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继续做梦。
今天请到的嘉宾，依然是秦汉时期天下第一谋士，张良先生。
我说，王朝末期，总会有人进行变革，试图重振雄风。宋末有王安石变法，明末有张居正改革，清末有没有？
他说，有啊，康有为和梁启超搞的戊戌变法。梁启超是王安石的铁粉，还为偶像写过一本《王安石传》，是坚定的改革派。不过，戊戌变法只昙花一现了103天，然后呢，以谭嗣同为代表的戊戌六君子被押到菜市口砍了头。临死，谭嗣同还在监狱墙上涂鸦一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我问，康有为和梁启超呢？
他说，逃到日本去了。
我问，高层里谁是变法的支持者？
他说，光绪皇帝。
我问，那咋还会失败？
他说，光绪是皇帝不假，但慈禧才是那时的实际掌控者，他本身只是慈禧太后的傀儡，自保的能力都没有，咋可能为改革派提供庇护？康有为与梁启超对光绪最大的误判是把他当成政治权力的核心，这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变法将是一出喜剧色彩的悲剧。
我说，我记得学戊戌变法时，历史老师说，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是转弯太急了，试图一夜走进新时代。
他说，有这方面的原因。前面我们介绍过，清朝开放港口后，委托洋人帮助经营海关，时任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认为，“皇帝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他的顾问康有为和其他人等……，把足够九年吃的东西，不顾它的胃量和消化能力，在三个月之内都填塞给它吃了。”这就是犯了欲速则不达的大忌。当然这不是根本原因。
我问，根本原因是什么？
他说，是国家利益和王朝利益的冲突。两者看似是同一个利益，其实不是，只能二选一。当时守旧派的代表人物是御史文悌。他提出最强有力的反对口号是“保国会之宗旨在保中国不保大清”。慈禧一琢磨，妈呀，这是想牺牲我大清王朝而兴中华？那不行，我把他们几个砍了。
我问，戊戌变法跟之前的变法有什么本质区别？
他说，王安石与张居正，本质还是税务改革，为国家搞钱。戊戌变法的根本诉求则是给大清换操作系统，想直接复制日本明治维新，建立君主立宪制。
我问，为什么不复制英国的制度？英国当时不是更强大吗？
他说，当时的清朝跟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很相似，同是封建制，同是被西方列强蹂躏着。日本搞明治维新后快速站了起来，然后发动甲午中日战争试了试火力，一炮把大清的有志青年们给炸醒了。康有为发动了1300名举人联合上书，要求改革。怎么改？学日本，搞类似明治维新的变法，让国家如日本一般快速强大起来。
我说，初中时学过公车上书，戊戌变法的序幕。当时只是觉得这群人咋不记仇，小日本打咱，咱咋能学他们呢？
他说，从洋务运动开始，有个观点占主流，师夷长技以制夷，咱挨了谁的打就重点学谁。
我问，日本明治维新为什么推进的那么好？
他说，若是王安石或张居正搞明治维新，成功率会大大提升。王安石时期的改革派能与保守派平分秋色，轮流坐庄，成功可能至少5比5吧？张居正直接一言堂，说推行什么政策就推行什么政策。再来看日本，明治维新时，改革派掌握大权，改革的主力军是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既有足够强大的上层力量，也有与先进社会思想接轨的士族和贵族阶层。而戊戌变法呢，掌握大权的是守旧派，改革主力军是一群没有政治经验、纸上谈兵的学者，一百天的时间里颁布了三百多条改革法案。
我说，没有群众基矗
他说，没有群众基础，没有精英基础，没有实权基础，只是他们几个人的自嗨。
我说，义和团跟改革派，真是两个极端。
他说，是的。义和团的本质是一场大规模的“杀汉奸卖国贼的群众性运动”，何为汉奸？一句话，凡是主张学习西方的人，凡是跟洋沾边的人，哪怕仅仅是用了一支洋货铅笔，都算！所以，死于义和团刀下的多是中国人。洋人有洋枪不好对付，但是也杀了不少，多数是手无寸铁的传教士。
我问，义和团的巅峰是什么时候？
他说，慈禧发现光绪搞变法是瞎胡闹以后，决定把光绪拿下，重立皇帝。这时，她突然发现，光绪的背后还站着西方列强，在给她施加压力。慈禧火了，这是想干涉我们内政？既然如此，咱就不怕撕破脸了。于是慈禧开始扶持义和团，意思是你们干的好，干的对，一定要把洋人赶出中国……
我说，把义和团当枪使了。我听过一个段子。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慈禧让他招抚义和团，他既不能抗命，又想剿杀义和团，便下令：查办假义和团，扶持真义和团。下属面面相觑：怎么区分真假？袁世凯淡定回答：开枪，能打死的是假义和团。
他说，袁世凯对义和团以及当时局势的判断非常准确。西方国家一看，义和团滥杀他国公民，成了恐怖组织，这不行，于是八国联军入京镇压义和团，吓的慈禧逃到西安去了。想保住大清政权，慈禧必须向八国联军求饶，投名状是组织清军再反杀义和团，又签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这场闹剧才平息。
我说，这么一梳理，我把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进京的前后逻辑关系搞明白了。
他说，《辛丑条约》的签订意味着中国正式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我说，租界。
他说，对的。
我问，租界是什么概念呢？
他说，国中国。看过电影《八百》吗？河这边枪林弹雨，河那边歌舞升平。
我说，青岛到处都是德国痕迹，包括青岛啤酒。
他说，青岛不是租界，青岛是德国的租借地，德国的租界在天津和汉口。
我问，哪个更丧权辱国？
他说，租界是把上海一条街“租”给你，街上的人组建工部局，进行自治管理。租借地是把整个城市“租”给你，你直接派个总督掌握行政权，还可以驻扎你的军队，具备殖民地性质。你说呢？
我问，什么时候中国收回租界？
他说，从1919年开始陆续往回收，新中国成立后，全部收回。但是殖民地的完全收回，要到1999年，澳门回归。
我说，大清朝太窝囊了。
他说，也有过高光时刻，曾经在海外有过租界，如仁川、釜山、元山。
我问，辫子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用留了？
他说，1912年清朝灭亡时。有些维新派要早一些，例如鲁迅1902年就剪掉了，当时他去日本留学，要跟世界接轨。
我问，留学生有没有留辫子的？
他说，当时敢剪辫子的只是少数留学生，多数都继续留着。鲁迅在《藤野先生》里不是写过嘛，清朝留学生的辫子盘在头上形成一个小山包，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
我说，可能觉得剪了辫子是大逆不道。
他说，是的，图腾一般。在海外的华人劳工一旦被外国工头剪掉辫子，立刻萎靡不振，就像太监一样。
我问，清末，是不是稍微有点现代化的感觉了？
他说，有。看过《大染坊》没？你们山东的电视剧，清末民初的故事。历史可能会螺旋上升，有前进，有倒退，但现代化进程是线性的，从石器时代到今天，是一天比一天现代。
我问，鲁迅留学是公费还是自费？
他说，公费。
我说，有年，我去台湾，在巴士上看了部纪录片《宋氏三姐妹》。当时触动非常大，他们在那个年代的眼界以及教育理念，都是领先于我们今天普通家庭的。即便是今天，我们多数人也没有机会出国留学。人与人的差距，真的可达百年之远。我再一次有类似的感触，是在延安，重温了那群热血青年的创业路。参观刘＊＊纪念馆时，我突然领悟到，他们那群人在当时已经看到了我们的今天，不是假装看到，而是真的看到了，否则他们不会如此的坚定，目光如炬。
他说，所以，六道轮回的“六道”不需要转世去理解，可以从现世去类比。在同一时间的上海，有人挣扎在温饱线上，有人富可敌国，你想要的“六道”样本，无比幸福的，无比痛苦的，都能找到n多。
我问，袁世凯复辟称帝时，大家要不要抓紧留辫子？
他说，不需要。辫子是清朝专属，袁世凯是想走君主立宪的道路，自己做皇帝，就是改朝换代了，与清朝没关系，自然不会对辫子有要求。但是，张勋复辟引发过辫子热销，因为张勋是支持别人做皇帝，支持回到清朝。
我说，张勋跟袁世凯脑子一根筋，这么执着于当皇帝？
他说，现在回头看觉得很荒唐，但是，在当时这一切都属于可行性的探索。问题是，世界格局已经变了，不仅上层民众觉醒了，老百姓也在觉醒。全民觉醒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中国绝对不能再出现“皇帝”这俩字眼。所以袁世凯和张勋他们俩都背上了骂名。
我问，张勋复辟时，买个辫子要多少钱？
他说，两个大洋，约八百元人民币。鲁迅回国结婚时，还专门在上海买了个辫子戴上。岳父家听说鲁迅是新世界的人，不喜欢女人裹脚，特意给朱安穿了双大鞋，因为朱安裹了脚。结果新婚那天，鞋子从花轿上掉了下来……
我问，鲁迅不会是因为朱安脚丑而拒绝同房的吧？
他说，这属于八卦，无从考究，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两个人很难有统一的价值观。鲁迅是新时代人，而朱安还活在旧时代。鲁迅后来爱上了比自己小17岁的学生许广平，他唯一的儿子周海婴，便是许广平生的。因为俩人是师生恋，惹来不少争议，郭沫若骂鲁迅是衣冠禽兽，鲁迅则回击郭沫若是才子加流氓。
我问，鲁迅在日本留学，咋突然回国成亲？而且是娶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女人？
他说，因为谣言，被家人催婚。小田岳夫《鲁迅传》里记载：有人说看着他和日本妇人结了婚，而且还领着孩子在神田散步呢，等等无稽的谣言都飞散了，这谣言传到了故乡，故乡像发箭似的来信催促他回国。
我说，我去绍兴时，专门去鲁迅祖居逛了逛，很是震撼。鲁迅说自己家道败落，他肯定是对“家道败落”一词有什么误解。据说鲁迅祖父手上有百多顷湖田，还有一套一百八十多间房屋的宅子；自家孩子专用的私塾有两处，私家花园有三处；还有自家专用的祠堂、家庙，家里仆佣多达八十余人；另外在宁波、杭州、上海都有产业。
他说，他是大户人家出身，这个毋庸置疑。旧社会能供子女读书，且能留洋深造的，有几个不是大户人家？贫民百姓一日三餐都无着落，能长大成人而无中途夭折已是万幸，还读书呢！
我问，当年留日学生纷纷回国参加辛亥革命，鲁迅为什么不回？
他说，这一直是个迷。后来鲁迅写信给李秉说：“我也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然而都不实行，我大约不是一个勇士。”另外，他对革命前景不乐观，这一点在《阿q正传》里有所体现：“满眼都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
我说，怕回国成了戊戌六君子。
他说，也有你说的这个原因。他曾经写过这么一句话：“先觉的人，历来都是被阴险的小人、昏庸的群众迫压、排挤、倾陷、放逐、杀戮1
我问，辛亥革命比戊戌变法强在哪？
他说，戊戌变法是一小撮人觉醒了。辛亥革命则是一个阶层的人觉醒了，什么阶层？精英群体。
我说，书上说，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在那时是行不通的。
他说，算是一种尝试吧。毕竟在我党出线之前，没人知道到底用什么办法才能救中国，大家都是在试错。这就如同无数科学家一辈子的研究成果只是4个字：此路不通，这个结果对于整个科学界也是一种贡献。
我问，为什么行不通呢？终极原因是什么？
他说，辛亥革命以及之前一些革命失败的终极原因是没有广泛发动人民群众。走精英路线永远不会成功。
我说，要走群众路线。
他说，群众被动员起来且有了革命意识与没有被启蒙过依然认命顺从不修今生修来世，是天壤之别。最直观的，人力资源有着数量级的差别吧？最关键的一点，人民群众是中国的基本盘，基本盘从内心深处认可了你，天自然就亮了。所以，我党最注重的是什么？群众自发。解放前土改，有人提议让工作组代劳，上层坚决反对，主张一定要发动群众，形成群众自觉，否则即便分了田地，也不算成功的土改。历朝历代那么多口号，巅峰之作就是5个字：为人民服务。
我说，鲁迅其实也是这个观点，试图唤醒民众。鲁迅也看到了辛亥革命没有做全民总动员的弊病，相当于完全把底层当空气，只是依靠少数派，注定走入歧途。
他说，鲁迅的唤醒，门槛还太高，没有一定的文学修养读不懂他。土改时的唤醒是什么？走街串巷，用最直白的标语去启蒙。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凡是需要经过思考才能理解的政治宣传，本质上都是失败的。
我问，鲁迅算是民国第一文人吧？
他说，放在今天对比，应该是，但是回到民国时期，他坐不上头把交椅，因为每个时代真正热卖的是通俗文学。今天一群传统作家照样干不过一个网络写手。民国时期最富有的文人是张恨水。老舍曾说：“他是国内惟一的妇孺皆知的作家。”他是民国第一高产作家，写过一百多部小说，三千多万字。要说今天比较有名的，就是《啼笑因缘》和被称为民国《红楼梦》的《金粉世家》。
我问，为什么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他呢？
他说，因为他“生不逢时”。当时的中国文坛正处于新一轮的文学倡导运动，推崇新文学，以胡适鲁迅等作家为代表。而张恨水是鸳鸯蝴蝶派代表，其言情小说被认为是洋产物，是消遣文学，是旧文学，受到主流文学家的抵制、甚至批判，连带的张恨水也不被待见。而且他的作品没有入选教科书。
我说，没有入选教科书，说明写的太水。
他说，通俗文学，核心卖点是故事。当时报纸只要连载他的小说就畅销，报馆门前常会有读者排队。新中国成立后，这类小说在大陆不流行了，哪里继续流行？香港，金庸就是典型代表人物。为此王朔总是愤愤不平，感觉金庸是钻了空子，在大陆通俗文学不发达的年代，大家可看的东西太少，把金庸的武侠小说给催火了。
我说，一提民国剧，我脑中立刻浮现出上海滩，旗袍，军阀，大小姐。
他说，可能在编剧眼里，民国是一块浪漫的背景板吧。实际上呢？民国是中国最短命最苦难的朝代之一。军阀娶了年轻大小姐以后还会娶好几个姨太的，然后吸烟片，局势一变，四处逃窜。实际上，民国时期没有美好喜悦的爱情故事，看张恨水的《金粉世家》、张爱玲的《第一炉香》、钱钟书的《围城》，多是爱情悲剧。
我说，不过，我也觉得民国很浪漫，你看作家们的笔名：舒庆春——老舍，周树人——鲁迅，李尧棠——巴金，张心远——张恨水，林和乐——林语堂，沈雁冰——茅盾，万家宝——曹禺，沈岳焕——沈从文，钱仰先——钱钟书，郁阿凤——郁达夫。
他说，再过几十年，人们觉得莫言、余华、苏童这些名字也很浪漫，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符号和味道。
我问，民国时期，谁最讨厌鲁迅？
他说，讨厌他的人多了，比如郭沫若、苏雪林。若说最有代表性的，肯定是老冤家梁实秋。俩人论战了8年，包含了人性、教育、人格等等方面的问题，后来上升到人身攻击。鲁迅骂梁实秋是资本家的走狗，梁实秋回敬说，“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钱呢。”
我问，梁实秋如何评价鲁迅？
他说，梁实秋是一位学者，他曾说过，他和鲁迅并没有仇恨，只是对问题的看法不同而已。鲁迅去世后，梁实秋对鲁迅没有说一句坏话，包括跟自己的女儿也只字未提。
我说，算是大儒。
他说，梁实秋的观点是什么？同情是需要的，普遍的同情要不得，平等在理论上不可能，实际上也不应该。自有生命以来，不论动物界，植物界，人类，野兽，同情不解决问题，平等也不存在。过去，现在，将来，不会变。这恐怕也是自然法则了。这话鲁迅不爱听，抓住辫子猛揍。
我说，看来民国时期比较宽容，允许讨论这些敏感话题。
他说，一般诸侯割据连年混战的时期，大量思想家会有著书立说的机会，不是时势造就，而是时势无法束缚。
我问，鲁迅时期的民国，整体是什么状态？
他说，鲁迅一生，经历的整个社会、经济、文化都是朝上走的。鲁迅青年留日，30岁时中国实现共和，随后中国在一战中属战胜国，20年代北伐，之后是黄金十年，鲁迅死于黄金十年的末尾，正好躲开了日本侵华。应该说鲁迅生活在一个乱世中的太平期。
我说，一说鲁迅，我就想起他笔下的几个符号：祥林嫂的拐杖，阿q的辫子，孔乙己的茴香豆，闰土的猹。反正鲁迅笔下，全是国民劣根性。
他说，鲁迅作品的核心宗旨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意思是你们快醒醒吧。同在民国时期，沈从文的小说是另外一个视角看世界，他认为国民劣根性只是表象，更深层是老百姓不知道一个“人”的权利有哪些，也不敢向社会争取这种权利，更不敢去捍卫。后来胡适总结的更具体了：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我说，我对沈从文还是比较熟悉的，黄永玉的表叔，擅长写妓女，我看过他的一部小说《丈夫》，写女人结婚后，进城卖身，丈夫也支持，甚至成为当地一种风俗。
他说，这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了，《村妓》。应该被禁了吧。沈从文无论写船妓还是吊脚楼上的村妓都很传神，我想他肯定深入生活体验过很多次。毕竟他一出来就在陈渠珍这些地方军阀部队混，嫖娼和抽大烟都是普遍现象。
我说，那个年代的作家的确大胆，放在今天，拘留了。
他说，老舍的早期作品也非常好。例如《四世同堂》里的这段：“他已经三十二岁，还没有结婚，对于女人，他只能想到性欲。他的脸同诗文一样不招女人喜爱，所以他因为接近不了女人而恨女人。看到别人和女性一块走，他马上想到一些最脏最丑的情景，并去写几句他自以为最毒辣而其实是不通的诗和文，发泄他心中的怨气。他的诗文似乎专为骂人的，而自认为最富有正义感。”
我说，前几天，网上曝出了鲁迅的孙子长得格外像鲁迅但是不会写文章的新闻。
他说，鲁迅有过遗嘱：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鲁迅长的也的确很有辨识度。1936年，上海，日本美术家奥田杏花得知鲁迅去世，在征得鲁迅家人同意后，用石膏在鲁迅脸上拓了一个脸模作纪念，现在这个脸模已经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