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
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
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
“如果在案件中发现了问题却没有纠正，那是我的失职，而纠正它是我的职责。”李国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因为在“刘氏叔侄案”平反过程中的坚持，他被媒体称为“冤案平反的幕后英雄”，被律师们称为“体制内的健康力量”。
李国强是检察院驻拘留所的检察官，负责拘留所里的法律监督和保障嫌疑人在拘留所里的权利。
干警向他反应，有个嫌疑人对一审判决不服，让他帮忙去“稳定情绪”。
即将退休的老实谨慎的老检察官第一次在医院见到了拘留所里那个出了名桀骜不驯的嫌疑人，他就是我。
谈话半个小时里，我坚持说自己被冤枉，给李国强看我胳膊上被烟头烫伤的痕迹，讲了我被刑讯被错判的经过，讲着讲着悲从中来。
李国强让我写个申诉材料，因为“申诉是法律赋予你的权利”。
李国强说，在最开始，这属于正常的工作状态，“不存在什么相信不相信，同情不同情。”但这样的举动仍令我感动。
李国强说，刘大军在拘留所里待了几个月，哪个警察都知道他“就是那个死不认罪的”。
他不向看守鞠躬，不报自己的编号1969，不写思想汇报，不背“38条”(拘留所纪律)。
别人为他开脱“身体未恢复，记不起了”，他把头一昂“我能记，我就是不背！背就要认罪、悔罪，我没犯罪！”
李国强根据多年检察官的经验和智慧，凭直觉就觉得有些问题。亲叔侄俩，还加上儿子三人，他们怎么可能去实施这样一起强制猥亵妇女案呢？
这个案子不但于情理不通，而且证据等于零。
在事后的采访中，有关破案人员也承认，他们既没有从受害人张某身体上找到嫌疑人的痕迹，也没有从案发地点找到蛛丝马迹，也就是说，证据为零。
唯一找到的痕迹是，受害者指甲缝里有陌生人的遗留物，经dna鉴定，是男性的。可惜，这份dna却与他们抓到的三个嫌疑人无关。
在这种情况下，原该仔细考虑一下这案件的蹊跷之处了。但是，一心要把这案件办成铁案的执法人员，为了增加案子含铁量，他们找来了一位重要的人物，帮助他们将这件冤案铁板上钉丁。
执法人员采取的方法是有罪推定，先入为主，刑讯逼供。&160;&160;&160;&160;
决定刘大军、刘永亮叔侄三人命运的重要人物在最关键的时刻出现了。在预审阶段，他起着一锤定音的巨大作用。
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怀着一腔誓将三个无辜公民污蔑成强制猥亵妇女案犯的豪情，接手了这个案子。
物证，没有；人证，没有；有利于三个嫌疑人的证据（那个陌生男子的dna）有，却视而不见。嫌疑人的口供，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不管，那都是浮云。
包裨一门心思，先认定三个嫌疑人有罪，然后再像打游戏攻克难关，像狗啃骨头一样，一点一点将子虚乌有的案子办成铁案。
面对没有物证的局面，面对嫌疑人口供自相矛盾的现状，面对案件出现了有利于嫌疑人无罪的证据，包裨的思维不会朝着替嫌疑人洗冤的方向发展，他只会把他们当成办成铁案的一种阻碍。
为了扫清这些阻碍，包裨还干了些什么呢？
首先，他把嫌疑人支离破碎的口供，不利的抛掉，有利的留用，经过剪接，经过乾坤大挪移，串联起来，固定起来。
接着，又到案发地点查看，又是访问气象局，又是拜访专家。最后他以为，这个地方光线暗淡，嫌疑人在厂房作案，路人很难发现。
这样，在没有任何物证的情况下，包裨就根据嫌疑人刑讯逼供和诱供挤出来的口供，再加上他福尔摩斯的推理，就这样把一件子虚乌有的案子，办成了铁案。
他说要把每一个细节，就是像电影的慢动作一样，一个一个细节固定下来。在这个描述里面，如果形成一个共同的一个行为，他描述的都是一致的共同的动作，那么这就非常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天哪，人命关天的案子，他当成了电影创作！这都是二审后，高院一审判决真正罪犯时才昭然若揭的！
在拘留所检察科，如果你不想干，这里无疑是个养老的好地方；如果你想干，工作繁重还很难出成绩。
一起来询问我的年轻检察官梅寒开玩笑说，每次院里评奖，老李的科里都只有工会发的牙膏、肥皂、毛巾。
副检察长魏民（就是我为小舒护士妈妈翻案时见过的科长）说，最开始把老李调到那个科，正是因为他踏实，坐得住。
第一次，李国强按照正常程序把我的申诉材料寄往了市高院，却始终没有回音。
对于刘氏叔侄案的平反，李国强得到了来自区里副检察长魏民的支持。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李国强通过正规渠道给市里面邮寄了五六封公函，都是石沉大海；我自己邮寄的申诉更是被视若垃圾。
李国强后来才知道，这么多月，那些申诉材料，市里面根本就没有登记。
身在“组织”就要遵守“组织”的规矩，这样的信念，退休了的李国强至今坚信。不过，当一封封公函石沉大海，李国强却惟一一次打破了自己恪守多年的“组织程序”。
这一次，他没有再写那些公函上的“官话”，而是以个人名义给东海市高检检察长写了一封信“还有两月我就退休了，退休之前我想说个事，就是刘大军这个案件，存在非常多的疑点，希望能够引起你们的重视……”
后来记者采访问他“也可能有人觉得说，如果您是工作需要，职务行为，您发一次就可以了。但是您发多次，有可能就会有人觉得有压力，这个压力也有可能回到您头上来，您不担心吗？”
他说“我在少年时代，曾经被别人冤枉过一次。上小学的时候，有个人在地里种的西红柿被偷了，说是我偷的，叫我去指认，当时我就痛苦地流出了眼泪。
我今年快60岁了，我仍然没有忘记小时候发生的这件事情，没有做这件事情的人被冤枉以后，内心是非常非常的痛苦。
刘大军对我们充满了希望，他说检察官是最公正的，是法律的监督机构。他虽然在诉说自己被冤枉的过程中哀伤不已，但他最后说的一句话是他相信法律，相信法律会给他一个公正的答复。”
这句话对他刺痛很深，他一直自责，“没有让他在我退休之前获得新生，就是没有盼来有关部门对他这个案件启动二审程序，那么退休以后想起他我就心里忐忑。
每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一想起这个事，他那痛苦的表情就浮现在我眼前，我就很长时间不能入睡。因为他首先是个公民。”
通过检察系统的路径未能达到的目标，最终经过欧阳律师和“文章”记者的努力实现了。
某一天，东海市高院对该案公开宣判，撤销原审判决。被宣告无罪的哥们第一个把电话打给了李国强。
电话这边，李国强连说“好！好！好！”
那一次，退休检察官哭了，他说“这种流泪，好像是孩子企盼得到父母的爱，但得到的太晚了，有点委屈的那种感觉。”
那种“爱”是法律的公正，“早就该到了，怎么这么晚呢？”
在此之后，李国强一心想保持低调，但一拨拨记者仍然找上门来。
第二天上午，政法委刚开了关于李国强事迹的闭门会议，下午检察院的大屏幕上就已打出了字幕“向李国强同志学习”。
对于刘大军、对于这个基层检察院……故事的结局仿佛皆大欢喜，但李国强却遇到了新的难题。
因为上了电视，他开始接到来自全国各地反映情况的材料。字幕打出的那天下午，他拿着其中沉甸甸的一封，无奈地问副检察长魏民“这可怎么办才好？”
那又是一封来自遥远的北国江城的申冤信。
接下来，另外一个平民英雄“文章”即将接力，他们是听了李国强的案件分析和介绍后，坚持努力的。
在此之前，还是交代一下一审判决后我的处境吧。
清清老婆开始了艰辛的操劳。一大早，就分别送饭菜给我和儿子及侄儿。好在钱总对她下令脱产照顾我，派人啊，用车啊，缺钱啊，都直接找他。
那边，普度区的吴总和总部的曾总监与工人代表，送来一大堆还带着兄弟姐妹们体温的捐款，从10元到100元的面额都有。慌得我和清清老婆赶紧在红纸上郑重登记，想着以后人有事，再加一点还回去。
这天，病房里，看到她日渐消瘦，我感动而心疼“要不我们拿点钱，儿子和永亮那边叫妹妹买一下，好吗？”
“不好。妈妈说外面的饭菜没营养，有的还不卫生呢。”她又削了个苹果递给我，“哎，军军，没你技术好，凑合吃吧。”
“没事，如果不是怕农药，洗洗就能吃，苹果皮维生素多。小时候我们洗都不洗，袖子上擦擦就开吃。”靠在竖起的枕头上，我大口吃着，觉得比以前吃的要香甜一些。
“嗯，小时候总是盼长大；现在呢，有时候又怀念童年。小时候我们哭着哭着就笑了，长大后，我们笑着笑着就哭了。”她托着香腮，坐在床边一脸留恋。
“长大这两个字连偏旁部首都没有，一看就孤独。”
“新奇！童年那一个个追逐嬉笑的日子，又如行云流水般在我生命的旅途中流淌。生活告诉你，你应该长大了；梦想却告诉你，你应该有一颗童心。”
“同感。哎，儿子和永亮好点了吗？”我在警方监视下，没办法去看望。
“嗯，好多了，妹妹和舒阿姨还轮流守夜呢。”清清站起来，对着手表看看我输液的速度。
“谢谢她们了。对了，咱们钱还够吗？”
第二次住院前，我和清清老婆所有积蓄都买了房子，我把工资卡也给了她。女孩子心细，能精打细算一些。
唉，哥们这一生，钱包里银行卡是不少，花花绿绿的一大堆，可都没什么余额。主要是帮银行的朋友完成开卡任务。
但是只要看准的投资，那咱连哄带骗也得再要回来。
看见每次投资完了多收回不少，美女就会笑颜如花。口头表扬加实质性奖励，比如买一套高档衣服，或者陪我倾情出演爱情大片。
长此以往，她还会没事老问“哎，老公啊，我钱包又鼓了，也没什么花费，你怎么还不问我要呀？”
“嘿嘿！先存着，等等看。山人自有妙计！”
哇！崇拜的眼神。
不对，崇拜的不是我嘛！是我白衬衣口袋里大红的钞票啊！就一张。
“微朕呀，你怎么这么有人缘啊？钱总去看过儿子和永亮了，住院费还预交了20万呢。”贵人有些粉丝的表情。
“嘿嘿！老乡嘛！没听说吗？老乡见老乡，背后打一枪，啊，不是，背后送一筐。”我谦虚呢，其实知道，今后要更加仔细，替人管好财务。所谓大恩不言谢！要谢，你也谢不了。
“扑哧”，清清老婆忍俊不禁扑我怀里了，小手轻掐“老公！老公啊，你脑袋怎么长的呀？笑死我了。本来人家还发愁呢，你伤得这么重，你倒好，还逗人乐。”
“呵呵！那是因为我嘴大，嘴大吃四方哩。”这话不假，我妈说的。
“呵呵，我看看大吗？”娇俏的樱唇就凑过来测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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