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属于成功者的，然而成功者永远都只是少数人，碾压在历史车轮下的绝大多数人是苦不堪言的平民百姓。元代张养浩在一首《潼关怀古》里感叹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一声叹息有千钧之力，道出了几千年来贫苦大众在历史中的悲惨命运。中国自古以来仁人志士无数，豪言壮语无数，然而真正为贫苦百姓计者寥寥无几。而墨子恰是无数人中真正关心平民命运的少数人。
墨子名翟，是战国时期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战火纷飞的年代，墨子不畏艰险，游历于各国之间，宣扬墨家思想。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在众多优秀的学说面前，墨家何以与儒家一起成为“显学”呢？原因就在于，墨家学说代表了万千贫苦百姓的利益。
人们都知道墨子“兼爱”、“非攻”的主张，但也许很多人认为这只是一种统治策略。必须承认，它确实可以作为一种政治手段，但在墨子，这远不止是手段，它是一个平民出身的哲人的社会理想。
一个人的出身和成长经历对他的人生选择往往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墨子祖上虽为宗族，但是到了他这一代，墨氏子孙早已成为躬耕田亩的平民百姓。墨子本人就是一个善造器械的工匠，年少的墨子放过牧，做过木工，尝尽了下层百姓的艰辛。孔子、老子的出身并不高贵，但至少不是寻常百姓。而墨子却实实在在出生在贫苦农民之家，他目睹了劳苦大众凄惨的生活，深知平民的所思所想。他了解平民，更以平民自居，他毫不顾忌地自称“鄙人”，有人称他为“布衣之士”，他也欣然接受。他是站在高处的哲人，但不是普通百姓遥不可及的圣人，而是天下无数平民中的一员。
同样出身贫苦，许多人一朝飞黄腾达便然忘记下层社会的苦痛，甚至极力避免提到自己的身世。可贵的是，墨子从来没有产生过脱离下层，进入上层社会的想法。恰恰相反，他一生致力于解救困境中的下层民众。
滚滚黄河和巍巍黛眉山限制了墨子的视野，墨子深知，要想为千千万万平民谋福，必须走出高山大河，广学知识于天下。数年后，游遍中华大地的墨子回到了故乡，开始了黛眉山上多年的隐修生活。这期间，墨子遍览各国文献典籍，熟读各家兵法，苦练剑术和格斗。
墨子将自己看做天下贫苦小生产者的代表，他的言行无不流露出深深的平民情结。墨子的生活从来俭朴，一身短衣草鞋，与农民无异。据记载，墨子及其弟子几百人都“手足胼胝，面目黎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状如苦行僧。墨家子弟生活清苦，并非因为他们没有丰衣足食的条件。越王曾经以五百里土地为赏赐请墨子到越国为官，被墨子拒绝。
当然，墨子的平民情结更主要地体现在他的思想主张上。兼爱、非攻的主张我们早已耳熟能详，但有多少人悉心体悟过这些口号之下的一颗赤诚之心呢？“爱民如子”之说其实早就为历代有识之士所提倡，但那只是为巩固统治所做的打算，真正目的并不在于利民。而墨子的兼爱思想却独独以百姓的利益为根本。儒家主张“亲亲有术，尊贤有等”的博爱，包含了一种区别对待的思想；而墨子的兼爱倡导的是不分等级远近、亲疏高下地爱天下所有人，“爱人若爱其身”。墨子执著于兼爱思想，甚至认为，现实社会之所以会有恃强凌弱之事发生，正是因为人们互不相爱。生活在战火纷飞的战国时期，墨子目睹了战争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在兼爱思想的影响下，他很自然地提出了“非攻”的主张。
墨子思想的重要内容还包括“尚同尚贤”、“节葬节用”。尚同尚贤要求天子与百姓上下一心，共同归于天志，实行义政。天子应为国中贤者，而且能够不拘出身，任用贤能之人为官吏，“官无常贵，民无常贱”。上层统治者的生活向来铺张奢侈，其挥霍的资本却是劳苦大众的税赋，对此，墨子十分强调节用节葬。他极力抨击王侯将相之家的奢侈浪费，他认为君主、贵族应效仿古时的三代圣王，保持俭朴清廉的生活。墨子不仅要求平等的生存条件，也要求平等的死亡待遇。他反对儒家的久丧厚葬之礼，提出“衣三领”、“棺三寸”、“生者毋久丧用哀”的丧葬之法。
墨子的主张里有一条十分特别，即“非乐”，反对音乐等一切艺术。之所以有这样奇怪的想法，是因为墨子认为艺术虽好，但是会使人沉溺其中，百姓耽之则影响耕种纺织，君臣耽之则妨碍处理政务，既不合圣王行事原则，也不合人民的利益。这个主张可以说将墨子骨子里的平民性格暴露无遗。
古代百姓长期处于无力反抗的卑下地位，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总是寄托于鬼神，墨子作为一个平民同样有着这种天真朴素的信念。他在主张理性的同时坚信鬼神的存在，因有人“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而得出“鬼神之有”的结论。在墨子的观念中，鬼神能够辨别善恶，具有赏善罚暴的威慑作用。
墨子一生都在宣扬他的平民理想，然而他的政治主张太过乌托邦，没有哪一个追求霸主地位的诸侯国给他提供施行这些主张的空间，墨子的理想以悲壮的失败而告终。然而，失败不是可耻，在众人皆争夺利益的时代，有这样一个不求私利，唯求为天下之人谋利的墨子，多少使一个刀光剑影、横尸遍野的时代有了一点暖意。墨子心系天下最苦之人，虽败犹荣。
侠之大者，义行天下
中国有一种精神叫做“侠”，侠者，以己之力锄强扶弱也。通常，在人们的印象里，侠总是身背一剑飘荡于江湖，以高超的武艺救人于危难之中而不图名利。侠的出现意味着希望的到来。乱世之中，往往有侠，墨子便是战国时期的一位大侠。
如金庸在《神雕侠侣》中所说，“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乃是本分，但这只是侠之小者……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而墨子一生所为乃是天下所有劳苦百姓，“大侠”二字他当之无愧。纵观墨家思想，无论是兼爱非攻、尚同尚贤，还是节用节葬、天志明鬼，最终指向都是平民百姓的切身利益。
行侠之人最看重的莫过于一个“义”字，对于“义”不同人有不同解释，在墨子那里，义乃天下万民之大利，为天下百姓谋利就是义。《贵义》篇一开始，墨子就指出“万事莫贵于义”，他的一生就是游侠行义的一生。
《史记·游侠列传》中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行，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史记集解》中说：“荀悦曰，立气齐，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
墨子行侠，依靠的不是神奇的武功，而是巧妙的智慧。墨子反对不义之战，向来主张以防守为主，止楚攻宋之事深刻反映了墨子的侠义风范。
宋国是战国时期的一个弱国，北有晋，南临楚，夹在两国之间的宋国常常面临战事的威胁，生产不断遭到破坏。楚惠王时，公输班为楚国制造了攻打宋国的云梯，此时，墨子身在齐国，听闻此消息便立刻赶去解救宋国。从齐到楚，路途遥远，墨子用了十天十夜才到达楚国都城郢，以至于磨破了鞋、磨烂了脚。墨子刚到郢便不顾舟车劳顿，径直找到公输班，劝说他放弃攻打宋国。
在公输班处，墨子说道：“吾从北方闻子为梯，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国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一番精彩的辩论使得公输班无言以对，只有暗自叹服。然而，当时楚王已经在做攻宋的准备了，要想阻止攻城只能说服楚王。在公输班的引荐下，墨子见到了楚王。墨子指出强楚攻打弱宋犹如“舍其文轩，邻有敝舆，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粱肉，邻有糠糟，而欲窃之”，形象地揭示了楚攻宋的毫无意义。
公输班和楚王虽然觉得墨子的话很有道理，但仍坚持攻宋。墨子明白，只凭空言阻止不了楚国，只有让楚王明白这场战争楚国无胜算，才能彻底打消楚王的计划。当着楚王的面，墨子和公输班展开了一场攻防的演习，“公输班九设攻城之机变，墨子九距（拒）之”，公输班的进攻器械已用尽，墨子的防守器械还绰绰有余。为让楚王彻底死心，墨子亮出了撒手锏，告知楚王墨家弟子禽滑厘等300人早已准备好守城之器等待楚军，楚军此行必无胜算。事实面前，楚王攻打宋国的计划只好作罢。
除此之外，墨子还先后力劝阻过鲁阳文君对郑国的攻伐和齐国对鲁国的攻打，他以无畏的勇气，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技术使无数平民百姓免于战争的戕害。
墨子周游列国，为实现心目中的“义”四处奔走，然而他提倡的“义”在当时其实只能是美好的空想，根本不符合各国称霸的要求，天下更看重的是利而非义。因此，墨子推行义的活动很多时候是受挫的。《贵义》篇记载过这样一件事，一次墨子在由鲁国到齐国的途中遇到了一位旧友，墨子的满面尘土和枯槁的形容让这位朋友十分伤感，他说天下已经没有几个讲义之人了，劝墨子就此停止这种操劳的行义活动。墨子却说：“今有人于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处，则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则食者众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为义，则子如劝我者也，何故止我？”这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反叛精神正是墨子侠之精神的体现。
在墨子心中，义是比自己的性命更重要的东西。他认为人可以因为一言之争而杀身，因为这种争论是为了捍卫“义”，为义而死是伟大的。墨子重义轻利，这种品格也颇有侠者之风。在墨子看来，就算量腹而食、度身而衣也绝不可以义换利。墨子有一弟子叫高石子，是卫国卿大夫，享受着卫王赐予的丰厚利禄，然而因为卫王始终不采纳高石子的主张，高石子毅然抛弃卫国的高官厚禄，到了齐国为官。墨子得知自己的弟子能够做到“背禄向义”，十分赞赏，并告诉他，只要合乎道义，就算被人诟骂也无所谓。
墨子是侠，但不是独行之侠。墨子心怀“兴天下之利，除万民之害”的崇高理想，为了这个理想，他几乎长年在外游说。几年的奔走呼喊使他深深感受到一己之力的渺小，所以在30岁之前，墨子就开始广受弟子，培养为墨家之义而献身的志士。在墨子的教导下，墨家弟子以自苦为乐，以救世为己任，成为“赴汤蹈火，死不旋踵”的墨侠。
墨家在墨子之后逐渐衰落，墨家学说几乎无人问津。然而时隔千年，如今，当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再次走近墨子的世界时，我们仍能感受到一个侠骨铮铮的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