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部早期的下克上事件，和中国某段时期的**风潮很像，同样是某些野心家煽动下位者的狂暴情绪，借以消灭国内的反对势力。
历史证明了一点，被消灭的都是弱者，对于政治舞台而言，弱者即为邪恶。日本当年的政变情形扑所迷离，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那就是主和派以及主张以经济同化这种缓慢的手段渗透中国之党派，皆在蔓延全国的刺杀活动中销声匿迹。
以至于一个区区的关东军小军官，就能挑动中日两国的超级国战，把东方仅有的一点元气损失殆尽。二战之后的中国，一直是个三流国家，偶尔还因为大饥荒死了六千万人，沦落到四流层次。
至于日本，连国土上的军队都姓美，还有什么好说的？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金融风暴，国家机关居然不敢出面拯救，更因此成为了世界金融史上最大的笑柄。
这些事情，全都源于不久之后的世界大战。日本挑错了对手，中国选错了领导人，就这么回事。纵观东方自明末之后的历史，总的来说只见到了六个字：悲剧、悲剧、悲剧。
此时的莫斯科，正恰逢10月底，寒流席卷而来，天空中冷风激荡。
此地气候寒冷，年平均气温仅4.9度，最冷月1月平均9.3度。最热月7月平均年均降水量690毫米。这实在不是一个好地方，而生长于此的俄罗斯人，也在如此的环境下，养成了坚韧而又狂暴的性格。
莫斯科位于俄罗斯平原中部、莫斯科河畔，跨莫斯科河及其支流亚乌扎河两岸。大莫斯科的面积为900平方公里，主要地势平坦，仅西南部有捷普洛斯坦斯卡亚高地。降雪量大，平均年积雪期长达一百四十一天，也即11月初―4月中，冬季长而天气阴暗。
姜瑞元如今正住在疗养院，回忆起当初从飞机俯瞰莫斯科，映入眼帘的是蓝天下葱绿的树丛和清沏透明的河湖，城市整洁干净。眨眼间，温暖的气候已经离去，随着而来的，是严寒。
冬季寒冷，最低气温曾达零下四十三摄氏度。每年从9月底开始进入寒冷时期直到第二年的5月中旬，从11月底到4月中旬为降雪时间，冬季结束时降雪深达一尺。
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姜瑞元正望着窗外飘落的枯叶，思绪万千。姜瑞元因为这段时间的所见所闻而多与苏俄联络员争执。未果之下，精神紧张，一度要求去疗养院疗养。
苏俄红门组织部拗不过他，便批准了这件事情。
躺在病床上的这个中年人，并不显老，也无病态。唯一让人叹息的，就是他眉宇间的犹豫以及伤感。俊逸儒雅的面相，莹白如玉，如此的书卷气质，不知迷倒了多少俄罗斯姑娘。
手上拿着钢笔，他正依靠在床头，写着日子。室内没有其余的声响和吵闹，唯有笔纸间莎莎莎的磨擦声。
姜瑞元在洁白的纸上写着：“在我未往苏联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红对我们****的援助，为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红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危险。”
一切的缘故都出在这三个月的苏俄游的经过，姜瑞元发现了在苏联的社会中或是俄红中间斗争正是公开的与非公开的进行着，看清了屎大淋清党是“少数人种当国，排斥异己”，是一种为人治而铺路的集权手段。
在这一刻，他终于认清苏联的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
这与他所在之中国**党的三妹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兼容的。关于此点，在他未曾亲自访俄前，是完全没有料到的。
故而在日记中写出了：“综括我在俄考察三个月所得的印象，乃使我在无形之中，发生一种感觉，就是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的后患，将不堪设想。”
姜瑞元对苏俄方面的不满，从其日记看，最初起于10月10日他对莫斯科中国留学生演讲时，有留学生批评他过于宣传孙逸仙，有个人崇拜之嫌。这一批评立即触动了姜瑞元的敏感神经。
事情虽小，但却直指了孙逸仙的致命要害，使姜瑞元作出“损人利己之徒，诱引青年，自植势力，而不顾党谊”的判断，对苏俄多出一份戒心。应该说，当时留学生的批评还是比较温和，苏俄方面也确不应为此负直接责任，但蒋心中仍留下一丝抹之不去的阴影。
“因以中国青年自大之心，及其愿为外人支配，而不知尊重祖国领袖，甚为吾党惧焉。”这样一句话，无疑表明了苏俄红门主义对心灵缺乏信仰之中国学生的心灵扭曲。这一点，最终让他对此种**理念产生了根本怀疑。
如果不是因为后期的日本侵华，估计他还有一个可以改个社会的机会。只可惜，历史如果，成王败寇，一直如此。
如果说，双方的这次嫌隙主要是由于姜瑞元的狭隘和猜疑造成的，那么接着而来的不快，责任则主要在苏俄方面。外蒙自世纪初由沙俄策动独立后，一直是当时许多中国人的一件痛事。
早在1912年，姜瑞元主编《军声》杂志时，专门撰写过《征蒙作战刍议》、《蒙藏问题根本解决办法》，主张武力平定蒙、藏叛乱。这次到苏俄，蒋期望新政权能对蒙古问题有所交待。
他一方面向俄方提出在乌兰巴托以南地区建立一支**党新军的计划，含蓄表达出中方对蒙古的宗主权，另方面于10月下旬直接与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会谈，希望苏俄放弃对蒙古的操纵，但双方在此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无结果而散”。
所有这些，的确使蒋介石产生了一定的紧张和不满情绪，俄方文件写道：“由于神经紧张、过度劳累等原因，姜瑞元一再要求送他去疗养院休养两周。”
军事支援的承诺，或许是姜唯一的安慰。在军校还未正式成立以前，他对于苏俄的要求，其实一点办法都没有。
然而，演讲风波和蒙古问题还不是姜瑞元为之担忧的全部。11月1日，齐切林致函季诺维也夫并转斯大林、托洛茨基、加米涅夫，指出姜瑞元已经“神经过敏到极点，他认为我们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不被放在眼里，这才是姜瑞元最为光火的。
齐切林的信中提到，姜到俄后，只有他本人和斯克良斯基与代表团有过接触，代表团有遭冷落之嫌。自然，齐切林所感觉到的，作为当事人的姜瑞元，更有切身体会。而且，令他更为不快的，是苏方对其提出的军事计划反应也颇为冷淡。
姜瑞元提出的军事计划除前述准备在蒙古和西北地区建立新军，开辟新战场外，还有他最为关心的军队训练问题。他希望俄方能派出一些军官，到广东帮助训练中国军队，但苏俄方面的意见正相反，希望国民党方面派出学员，到苏俄境内进入由俄方设立的军事学校学习。
这样的结果，姜瑞元当然不会满意，因为这意味着军事教育主导权将掌握在苏俄手中。
练就一支自己的军队，一直是姜瑞元梦寐以求的，早在1921年，他就谈到：“如弟驻省或驻韶练兵，而不引起某部注意，则准备于半年之内，练成一支劲旅，参加中原剧战也。”舍此而外，“如欲有所效力，则终久不能达期目的矣。”
生逢这样的乱世，姜瑞元对于权力的本质和根基都有着绝对的认识。在野心的驱使下，他的目光从未在军权身上离开过。
8月中旬，临出国前，他再次表示：“如欲善用弟材，惟有使弟远离中国社会，在军事上独当一方，便宜行事，则或有一二成效可收。”可见，姜瑞元办学练兵的愿望是多么迫切，而他访俄的一个主要目标也正在于期望得到苏俄的饷械援助。
因此，苏俄在军事援助上的含糊态度使姜瑞元深感失望，直到齐切林信发出，苏俄方面态度终于发生一些变化。11月13日，代表团再次与**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和总司令加米涅夫见面。
会谈中，他要求苏方应向广州将开办的军事学校增加派出人员，对此，斯克良斯基回答：“开始需要进行一次试验。如果成立所设想的50人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那么**军事委员会不反对增加派出人员。”虽然口气仍然很含糊，但终于是答应了支持在广州开办军校。
据俄方文件记载，蒋姜瑞元一走出斯克良斯基的办公室，斯氏就说：“不要张罗疗养院、医生等事了，因为他自我感觉好多了”。从会谈文件看，姜瑞元唯一可以略感慰藉的，其实也只有上面这几句话。
因为在对俄态度上，姜瑞元和其他的成员有了冲突。纵观姜瑞元的一生，似乎还真没有什么卖国的举动。就连承认外蒙独立，也是当年孙大炮自己和人家签了合约，白纸黑字赖不掉所致。
就着各种政治军事主权等问题，**党和红门的国内代表，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代表团内形成了两派，**党左派人物沈玄庐和张太雷是一派，姜瑞元和王登云是一派。其中左派，一直都和苏俄走得很近，自然而然的，也都和国内红门走得很近。这里面，还真没有几个好货色。
他们会见托洛茨基时，托洛茨基对他们说，现在应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政治上和宣传上，并着手做党的组织工作。即便我们给很多钱，给予军事支援，“你们还是会一事无成”。谈到蒙古问题时，托洛茨基说，蒙古希望独立。如果你们想同它建立统一战线，你们应该把它视为兄弟，并说你们不想主宰它。
这次谈话后姜瑞元很生气，说托洛茨基在骗他们。如果蒙古想独立，那需要我们承认，需要我们给予它独立，而不是它自己承认自己。这些话他们是在代表团内部讲的，对于主权问题，姜瑞元向来看重。而沈也生气了，两派发生激烈口角，差一点打起来。
就这一点而言，姜瑞元先将国家的权利放在首位。因为他知道，人民不需要一个出卖政治权利的党派，这一点根基，丝毫动摇不得。至于张太雷他们，心中已经早就赤化，有门无国。
此门，即红门，这也是党在国上的根本祸患。姜瑞元虽有占据天下之野望，但他也追求着千古完人的名声。这一点，他比马子任好上太多。
由于对苏俄的失望，姜瑞元对访俄报告也毫无热情。证之日后于回国途中，他“制《游俄报告书》，旋作旋辍”，烦躁心情可见一斑。
就代表团的使命来看，姜瑞元出访苏俄，说不上成功。但对他自身个人而言，毕竟是一次改变他命运的军校生涯，之后的一切皆和这段出行密不可分。也许，在姜瑞元内心中，这段出行的记忆会是十会复杂的吧。
莫斯科，这个赤化**崛起的地方，从**体制中放出了一只真正可以毁灭世界的恶魔。姜瑞元在还未来到这里之前，仍旧对着此处的红色政权有着向往，以俄为师的口号，并不仅有孙逸仙在高喊。
但能从狂热之中醒悟过来，他最终从这罪恶的泥潭中抽出脚步。专制和**，也并非必须实行赤化才可。从根本上，姜瑞元还是更相忘于华夏千百年来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模式。
至少不像马子任那样，肆无忌惮的毁灭中华文明，断绝我辈之道统。
实际上，姜瑞元和马子任一样，都曾对苏俄充满了幻想，只不过马子任在1949年以前都没有到过苏联，所有的幻想都是间接从别人那里抄来，而姜瑞元则不同，1923年就亲历苏俄，并发表了观感，断言苏俄赤化体制绝不适合中国。
俄国素无好心，晚清的中俄历史是最好的事例，民国以后的历史更可谓证据确凿。至于红门一统天下之后的详细卖国予俄的举动，一直讳莫如深。苏俄的专制与恐怖与三妹主义或者说与自由民主，是格格不入的，姜瑞元踏上苏联国土3个月就能看出。
自1923年8月5日起，他在上海奉党魁孙逸仙的命令，约会苏俄代表马林，筹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考察其军事政治和党务。8月25日从满洲里入俄境，9月2日到莫斯科，至11月29日启程回国，次月15日回到上海。在这3个月的期间，他对苏俄党务、军事和政治各方面进行考察。
观其论调，姜瑞元认为苏俄对中国**没有真切的认识。而其对中国社会，强分阶级，讲求斗争，他对付**友人的策略，反而比他对付**敌人的策略为更多。
军事方面，莫斯科红军组织严密，军容整齐；政治方面，无论在社会中间，或是俄红中间的斗争，他认识到苏维埃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怪兽，与中国所需要的思想革新，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
俄红的领导者，对于他们代表团的参观和考察，到处都表示热烈欢迎，并恳切接待。但商谈中俄之间的问题，而涉及其苏俄利害有关的时候，他们的态度便立刻转变了，绝对没有放弃其侵略的野心。
到莫斯科的时候，列宁病重，陷入沉迷状态，不能晤面。姜瑞元会晤了苏俄党政及军事负责诸人，说苏俄的国家政策都是遵守列宁所指示的路线。综括他在俄考察3个月所得的印象，感觉就是俄红政权如一旦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则其对于中国和国民**的后患，将不堪设想。
证之后世之史实，姜瑞元对于赤化之恐怖，却并非虚妄。其故在于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如中国红门门徒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赤奴矣。
这一点，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也未曾有多大改观。唯一的却别，也就在于某些人变成了赤奴。自己愿意做奴才也就罢了，还不许别人不做奴才。每每提到民权与自由，就说别人美奴、资本主义走狗、带路党。
殊不知，他们自己也不过是个五毛党罢了。只不知，这样的悲剧，何时才能有个终结。
中华文明的新纪元，还有很远。除了生产力的些许进步，自1922年之后，华夏的文明就再也没能为世界带来新的思想。
要么是资本主义的白色，要么是赤化**的红色，像洪水猛兽一样摧毁着我们自身文化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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