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昭襄王即位之后，秦国后方出现了一股极大的势力——义渠国。义渠国辖地主要在今甘肃、陕西和宁夏一带。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从远古起这里就活动着许多名称不同、风俗各异的游牧民族。
《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说：“及平王之末，周遂陵迟，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于是渭首有狄、?、邽、冀之戎，泾北有义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骊戎，伊、洛间有杨拒、泉皋之戎。”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这些众多的戎、狄族，一开始发展极为缓慢，甚至到了春秋时期，尚处于从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组织都较中原地区落后，但是其军事力量却不容小觑。
此之前的西周末年，犬戎（即猃狁）叛周，率兵南下，于郦山将幽王杀死。恢复周王室统治的周平王，因为惧怕狄戎，从此迁都洛邑（今洛阳）。
义渠之戎就在周室内乱的那一段时期内，宣布脱离周王朝的统治，正式建立方国（都城在今宁县城西北50里处的焦村乡西沟村），即义渠国。义渠国建立不久，由于兵强马壮，很快便出兵并吞了彭卢戎（在今甘肃镇原彭阳和庆阳彭原）、朐衍戎（在今宁夏盐池）、鸟氏戎（在今甘肃泾川、灵台）、郁郅戎（在今甘肃庆阳、环县、合水）等地，疆域得到扩张。整个义渠国，东抵桥山，西达西海固草原，南达泾水，北控宁夏河套，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势力空前强盛，并逐渐与崛起于渭水流域的秦国发生长期性的对抗。
平王东迁洛邑时，秦襄公因功被封为诸侯，岐山便是其封地。从此，秦国便负责权剿除西方戎、狄。但是，此时的秦国在东方诸侯的眼中，和戎狄各族实际上并无多大差别。直到秦穆公时，在百里奚等人的辅佐下，秦国打败了晋国，秦国的地位才得以一跃而起。
公元前624年，秦穆公采取戎族大臣由余的计策，率领军队攻伐北地义渠，《史记》言：“益国十二，开地千里。”秦国开始在西戎称霸。
称霸西戎后，秦国最大的目标便是称霸中原，然而当时晋国强大，蜀地尚没有被收入秦国的囊中，东出中原的路边便被死死堵住了。秦国在几次东征魏国而不得后，干脆调转枪头，向西北进军，企图廓清自己西北的地域，攻灭义渠国。
公元前444年，秦国率领10万大军，攻伐义渠。义渠国大军兵败如山倒，秦军很快就将义渠国打得七零八落，甚至连其国王也被秦军抓回秦国。义渠国百姓虽然丧师失地，但并没有就此一蹶不振。他们在兵败之后，吸取教训，厉兵秣马，养精蓄锐，14年之后，即秦襄公十三年（公元前430年），倾举国之兵攻秦。秦国当时正在向东方魏国用兵，不料变生肘腋，无防备之下，大败。义渠国大军从泾北直攻到渭南，秦国丧失了面积广大的土地。
自此，义渠国奠定了它东达陕北，西至陇西，北到河套，南达渭水的地理疆界，迈入了义渠国最为强盛的时期。
百余年之后，义渠国因为内乱，给了秦国可乘之机。秦国出兵平定了其乱事，于是义渠国臣服于秦国。当然这种臣服不过是权宜之计，在秦军撤出义渠国之后，义渠国大军很快便出兵偷袭。秦国无奈之下，再次于公元前327年攻伐义渠，并夺取了义渠国的郁郅城（今庆城），义渠再次向秦称臣。
此时，秦国的战略重心已经转到了东方六国，决意问鼎中原。所以并没有顾忌西方义渠国的动向，而是力攻伐魏国。义渠国趁中原诸国混战，于公元前318年背叛秦国，并在表面上向魏国称臣，并趁着赵、韩、燕、楚四国与魏联合攻秦的机会，在西方向秦军发起进攻。
为了避免同时受到东方五国和西方义渠国的夹击，秦国以“锦绣千匹、美女百名”拉拢义渠，希望义渠国能够看清形势。哪知义渠国早就有不臣之心，不但拒绝了秦国的“好意”，还趁势进军，大败秦人李帛，将其数万军队诛杀。无奈之下，秦国只能在平定东方合纵联军之后，暂缓进军中原的计划，重新审视与自己较劲了300年的义渠国。
公元前314年，秦国为了彻底地安定后方，为东征奠定稳固的基础，调集20余万大军，从东、西、南三面进攻义渠，义渠国25城先后陷落，实力大减。但是秦军明白，义渠国和100多年前一样，再次步入了休养生息，厉兵秣马，养精蓄锐，徐图进取的阶段，只是这一次，秦国还会给义渠国同样的机会吗？
公元前306年，秦国在经历变乱之后，昭襄王母宣太后摄政。
就在秦国大事初定时，楚国趁着秦国因内乱而无暇东顾的机会，围困韩国雍氏（今河南禹州东北）。当时楚国十分强盛，东方六国要么没有实力，要么不想与之为敌，整个天下，只有秦国有实力和心思向楚国用兵。于是，韩国屡次向秦国求助，希望他们能够出面救援韩国。由于秦国刚刚稳定下来，宣太后与魏冉商议，不出兵，以免赵国等坐收渔人之利。
可是，屡败屡战的韩国，依然不肯死心，最终派出了号称韩国智囊的尚靳出使秦国。尚靳一到，便直接切中要害，言及当前韩国、楚国和秦国的局势，认为秦国与韩国实则是“唇亡齿寒，户破堂危”的关系。一旦打仗，韩国可以作为秦国的屏障和出山的通道，对于秦国可谓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国家，如今韩国有难，秦国怎么能够不去救援呢？
尚靳说得有理，但是宣太后最终还是没有发兵，究其原因，则是秦国刚刚经历内乱，国力大损。此外宣太后还怕如果此去不胜，国内的反对派必会趁势起兵造反，即便是胜利，对于眼下的秦国，也没有半点好处可言。
不过，宣太后在答复尚靳之时，言语之间粗俗不堪，她竟然以自己的私房事举例来说明秦国不愿发兵的原因。
那些言辞对传统儒生而言实在是不堪入耳，肮脏龌龊。甚至到了清代，官拜刑部尚书的王士祯还对其评论说：“如此淫亵秽语，出于妇人之口，进入使者之耳，载入丹青史册，实在令人愤慨。”
历史记载，魏冉和宣太后芈八子虽然是同父异母的姐弟，但是他们之间，也有着不可告人的亲密关系。魏冉在被封为穰侯之后，因为依靠着宣太后和拥立秦昭襄王嬴稷的关系，权倾朝野，一手遮天。为了更好地控制手中的权力，他还经常出入宫廷，与宣太后幽会。宣太后也正好乐于利用他，去打理秦国上下。
公元前304年，义渠国在经历大败之后，痛定思痛，终于与秦国修好，借以休养生息，宣太后也正在疲于应付对东方各国的战争，为了获取稳固的大后方，宣太后和魏冉商议，决定让义渠国国王来朝觐见，商谈两国联盟修好的相关事宜。
恰逢秦昭襄王嬴稷加冠之礼，义渠国国王来到秦国，见宣太后虽早已为人妇、为人母，却仍是美貌绝伦、倾国倾城、风姿绰约。义渠王很快拜倒在其石榴裙之下。俗话说，英雄难过美人关，本来义渠国国王来到秦国，是为了与秦国修好，以便为义渠国休养生息、养精蓄锐赢得良好的环境和足够的时间，最后实现昔日义渠国东西千里国界的辉煌。可惜义渠王从此陷入了不可自拔的境地，整日沉醉在与秦国宣太后的鱼水之欢中，从此不顾宏图大业。30年的时间一晃而过，义渠王的雄心壮志早就被与宣太后的个人感情所灭。秦国则利用这一段时间，四处攻伐。整个中原的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东方六国中，只有赵国还有实力能够勉强和秦国抗衡。
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秦国已经足够强大，义渠国则在义渠王的任意妄为之下，日渐衰微。宣太后的目的似乎达到了，所以就在温柔乡中突然发难，扼杀了持续了30年的感情，将义渠王杀死于甘泉宫中。随即，义渠国在秦军的铁骑下，很快败亡，秦国历时300多年，终于将义渠国彻底剿灭，并在义渠国旧地置陇西、北地、上郡。
宣太后与义渠王的恩怨就是如此。
宣太后和义渠王之间的这一段情缘，最终在宣太后的铁腕手段下结束。历史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它的一段段过程以及过程最终酿成的结局，还有其贯穿始终的原因。恰如此次宣太后斩杀义渠王，实际上是没有多大必要的，因为义渠王本已经风烛残年，脑袋尚不清晰，何谈保家卫国？那么宣太后杀死年迈的义渠王又是何因呢？综合各方面因素，可以总结以下几点：
第一，义渠王已无利用价值。一开始秦国并没有想要彻底地剿除义渠国，一来这么多年，秦国尝试了多次，在重创义渠国之后，他们总是能够死灰复燃；二来，秦国忙于东方六国战事，对于西方部落国家，一直都以安抚为主，特别是宣太后掌权之后，对于西方的控制更加严密，完没有必要去剿除之；三则是宣太后为义渠王生下了两个儿子，希望他们能够继承义渠国的王位，更好地为秦国所用。因此，宣太后最后诛杀义渠王，关键之处就可能在于其两个儿子身上，因为此后的历史记载中，宣太后和义渠王所生的两个儿子都不知所踪，他们可能夭折，宣太后没有了后顾之忧，又不能让义渠王死后义渠国发生变乱，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主动杀了义渠王，在敌方群龙无首之下，飞速剿灭义渠国。
第二，秦国扩张政策的需要。经过30年的奋斗，秦国不仅稳定了戎狄义渠国，而且还通过义渠王的无作为，而使得义渠国不断衰退。反观秦国，在东方不断开疆拓土，攻城拔寨，天下虽大，却已经没有了势均力敌的敌手，国内则不断地发展生产，改革政治，招揽人才，国家不断强盛。此消彼长之下，秦国和义渠国，早已经不是一个层面上的对手了。此外，宣太后和义渠王其实是有感情的，否则十年之前，秦国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的将义渠国剿灭，然而这种感情又是不纯洁的，它从国家的层面出发，和个人的感觉交织，让宣太后享尽齐人之福的同时，也不断忍受着心理上的痛苦。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但不论是假戏真做也好，还是真戏假作也罢，到了这个时候，都应该结束了。
第三，宣太后的个人原因。宣太后并不是一个专情的人，秦昭襄王嬴稷也知晓自己母亲的秉性，只要不威胁国家社稷，他即使亲政，也对其置若罔闻。因此，宣太后除了魏冉和义渠王之外，还有许多的男宠，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魏丑夫。历史记载，自范雎入秦之后，为秦国定下“远交近攻”的国际方略，秦国在东方的进攻，无论是政治上、外交上还是在军事上，都一路所向无敌，这在引发了秦昭襄王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之后，激发了他诛杀外戚，重掌政权的意志和铁腕。宣太后一家统治秦国40年，权力终于回复到秦王嬴稷手中，宣太后从此开始了颐养天年的生活。但是风烛残年的芈八子，并没有就此甘于寂寞，而是喜欢上了男宠魏丑夫，用感情上的充实来弥补其在政治上的失意。因此可以看出，宣太后之所以能够在各方都游刃有余，实则是与其性格有关，她为了把握时机，彻底稳固秦国，不惜杀了跟随自己30年，每日如胶似漆的义渠王。
如宣太后这般人，不仅是一个成功的女人，更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她以女人特有的美貌俘获了秦惠文王的屡次临幸，以女人的柔弱让秦武王对其疏于防备，以女人特有的气质，让义渠王斗志尽消，她又以男人心目中女人柔弱、目光短浅、心胸狭隘、没有野心等形象，在秦国的历史舞台上出场，培植自己的势力，扶持儿子秦昭襄王嬴稷即位，其后母以子贵，成为秦国呼风唤雨的人物。
当然，秦昭襄王嬴稷也是一个深谙韬晦之术的君主，他能够在位56年，成就功名大业，为秦国开疆拓土，定然有其过人之处。
秦昭襄王自即位起，就对自己和母后宣太后进行过对比分析：自己年龄幼小，并非嫡出，在秦国比不上一般王子，所以并无威信，能力和经验都十分缺乏；反观宣太后，其有聪慧的政治头脑，从后宫中一平凡女子一直走到太后的位子，乃至执掌国家大权，可谓玩弄权术于股掌之中，秦国上下罕见敌手。左右权衡之下，秦昭襄王乖乖服从宣太后的统治，也没有想要亲政的任何举动。在这期间，更是大肆封赏魏冉等人，让他们对自己疏于防范。
魏冉则因为掌握着国家军队，一度嚣张跋扈，目中无人，但他却对宣太后畏惧三分。因此，在秦昭襄王准备封赏王族时，魏冉毫不犹豫地将大权交到宣太后手上，因为他认为只有宣太后掌权，自己的地位才可确保。
于是，秦国在宣太后和魏冉的操纵下，将宣太后与秦惠文王嬴驷的另外两个儿子：公子巿和公子悝，提到了储君的位置。这就大大地削弱了秦王的实际权力和威信。当然，秦王仍是秦国唯一的君主，虽然宣太后控制着秦国的实际权力，但是秦王的神圣性依然是不可侵犯的。因为秦王毕竟是秦国名义上的君主，只有确保他的权威，秦国才能够政令严明、上通下达，国家才能够井然有序。特别是在对外战争中，秦国只有一个君主，才能够保持秦国军事命令的单一性，秦国军队才能够感觉到是在为秦国卖命，而不是为太后一家卖命，打起仗来才会所向披靡。
秦国宫廷的这些微妙关系，宫廷内外皆一清二楚，只是他们似乎形成了某种默契，习惯了秦国由宣太后执掌政令、昭襄王作为代表的政治形态，以及魏冉执掌军权以及臣下各自尽忠职守的政治运行方式。因此可以说，秦国能够有当日的局面，是宣太后、魏冉、秦王以及廷下众臣相互配合的结果。等到秦国由乱到治、由弱变强，秦昭襄王嬴稷积累的实力足够强大时，秦王才决定剪除宣太后家族集团的势力。
秦王虽然毫不犹豫地对舅父魏冉出手，但是对于宣太后，他只是剥夺了其政治权力。宣太后的风流韵事，他并没有去管，或许这应该算是权力与私情的一种妥协。
甚至宣太后到了大病不起，即将“香消玉殒”之时，还念念不忘地要魏丑夫为其殉葬。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听闻宣太后竟然要让自己殉葬时，魏丑夫十分不甘愿，所以他主动走到宣太后处，希望通过游说，能够让她打消让自己殉葬的决定。
魏丑夫对于关乎自己性命的事情，可谓煞费苦心，甚至还找了大臣庸芮帮助其向宣太后进言。庸芮一到宣太后寝宫，便直接问宣太后道：“人死后，是否真的会下地狱或者上天堂？是否人的魂魄能够不散失？”
宣太后一直是个实干家，加上她并没有摸清其意图，对于庸芮此问，便直接回答说，依照本宫的估计，或许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灵魂一说，人死如灯灭，尘归尘、土归土。
庸芮闻言，淡然笑道：“如果人死后是没有知觉的，那么太后此举，岂不是白白牺牲了心上人魏丑夫的性命？假如人死后是有知觉的，那么太后试想，先王（秦惠文王）这几十年来，应该一直怨愤着您，他死后的灵魂必定日日想着有朝一日您能够去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太后如果不幸，去了阴间，向先王补过还来不及，哪还有机会跟魏丑夫缠绵悱恻，哪还有胆量在外面行风流之事呢？万一让先王发现了这个魏丑夫，岂不是意味着他要承受红杏出墙的惨事，而给太后惹出大麻烦来？相信到时您和魏丑夫都会有麻烦。”宣太后一想，果然很有道理，自己都要死了，何苦还要拉着一个无辜的人为自己殉葬呢？于是应道：“你说得很有道理，就照你说的办。”（《战国策·秦策》）
魏丑夫虚惊一场，终于平息了太后让他殉葬的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