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这个数据即使放在发达国家中也是最高的。而且日本人十分重视技术教育，尽管他们的经济因为过早的垄断化，国家经济被少数几个财阀垄断，而不肯更新机器设备，工业体系和生产模式有些落后，但是他们自身的技术工人却不差，把一个日本技术工人放到同等的机床厂，他们加工出来的零件未必就比欧美的工人差，甚至因为细心的性格，或许更精密也说不定。
庞大的基础教育规模，还有发达的技术专科教育，加上明治开始长达大半个世纪的不屑积累，让日本人拥有大量技术人员储备。而在一战中日本经济畸形繁荣后，开始长期的疲软，1923年又发生了大地震，重建还没有完成，美国经济危机又席卷全世界。
此时日本的失业人口数量庞大，其中自然也包括大量的技术工人，而此时赵书礼决定启动塞北的大规模建设了，而中国则没有这种储备。于是一个有需求，一个有剩余，本来是很好的互补。可是赵书礼担忧日本整府出面阻拦，虽然这种事情本身看来只是经济行为，但不管是什么行为一旦规模达到一定程度，那就成为整治行为了。
所以他要用条约的形式确定下来塞北各企业在日本聘请技术人员的权力，只要日本人想经济侵略或者控制塞北，那么就不能阻止他们的技术人员流入塞北，为塞北的建设添砖加瓦。同时赵书礼跟徐新六也接受了严裕棠阴日本人的主意，所以就有了这次看似给予了日本大量利益的经济合作协议。
跟苏联和日本两个协议签订后，塞北整府一方面积极组织工厂为苏联人加班加点生产设备，一方面大量接收从美国采购回来的机器设备，扩建生产能力，另一方面组织企业到日本举办各种人才招聘会。这一趟组合拳下来，大大锻炼了塞北整府的组织能力，这也为他们在后来的完成建设大纲的任务中积累了不少经验。
赵书礼则坐镇归绥，跟徐新六一道进行货币改革。
这已经是赵书礼进行的第三次货币改革了，第一次从银元改到了纸币，第二次扩大了发行银行，这第三次则是要收回各个私有银行的货币发行权。
赵书礼自己的赵氏银行和徐新六的银行都还好说，问题是另一家发行行――河套联合银行，这家晋商联合银行，此时股东有上百家大晋商，资本金五千万，发行纸币超过五亿。但是这不是难办的地方，最难办的是，虽然经过大规模招商引资，但是塞北目前处于经济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山西商人。因为他们控制了大大小小的商业活动，从大铺面到小商贩，从柴米油盐酱醋茶到钢铁机器几乎都有涉猎。而且这些晋商非常团结，一损俱损，塞北的纸币使用一直很稳定，不得不说有晋商很大的功劳，因为有大晋商参与发行纸币，他们主动的拥护和维持着纸币的信用，而小商人则看重大商人的信用，也放心大胆的使用纸币。
1924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团在芝加哥某厂做“如何提高生产率”的试验时，首次发现人际关系才是提高生产率的关键所在，至此才提出了人际关系的概念和名词。事实确实是这样，山西人彼此信任，彼此帮助，的地域人际关系，让他们牢牢抱成一团，终于让他们在清末以后，再次崛起于北方。而像南方虽然是国外经济势力入侵的重灾区，但是因为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太过复杂，既有师生之谊，亲友血缘关系，还有各种杂七杂八的友情，上下级，乡情等关系，外国人玩不转，所以才大肆雇佣中国人帮忙，这才出现了买办阶层。
但是此时，这复杂的人际关系既是他们成功的关键，同时也成了赵书礼革新货币的一个最大障碍。要是他收回了晋商的货币发行权后，他们私下抵制怎么办，所有的晋商都用消极的态度对待政府新发的纸币，或者有意推动价格波动的话，恐怕那纸币还真的只能废纸了。
于是赵书礼偕同徐新六邀请了河套联合银行所有大股东在包头黄河楼开了一场会议。
“司令的意思是要收回我们印刷纸币的权力？”
赵书礼开宗明义的讲明了自己的打算后，联合银行最大的股东，乔家掌门人乔映霞代表众人问道。
赵书礼回道：“没错，现在塞北已经有了三家发行行，可是这次南洋又来了数家大银行，他们也同样要求这个发行权，如果授予他们的话，恐怕要造成市场紊乱，不授予的话，又显得不公平。此前我一直都在保护着我们的银行业，目前塞北除了我们三家银行外，也没有给予其他银行经营牌照。可是我们整府跟日本人此次签订了广泛的商业协议，很快日本人的银行也将要来我们这里开业了，他们同样会要求发行权的。所以为了避免这些事情的发生，整府将收回各位的纸币发行权力。”
乔映霞又问道：“那么司令您的银行也收回吗？”
“收回，不但收回，我银行中以前发行的多余纸币也要收回，改用整府发行的新纸币替代。”
赵书礼说完，乔映霞脸色唰的就苦了下来，叹道：“司令是要我们这些山西商人死啊。”
赵书礼咦道：“乔东家怎么有此一说。”
乔映霞苦笑道：“司令也是知道的，自从我们可以印刷纸钱后，可是印了不少了。我们联合银行至少印了五亿元纸钱，此前也让我们赚了点钱，可是要是司令一下子要收回这些钱，恐怕我们没有足够的白银来兑付啊，这不是要我们死是什么。”
赵书礼倒是没有想到这点，要是真的废除以前发行的纸币，那么必然是要让原来的发行行兑付这些纸币的。可是显然不管是晋商的联合银行，还是徐新六的发展银行都超发了许多纸币，或许只有赵书礼只对那几个国营厂大量放贷，又有数亿日元和马克，此次又从美国席卷了一大笔美元的赵氏银行才有足够的偿付能力。
“五亿，五亿？五亿不多，这样好了，我们三家银行各自以前发行的纸币中，可以有五亿不用偿付，这些由政府新发行的纸币直接从市场上兑换，整府不会要求各位偿付。”
乔映霞点点头道：“如此的话，我们银行就没什么问题了，这五亿岂不是等于是整府送给我们的了。”
“乔东家先别急着高兴，这五亿可不是白给的，我希望各位晋商中的翘楚人物帮忙，等新货币发行后，继续帮忙维持市场，不知道各位意下如何。”
乔映霞道：“这些年在司令的治下，塞北各地一直没有大乱，这才让我们能够安心赚钱，于情于理我们也不能不支持司令啊。其实说实话，我们一直为这个发行纸币的权力担惊受怕呢，担心储户来挤兑而我们又没有足够的白银来支付。司令这次收回去也好，我们也省心了。”
晋商的经营理念就是太保守了，像徐新六的银行就胆子大多了，赵书礼当初借给了他一亿日元，他最后印刷了价值三十多亿日元近四十亿银元的纸币，基本上储备金跟发型两的比例在一比三十，同时还在股市上大量筹集资本，而晋商有五千万的银元储备，才发型了五亿纸币，也不上市不发行债券，连放贷也非常谨慎，基本上就是借给晋商老乡。
赵书礼的银行就不用说了，他有大量的储备和硬通货，根本不存在超发的可能性，甚至很多时候他的储备是借给徐新六的银行应急的，因此这几家银行中，赵氏银行信用最高，然后是晋商的联合银行仗着数百年积累的信用跟赵氏银行差不多。
此时乔映霞表态后，其他晋商也纷纷表态支持，赵书礼才算放下心来，虽然他们的银行规模和发行量都不大，但是其他方面尤其是商业方面的优势太大了，控制着相当数量的商品流通，他们是塞北地区毫无疑问的商业霸主，赵书礼不得不顾虑。
将货币发行权收回整府后，赵书礼建议，徐新六负责实施，很快货币管理局诞生，并出台相关规定。这个部门是专门负责兑换塞北货币和外币以及黄金白银等硬通货的机构，她的权力很大，规定所有进入塞北投资的机构和个人，必须先把持有的外币或者金银通过这里兑换成塞北货币，要抽资金离境也要向这个机构申请兑换成其他货币或者金银。通过这个组织，塞北整府可以把民间持有的外币收归整府，成为储备。
目前管理局只承担，日元，美元和帝国马克的兑换业务，而其他的比如英镑和法郎等则不被承认，此举也是限制英法的投资影响塞北经济。要知道这个时代，中国工矿业资本多数都在英法等列强手里，这是赵书礼不愿意看到的，他的地盘虽然发展迅速但由于开发时间还短，这些列强还没有渗透进来，他也不愿意让他们渗透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