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当局显然害怕老百姓知道放蒋的消息，开来了一辆遮盖严密的汽车。张少帅下了车，受到人群的欢呼致敬，接着下车的是姜瑞元委员长及其随从，仅有二三个人认识他们，当时还以为眼花错认了人。
随后就是全体人员进入机舱后飞机起飞凌空而去，只留下数道还明显处于错愕之中的身影。
当天夜晚，姜瑞元留宿洛阳，张汉卿的幕僚王化一，在这一天的深夜，听到武汉街头鞭炮声、锣鼓声响成一片，几十万人走上街头庆祝。无数报童免费赠送的“号外”，公布姜瑞元已离开西安的消息。
南京，即使连漠然事变的民众，也受气氛的感染，不自觉地露出了舒心的笑容。次日中午，座机降落在光华门外大校场机场时，《申报》的号外报道，“场内外伫立欢迎者，达四十万人”。
27日，在黄埔路官邸，姜瑞元散步在碎石小径上。他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了，又从囚徒回到元首了。他却依然面无表情，只有那深邃的眼睛，透露着不可预测的决心。
这一天陪同他散步的，是刘健群。对刘健群“有所垂询”后，他下达了第一个手谕。内容赫然是停办蓝衣社的机关报《中国日报》。
停办《中国日报》是一个象征、一种姿态，表白的是姜瑞元解散蓝衣社的决心。随后他本人下令，逮捕四川复兴社书记任觉五、《中国日报》社社长顾希平。这两个不大不小的人物，看似无缘无故的入狱，使朝天宫更加震恐。
任觉五和押解他来南京的几名特务还在路上，姜瑞元带着3名外国基督徒，澳大利亚的端纳、比利时的魏道明、美国的雪仆，回到奉化溪口小镇，开始8天自己选择的宗教闭关。
就在这8天里，随着戴笠、肖赞育、曾扩情等人先后回到南京，对蓝衣社的不动声色的清洗开始了。
奉命调查、清洗的，正是戴笠。
对任觉五、顾希平的审讯进行得极为简单。戴笠受命问话，任、顾两人，在“火并”后是否意欲不受“团体”控制？是否经常交谈“打倒一二三、联络四五六、依靠七八九”一类的话？
这番问话让两人目瞪口呆，又只能低头认罪。早在1934年秋天，这两个人就曾设想依靠黄埔第七期以后的“新生代”力量，自成一系。这些商议都极端隐蔽，谁能想到隔墙有耳？
问话结束后，这两人开始了无限期的被羁押。戴笠似乎遗忘了他们，随后，他开始调查曾扩情、肖赞育。
事变当夜，几十名侍卫死伤，身为侍从秘书的肖赞育，却一枪未发，束手就擒，并且事变中曾扩情更替张汉卿发表过广播讲话。
这两人都令姜瑞元大为震怒，训斥为“肖赞育无勇、曾扩情无耻”。由于事实确凿，处置也极为便捷，肖赞育被勒令“停职候审”，曾扩情被几名如狼似虎的特工扔进了监狱。
第四个被扔进监狱的是河南书记萧洒，河南扩充民军的声势太大、动静过于招摇，被姜瑞元认为必有异心。
富有意味的是，对萧洒，戴笠亲自主审，萧洒也似乎深有默契，一口咬定组织民军是为“稳定地方、救出校长”。几天的审问后，戴笠以“似有异心、查无实据”的结论，结束了这个深不可测的审讯。萧洒与曾扩情等人成了难兄难弟。
紧接着，轮到了蓝衣社书记长邓文仪。
邓文仪的立案名目，掩耳盗铃得令人哭笑不得。罪名之一，是邓文仪担任书记长期间有“贪污”嫌疑；之二是“乱用经费”。
“贪污”嫌疑有两条线索，在1936年时邓文仪在南京盖了一所极气派的洋房，以他9年的每月区区400元薪水，即使不吃不喝，也积攒不下这样的一大笔钱。
同时，邓文仪的父亲这一年在湖南曾被土匪绑票。姜瑞元在溪口召见了他，当着戴笠的面怒斥：“你如果不是贪污，你哪得钱盖这样大的洋房子？如果不是贪污，找了很多钱，为什么土匪会把你的父亲绑票？”
“乱用经费”针对的则是事变期间蓝衣社的开销，这时朝天宫共有经费20多万元，事变中，蓝衣社派遣数十位“代表”分赴各地，并频繁组织大型群众集会，这笔经费被花得荡然一空。
姜瑞元认为，这是“以国家资财，佐济不可测之居心”。
不论是按照国法，还是蓝衣社的纪律，两项罪名坐实的话，邓文仪都可以被判处死刑。但姜瑞元决定“法外容情”。他先是剥夺了邓文仪一切职务，随后又勒令他进行检讨。
几十年后，邓文仪的儿子邓元忠写到，“至于邓氏还遭何处分无从得知”。以父子之亲、数十年光阴之漫长，仍然“无从得知”，可见邓文仪当时煎熬之深，几十年里一直视为隐痛。
然后，是贺衷寒，这个在整个事变中最为活跃的主战派头目。
一直到1937年2月，姜瑞元才公开露面。他或者在平静的溪口，或者在杭州西湖的别墅，轮番召见大小官员。许多官员见到他后，都窃窃私议道，“委员长老了许多”。
似乎那惊涛骇浪的14天对他的折磨，使他提前变成了一个老人。
这期间，他先后接见了蓝衣社最早的3个常务干事，而最先接见的是腾杰。
在蓝衣社经受了5年多从创始到离职、再到疏远的历程，这个不过32岁的青年，似乎已无当年的热情、自信和意气风发了。他变得老练、含蓄、深沉起来，经历了丧妻之痛，几丝鱼尾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爬上了他的眼角、嘴角。
只有他依然明亮的眼睛，显示着他身体里，还潜伏着的、一旦有契机就能再被激发出来的热烈与能力。他在姜瑞元面前似乎也拘谨了，只是礼节性地问候了姜瑞元。
但对他，两个月来始终不苟言笑的姜瑞元的面容上，难得地露出了一点笑意，他说：“在通电内没有你的名字，很好。”
短暂的会见结束后，腾杰出任南京特别市市长。
腾杰之后是康泽，可对康泽，姜瑞元就变得淡了许多。当康泽喋喋不休地汇报他的主要政敌、四川省主席刘湘在事变中的“异动”时，他用一句“知道了”来打断康泽。
随后他给康泽一个重大的任务，就是由顾祝同代表军方，陈立夫代表党部，张冲代表政府，而康泽代表蓝衣社、青年，与吉少山等人谈判赤军的改编问题。
会见即将结束时，姜瑞元才表情平静地指示康泽：“必须彻底解决刘湘，把四川经营成抗日圣战的大后方。”
换句话来说，他是在要求康泽草拟出具体的行动计划。这个计划，就是著名的“四川整军会议”。
康泽闭门草拟计划的几天里，一个午后，姜瑞元召见了贺衷寒。这次召见的时间很长，对这个从前的得意门生、已被认为“脑后生有反骨”的人，姜瑞元毫不掩饰自己的怒火，以著名的“娘希皮”咒骂开场。
“娘希皮我在前方挨枪子，你们在后方坐地打冲锋，叫讨伐。我还没有死，你们就穿白衣，骨头还没硬，就想改换门庭？”
对一阵接一阵的咆哮，贺衷寒拿出的，则是他同样著名的涕泪俱下。他笔直地挺立，既不辩解，也不低头。据说，姜瑞元整整怒叱了小半个钟头，贺衷寒则涕泪满襟。
姜瑞元的声音终于低了下来，他想到的是什么呢？是私人的念旧，还是理智的政治呢？是顾念起近10年前的黄埔，他还是一个势力单薄的武夫时，那个亲近他、推崇他的年轻才子呢？还是仅仅考虑关、杀贺衷寒的话，会使许多仍然追随贺衷寒的人心灰？
一切都已经无可考证了，但可知的是贺衷寒此后10余年的郁郁不得志，就从这个午后开始的。
三个多月后，贺衷寒被派出国，赴欧洲考察。南京官场普遍认为，这是姜瑞元对高级军政干部免职的习惯手法，事实上是一种放逐。
1937年3、4月间，姜瑞元的再一道手谕，终于到达了朝天宫。手谕很简短，但充满着威严、不容更改的语气：“……即日起，停止一切团体活动”。
这个几乎因为赤化思想而死去的军事集团首脑，终于停止了这种疯狂的理念渲染，并且下定决心开始对党国内部进行改革，慢慢脱离赤化的体制和模式。
只可惜，这一切都太晚了，中国没有时间，姜瑞元更没有，历史已经成了脱缰的野马，无人可以掌控民族的命运。野心在的绚丽花朵，是能结出甜美的果实，还是会在点燃的烈焰中化成灰烬？
1936年2月1日，根据西安方面高层决定，西安方面派李志刚前往潼关谈判妥协，中华红门方面亦派李克农前往接洽。
几人尚未动身即被中华红门左派军官指挥的部队拦截在城门内，不让出城。东北军特务团一部甚至包围了于学忠的住地，要于学忠放弃成命，放弃头天晚上的决定。
后因何柱国大怒，痛加训斥，以执行军纪相威胁，后者才被迫撤去。但这件事已经预示着不祥的苗头，面对东北军上层将领的决定，激进的抗日同志会的主要成员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等人终于按捺不住，决心公开反抗了。
2月2日，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等以抗日同志会名义召开会议，一致决定发动政变，除去东北军上层的妥协派，彻底改造东北军领导核心，改变一切妥协决定。
事变从上午开始发生至中午尚未结束，而红门的第二领袖吉少山于中午1时致电马子任等，通报了这一情况。电报的内容是：“东北军本日发生内变，将主和首领枪决。”
事实上，首先被杀的67军军长王以哲这时并不是最坚决的主和首领，甚至在吉少山传达中华红门总部30日晚关于赤军将与友军同进退决定的时候，王甚至还曾一度赞成过左派的主张。
但同志会成员这时几乎把所有赞同妥协的东北军将领都视为他们夺权的障碍，孙铭九等人指挥的特务团等一度在西安城内四处搜寻追杀东北军的所谓妥协派，不仅王以哲首先遇害，就连对军政决策并不起重要作用的原西北剿总参谋处长徐方、交通处长蒋斌和副处长宋学礼等亦相继被杀。
这就是红门的行事风格，为了达到所谓的**理念，不讲道德lun理，不讲民族立场，只有简单而粗暴的武力夺权。
相反因有同情者暗通消息，何柱国等最主要的主和首领躲入杨虎城的公寓，幸免于难。
“二二”事件只持续了一天左右的时间。
至3日凌晨，事变仍在继续中，但前线部队已经撤了下来，且西安的这些年轻军官根本难以取得指挥权，政变者除了得到十七路军部分旅团长和西安城内左倾力量的同情外，在整个东北军内部明显地处于孤立地位，因而迅速陷入进退两难的严重困境。
事至于此，吉少山不得不出面，一方面找到左派军官，“批评杀王之错误”，一方面又打电话给杨虎城、于学忠，劝说杨、于两人共同出面主持局面。
3日上午，苗、孙、应等人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他们达不到控制东北军的目的，并且此一行动将不可避免地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他们不得不找到中共代表的驻地，表示“悔过认罪”，请求吉少山等协助平息此事。
考虑到红门门徒中刘鼎等人与应德田、孙铭九等长期以来关系密切，必会因此而受到牵连，吉少山当即着刘鼎带苗剑秋等人乘车秘密出城远避三原赤军驻地。
于此同时吉少山告诫云阳的彭得华等赤军的领导人，言及刘鼎带来之人务要秘密，目前不可与任何外人见面，此事关系重大，千万注意。
无论犯下何种罪行，只要是党内的核心成员，吉少山都回极力保下。他不仅仅是一位深信因果报应的佛教徒，更是红门的高级领导阶层，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包括公理、良心与正义。
但是，“二二”事件毕竟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它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已远远超出了吉少山这时所能想象的程度。所谓部队掌握在少壮派手中的估计全然错误，这种错误，成为了彻底毁灭东北奉军的导火索。
2月3日，驻蒲城的东北军骑10师首先叛变，将杨虎城在蒲城的民团全部缴械。几乎与此同时，驻周至、眉县的东北军106师也宣布效命南京，脱离西安。
紧接着，过去深为张汉卿所信任的东北军105师刘多荃部也转而与潼关中央军接头，逮捕和枪杀曾经积极协助张汉卿与红门联手的高福源等少壮军官，反过来向西安方面警戒。东北军由此迅速分化瓦解，西北三位一体已难以维持。
这种情况的发生不能不让马子任等中华红门的领导人深感意外。同样是胸怀大志的马子任对此感到非常气愤，几次致电吉少山等，坚决主张:杀王首犯必须枪决，无论是左派是党员均应如此，否则无从弥缝东北军之分裂。
他的言语之中，其核心意思就即是从犯赤军也不能收容。
如此局面之下，马子任无论如何都必须让这群罔顾局势的疯子去填补裂痕，以免赤军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点点根基，又要在这场冲突中化为乌有。
吉少山很快告知马子任，言明在“二二”事件后，少壮派已经溃乱，枪杀王以哲的特务连连长于文俊被剖腹，高福源被枪决，4个团长被扣，一个营跑走，政训处跑散，张汉卿公馆机要人员也跑光，机要文件被烧毁，在左派影响下的特务团及抗先队已被迫远避邠州，留在部队的抗日同志会会员大起恐慌。
目前东北军已危若累卵，很可能被蒋调离西北，甚至分化瓦解。在这种情况下再打击左派，只能长右派气焰，便利南京各个收买与分别指挥。
吉少山这时对东北军的情况无疑比坐镇后方的马子任看得更清楚。中华红门自然迅速地接受了他的建议，毕竟吉少山的才能和学识，都要高于马子任。
既然“二二”事件已经极大地分化了东北军，迅速利用这一时机将除了中央军以外的中国这个最大的军事集团消融于无形，就成了南京方面的必然选择。
仅仅几天之后，姜瑞元就作出决定，所有宣布忠于中央的东北军部队仍留原防不动，其余东北军则被东调豫皖，接受整编。
而东北军中主要将领除投靠南京者外，同样也因“二二”事件而深受刺激，迅速失去对中华红门的信任。
孙铭九等4人由刘鼎带往赤军驻地避祸的情况也很快为东北军高级将领所知，以致一些将领竟怀疑此4人所为曾受红门指使，更有谣传个别将领仍属刺杀目标。
所有这些情况都弄得东北军上层人心惶惶，大都担心在西北将不可避免地与红门赤军纠纷不了，急于迅速离开此一贫瘠的是非之地。要求张汉卿回陕训话之类的要求，自然变得可有可无了。
“二二”事件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杨虎城和他的十七路军。
因“二二”事件前及“二二”事件中杨虎城曾经有所摇摆，东北军将领这时对这人的误会更深，并怀疑杨曾对东北军将领不利。
虽经吉少山反复劝说，仍难释其嫌，杨虎城亦因中央军将到，确信十七路军必受压迫，自己的驻地又与东北军犬牙交错，双方又缺乏信任，难免没有冲突发生，以致杨的态度明显地变得更加消沉。
他明确告诉吉少山十七路军以后必难生存，一部分多半只有交给赤军才有出路，自己则只好离开部队。当然，杨虎城明确表示不论他今后行止如何，必将与红门做朋友。
2月8日，中央军开入西安。
次日，顾祝同率西安行营人员正式进驻西安。
随后，红门赤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三方分别开始与顾祝同谈判。“三位一体”事实上已趋于瓦解。至3月初，东北军正式开始东调，不久，十七路军总指挥部被撤销，杨虎城被迫出国。
内斗和蛮不讲理，红门在这方面一点也不输于以前的孙逸仙，并且在道义上更为下作，简直是翻脸如翻书，让人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