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和陈炯明接洽，并不是短期就能够完成的。在这个交通极其落后的年代，从广州去漳州可不是一件轻松便捷的事情。
其实从现在开始，钟泱就已经决定隐藏在幕后了。拥有了生产机械仆役和陆战士兵的制造权限，钟泱已经相当于拥有了一支绝对忠诚于自己的卫队。而地宫组织，作为一个听命于钟泱的私人武装力量，也在真正的意义上拥有了核心武力。
钟泱其实在很早之前便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计划，只不过当时的想法和现在的想法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变化。但无论如何，在大的方向上还是保持了一致的。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强大的武力是必须的，地宫这个组织成立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照顾孤寡老人和帮助失学儿童，它是赤果果的杀戮机构。
钟泱也从未曾想过要为地宫这个组织赋予其他的政治使命或者崇高理想，爪牙只需要绝对的服从就可以了。作为一个暴力机构而存在着，地宫自然不可能摆到阳光下让外人知道，这也是钟泱把它命名为“地宫”的原因。
陈泽、刘进洋和伊忠明，现在虽然也是地宫组织的核心成员，也只是钟泱为了让他们能够对安全有着足够的信心。
在钟泱的计划里，首先得第一步就是赚取一定数额的启动资金，到现在这个目标已经基本达成了。从粤海商会那里获得的八百多万银元极大的补充了钟泱的私人府库，只要再从法国人在越南开的铁矿场那里收购足够的矿石资源，那么新一轮的生产大建设就又可以开展了。
按照钟泱先前计划好的步骤，第二步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慢慢开始淡出所有外人的视线。无论是在现实世界里成立的公司还是开办的工厂或者学校，全都有陈泽他们负责主持，而钟泱只在他们背后给予必要的支持。
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一定要先把地下基地给建设好，只要粤海商会的施工队伍把工厂厂房建完，地下基地的建设就必须要马上开启。只要等地下基地的建设初步完成，智能工厂里的许多设备就都可以拿到现实世界使用了。而机械仆役也可以堂而皇之的出现在地下基地的工厂里，开展各种军火的生产。
除了地宫，钟泱也打算开始成立一个新的组织管理机构了。地宫毕竟只是一个暴力机构，是无法完成集团的管理工作的，所以钟泱也必须要考虑组建一个行政单位。当然，不参与政治舞台是既定原则，无论如何这个初衷也不会有丝毫改变。
人才的挖掘和吸收依旧是首要的目标，人类自古就是群居生物，群体的力量始终要胜过个体。工业时代之后，这个特征表现得更加明显了。无论是一个组织还是一个国家，它的整体科技、经济、政治、军事实力，都不是依靠某些天才就能支撑起来的，而是团队的凝聚所集合起来的力量。
智能工厂的发展和壮大，单靠钟泱一个人来操作，是绝对不现实的。一个人的精力和学识总是有限，而科技文明的发展本身却有着无限的可能性。想要自己一个人偷偷摸摸地完成这一切，除了狂妄之外，就只剩下天真了。钟泱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这些道理他还是明白的。虽然人性依旧是自私而贪婪的，但是利益和理念却能够解决大部分的问题，暴力可以解决剩下的所有问题。钟泱有着这样的自信，也有着敢于坦言的魄力。
现在已经是1919年六月的中旬，炎热的夏季已经开始迎面袭来。湿润的空气被高温烤灼着，让整个广州城里到处都是闷热的气氛。行走在街道上的人，虽然只穿着单衣，却也是个个汗流浃背。一些富家的千金小姐们，都穿上了洋装裙子做着淑女打扮，撑着遮阳伞在悠闲地逛街。
西关，位于广州城门以西，是一个热闹繁华的商业区。而这里也是粤海商会的聚集地所在，成片的大屋和骑楼建筑，以及很多的店铺和产业都属在粤海商会名下。西关和东山，是这里最出名的两个地方了。西关在广州城的西门以外，东山则在东门以外，两者遥遥相对。历史上，两地形成的文化特点，有着明显的差异。西关地势低洼，水乡泽国，河涌如网，人口稠密，是繁华闹市区。
明清时地处广州城西门外一带地方的统称。西关分为上西关和下西关，其中上西关地势较高，下西关地势较低。明末兴建起十八甫，开设有十三行。清代中、后期起，西关先后兴建了宝华街、逢源街、多宝街等居民住宅区。西关是广州的旧城，因明清时地处城西门外而得名，在明清时期这儿就是广州的商贸中心。而即使是到了现在，西关也仍旧是整个中国南方的经济中心。
广州有句俗谚，“东山少爷，西关小姐”，意思是：东山是权门显宦的聚居地，出入的多为官家子弟。东山洋楼，是民国初年一些华侨和军政官僚在广州市东山新河浦、恤孤院路等地兴建的仿西洋别墅，引来达官贵人聚居。“东山少爷”就是由此而来；而西关是商业繁华区，出身富商之家的小姐，花飞蝶舞。这里的女孩子是地道的大家闺秀，她们纤细的身段，软软的粤语，受过良好教育，有的还会些手工，尊敬长辈，拥有中国的传统美德。花园式洋房与西关大屋，权力与财富，现代与传统，各分东西，相辅相成。
早在明末清初，就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通商口岸；沙面岛是英、法等国的租界，是当今中国最具有欧陆风情的地方之一，岛内拥有上百栋集欧美各国这个时代风格的建筑，古树林立，眺望珠江白鹅潭，更有江阔天高、气象万千之感。
西关从什么时候开始崛起，查过史籍都找不着明白的说法，但西关最辉煌、最神气的应在清末民初。那个年代广州的所有经济因素都集中在广州的西部，这里有进出口贸易码头，有各种货栈和仓库，更有各国商业机构和洋行，著名的买办基地十三行就在这里。中国最早的海关及广东最大的邮政局也设置其中。还有就是西关南端的“沙面”，这里是英国人的租界。
在西方人大量来到广州之前，西关仅仅是古老广州城的城乡结合部，那时西郊的荔枝湾和泮塘一片水乡泽国，乡民在池塘泽泮栽种莲藕与香菱。西城墙根住着一些为古老城市服务的民工，他们入城卖菜，打扫街道，清倒粪便，就如今天的“农民工”一样，干着城里的各种粗活。
西关在广州的城市发展中脱颖而出，这完全得益于西方的经济入侵和它的地理位置。西关的南面是珠江内河最宽的白鹅潭，自广州有城以来，这里便是水路交通的要地。清代的海防比明朝宽松，西方列强的商旅多通过白鹅潭进入中国的南方。皇朝时代没有对外贸易政策，乾隆这个老贼早就回答过英国人，说我中华地大物博，什么东西都有，根本无须与英国互通有无，这就从国策上堵住了同西方人来往。
但是，不管是明朝的海禁还是满清的锁国，都禁不住沿海人民同外界接触。当明朝借了澳门给葡萄牙人，广东与洋人的生意就没有停止过。外国商人利用民间渠道，进行种种非法买卖，西关就是一个重要的口岸。清朝的高官一边不想同外国人做生意，一边又对西洋的玩意十分青睐。于是，千里镜、时辰钟、女人化装品、高级官员用以护身的毛瑟手枪等等，便源源不断地送往京城，西洋的珍玩成了南方官吏孝敬朝廷大官的佳品。
后来清政府迫于时势，同意和洋人做生意，但又不准在城里进行。于是洋人便在白鹅潭的岸边建起商馆、码头，中国商人称之为“夷馆”。那些曾经大胆与洋人做买卖的商人，为了方便同洋人打交道，也在夷馆的周围建起商行，这就有了后来的十三行。乾隆这老贼对英国人傲漫无礼，后来也证实不无道理，两万里外的英国怎可同中国互通有无。中国稍为开放之后的事实证明，英国人卖到中国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其中最有害的货物就是鸦片烟。广州一些商人在重利的驱驶下，冒死和洋人做这种生意，官员对这种状况也只好只眼闭只眼开，有的甚至官商勾结。不过，当年广州作为唯一的通商口岸，也吸引了全国的出口商品和商业人才，由此促进了广州经济的发展，造就了西关的繁荣。
但很可惜，西关从崛起到衰败不到一百年，鸦片战争以后，朝廷割让了香港和容许五口通商，西关就不再是中国唯一的口岸，但因它邻近港澳，中国商人便从西关率先迈向国际，一些富商甚至到港澳殖民地与洋人合作。别看现在香港有着高度的繁荣和现代化，可它一些著名洋行的发祥地就在西关。
到了民国，广州的工商业仍以西关为主要阵地。广州虽然曾经有过黄花岗的反清起义，但真要到了推翻清政府的时候，广州的“反正“却相当的和平，几个文人在谘议局前宣布一下独立就了事，因为广东的大都督和它的军政府都得到商界的支持。但是，民国以后的军政府有如走马灯一样，变换得十分频繁，广州人民侍候不断更换的新政府，就如跟着不断改嫁的娘亲，去侍候不同的父亲。西关的商人，不能再忍受这些走马灯政府的敲柞，于是同沙面殖民地的英国人联络，与其不断跟娘改嫁，不如在租界找一个可靠的干爹。
爱国心和利益比起来，也不过是个可有可无的东西罢了，这就是商人追求利益的本质。在英国人的支持下，西关商人学习香港商界成立武装组织，自成商团或者商会。香港变成殖民地以后，各国商人为保护在港利益，在港英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了商人武装，用以抗衡匪盗和镇压当地不满殖民统治的群众，这些武装商人后来都被封为“太平绅士”。
广州的商会有了武装组织，便处处不卖军政府的账，有时商团还强过军政府军，政府的粮响难以为继。到了孙大炮在广州当非常大总统时，商会和商团竟和孙大炮作对，煽动群众反对政府，甚至发动叛乱。
根据钟泱和刘进洋通过分析收集来的资料，他们得知了上一年孙大炮被赶出广东，除了桂系军阀从中作梗外，还有着粤海商会的影子。其实对于粤海商会以及其他聚集在西关的大型商团、商会组织，孙大炮的本质和其他军阀也没相差太多。都是伸手要钱、要粮、要人，没什么新的创意。更何况孙大炮一直都没想过要好好经营一块根据地，而是满脑子不切实际的北伐和一统全国，完全不顾及自身实力和根基的稳固。
孙大炮的这些想法和做法，都完全不符合广东各大商会的利益诉求，不欢而散是必然的结局。不过钟泱却是凭借着模模糊糊的历史资料知道，孙大炮最后还是依靠着黄埔一系镇压了这些盘踞在广东的商团所发动的叛乱，毕竟后者的武装力量实在是不入流。
说到底，商会的武装力量也只能欺负欺负老百姓和打打土匪，真要遇上了真正的正规军队，也是个渣滓。后来的黄埔系和社民党的土八军，那种悍不畏死的作战方式可不是这些拿起了武器就以为自己是大爷的商会武装人员可以相提并论的。
但无论如何，对于现在的钟泱而言，粤海商会还是蛮有利用价值的，稍微结交一下也没有坏处。虽然商会组织和孙大炮不太对路，但是对于革命党人却是不怎么排斥的，甚至很多的革命党人就出身于这些商会之中。按照后世的说法，这些商团商会和孙大炮之间的矛盾，明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