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馆设立之初，只是单纯学习英、法、俄三国外语的学校。但随着自强运动的推进，恭亲王、祥、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开始觉察到，若要切实做到“师夷长技”，造出洋枪洋炮，就必须去学习制造原理，而要学习制造原理，则中国以经史教育为主体的传统教育显然已无法满足人才的需要。
当时著名的洋务思想家冯桂芬即认为：“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这种观点之后看来不尽准确，但却道出了要害——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则必须先培养具备算学、物理、化学等自然学科基常识的知识分子，仅仅学习外语是远远不够的。
在这么样一种背景下，恭亲王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在1866年年末正式奏请朝廷在京师同馆内添设天算学馆，理由很明确——“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算学中来”。
应该说，恭亲王祥等人对此举可能遭致的阻力，事先已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在奏章里，恭亲王提前给朝廷打了一剂预防针：“论者不察，必有以臣等此举为不急之务者，必有以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者，甚且有以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深可耻者，此皆不识时务也。夫中国之宜谋自强，至今ri而已亟矣，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
奏请得到了慈禧所控制的清廷最高领导层的认可。在天算术馆顺利进入筹备阶段的同时，一股抵制、反对的暗流也正在悄然汇聚。1867年3月5ri监察御史张盛藻的一纸奏折，终于引爆了这场大论争。
张盛藻在奏折里指责说：朝廷令科甲出身的“正途人”去学习这些机巧之事，而且还用升官、银两赏赐来诱惑，是重名利、轻气节！这样搞，会把“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的“正途人”引向歧途。
在恭亲王等人的cao作下，张盛藻的奏折被皇帝谕旨严厉驳回。谕旨里说，天算学是儒者应当学习的知识，不可视为“机巧”！
看到张盛藻被洋务派一棍子打了下去，当时的晚清士林领袖、大学士倭仁迫不及待的亲自登场，与恭亲王展开了两个回合的激烈论战。
倭仁是著名的理学家，在当时的士大夫当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同治初年，倭仁与李棠阶、吴廷栋合称“海内三大贤”，同馆之争发生时。李棠阶已经去世，吴廷栋已经告老还乡，倭仁身为帝师，du li京城，身份地位也就更显尊崇。3月20ri。倭仁上奏，直言反对科举出身的士子师从“夷人”，认为这样会“动摇国”，终至“变夏于夷”，天朝辉煌的化道统会被粗陋的蛮夷之学所取代，有“亡国之虞”！
这一次，朝廷便不能像对待张盛藻那样。对倭仁斥退了事。因为倭仁的影响力不可忽视，上奏当天，两宫皇太后就立即召见了倭仁，但这次谈话相当的不愉快。没有能够达成共识。因为倭仁提出来的这个“夷夏之变”的题目实在太大。随后，问题被抛给恭亲王和总理衙门。
总理衙门对倭仁的这次进攻显然4月6ri，总理衙门拿出了一个极长的奏折，重申了开设天算学馆的重要xing以及招收科甲士子进天算学馆入学的必要xing。奏折里最关键的技术处理。是对倭仁一再强调的“变夏于夷”避而不谈，而是大谈特谈危机之深和“自强”的紧迫。为了给倭仁造成压力。同时还附上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大批洋务大臣的奏稿信件。最后，恭亲王还将了倭仁一军：该大学士既然认为我们此举不可行，会亡国，想来肯定别有强国良策。如果该大学士确实另有良策，可以压制外国而使国不受欺侮，则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竭力效劳，悉心商办。如果没有其他良策，仅仅大谈特谈忠义、礼仪，认为这些可以制服洋人，臣等实在不敢相信。
4月12ri，倭仁再次上奏，不但坚持己见，而且反将了恭亲王等人一军。倭仁说：“具体到让夷人来教授算术这件事情，如果该王大臣确实有把握，认为必能将算术学jing通，必能将jing巧的机器造出来，中国的正经读书人必不至于被夷人所利用；夷人丑类必能被中国所歼灭，则上报君王，下伸民愤，岂不善哉！若做不到这些，却先丧失了人心道德，那就不如不开设天算术馆。”
倭仁这一挤兑确实触到了恭亲王的软肋。4月23ri，恭亲王上奏承认自己不能做上述保证。恭亲王说：“像倭仁所说的那种把握，臣等不敢保证。臣等只能尽力尽心去做应当办的事、能够办的事，至于成败利钝，即便是汉臣诸葛亮，也无法预料，何况臣等！”
但作为反击，恭亲王又抓住了倭仁上次奏折里的一个弱点集中攻击。恭亲王说：“上次该大学士说，天下之大，不患无才，要学算术，也不必师从夷人。那么该大学士肯定能够保荐数名人才，臣请择地另设一算术馆，由倭仁负责揽师招生教授，以观其成效。”
倭仁这下确实被难住了。4月25ri，他不得不据实上奏，称“并无jing于天算学之人，不敢妄保”。但朝廷却显然有些不依不饶，下旨要求他随时随地留心访查，一旦找到国jing于算术之人，立刻保奏，开设算术馆，以收实效。同一天，朝廷还给了倭仁一项新工作：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行走”是个闲官，但倭仁素来高倡“夷夏之防”，朝廷令他去专门办理夷务的总理衙门“行走”，显然是有意折辱这位士林领袖。最后，倭仁外出时故意从马上摔下来，以受伤生病为由，拒绝前去总理衙门上班。这场历时半年之久的高层斗争的正面冲突就此结束。
倭仁病隐之后，争论远未结束。倭仁一系的支持者甚多，朝廷接二连三地接到攻击开设算术馆的奏折。有些奏折言辞非常激烈，譬如候补内阁侍读学士钟佩贤，就拿当年的天旱为由头，批判这是朝廷故意为难倭仁所致；候选直隶州知州杨廷熙，则把当年久旱不雨的原因归结为朝廷开设了算术馆，甚至还扩大到对同馆的批判，说同馆这个名字是宋代jian臣蔡京陷害忠良的监狱的狱名，建议算术馆并同馆一并裁撤，如此才能够杜绝祸乱之萌生、端正风俗教化、弥合天变、顺应人心。
杨廷熙的奏折受到了朝廷谕旨的痛斥。谕旨并将病隐的倭仁指责为杨廷熙的幕后主使，要求倭仁病好之后立即到总理衙门上班。当倭仁再度上奏请病假时，朝廷顺势剥夺了其翰林院掌院学士和管理户部事务的职权。
表面上看，这次同馆风波，朝廷和恭亲王站在一起，用行政手段打压了倭仁一系的意见，获得了胜利，天算术馆也得以设立。但这种“胜利”其实是很惨淡的，甚至根称不上“胜利”，反而可以用“惨败”一词来形容！
个中缘由在于：由于倭仁的半路杀出，造就出严重的社会舆论压力，导致天算术馆几乎招收不到什么科举出身的“正途人”。第一次招生，“正途投考者寥寥”，恭亲王等人无奈，只好把非科举出身的杂人也编到一起，总共才得到98人。考试的时候，又有26人缺考。最后勉强录取了30名，半年后的例考，又淘汰了20名“毫无功效之学生”，最后仅剩10人，不得不与外馆学生合并。开设仅半年，天算术馆即名存实亡。因为倭仁带头反对科甲出身的“正途人”跟从“夷人”学习算术的最重要的理由，是担心这些科甲士人——大清帝国意识形态的中流砥柱——会被狡猾的“夷人”引诱同化，进而损害所谓的“立国之”；结果那些科甲出身的“词馆曹郎”，均以学算术为耻辱，“竟无一人肯入馆者”，当时知识分子对传统意识形态的坚持，由此可见一斑。
同馆风波清晰地展现出：在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主流知识分子仍然顽固地坚守着传统，拒绝任何改变。
倭仁虽然遭到了皇权的粗暴打压，但却“盛负时望”，其在士林中的声望反较之前更高。京师的士大夫，编造了各种段子和谣言来支持倭仁，譬如在同馆门前贴“大字报”：“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又讥讽同馆的馆名：“未同而言，斯将丧!”
远离京城的士大夫，同样是倭仁的强力后援。著名史学家李慈铭在老家丁忧，读到邸报上刊登的同馆争论，大发感慨，说朝廷开设同馆，是“以中华之儒臣而为丑夷之学子”，稍有人心之人，都不会肯去入学的。如今有人去学，说明这个世界已经是“礼义尽丧，士习卑污”，大叹人道沦丧，家国可忧！
ps： 昨晚十二点回家，路过一楼门口，听见屋里有一小屁孩哭闹不停，妈妈骗他说再哭外面的鬼就进来抓你了，我着助人为乐的jing神，应了一声“你妈没骗你，听话“，结果里面俩人都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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