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今人对《周易》一书产生的说法
我们再听听当今专家学者是如何对《周易》一书产生的说法。
李镜池的《周易探源》一书里对《周易》一书产生的说法：“我们现在认为《周易》的编著，出于周王朝的卜史之官，成书年代，约在西周晚期……而占卜之后，把占辞记在策上藏起来，年底做一次总结，计算有多少是灵验的，有多少不灵验的。所以在卜史手里掌握了许多材料，供他们参考。《周易》就是从许多材料里选择出来，有经过分析和组织，编成这样一部占书。”（《周易探源》序李镜池著中华书局1979版2007年4此印刷）
台湾学者屈万里著有一文“《周易》卦爻辞成于周武王考”，这一文的结论是“《卦爻辞》既系创作而非杂篡，由《卦爻辞》自身正之，既有三处足以证明其成周武王时，且当克殷之后，是全部《卦爻辞》之著成，亦当此时，可无疑也。”（《周易二十讲》廖明春选编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页）
这一说法，是与大陆史学家顾颉刚所考辨“卦爻辞”而认为是作于西周初叶的说法相同。这与传统上的说法也是一致的。顾颉刚所考辨出《周易》里出现的康侯，就是周武王之弟，这就成为后学者认为《周易》一书产生的下限（见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
台湾高怀民的《先秦易学史》中，把先秦易学分为三期：
第一期自伏羲氏画卦至周文王，称“符号易”时期。
第二期自周文王演易至孔子，称“筮术易”时期。
第三期自孔子赞易以下，称“儒门易”时期。
虽高怀民称谓上与众不同，但其意与汉说（即“人更三圣，时历三古”）是基本相同的。高同样认为《周易》是文王作的一部筮术易而已。
朱伯崑主编的《易学基础教程》一书里这样说：“因为经现代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发现卦爻辞中所提到的历史人物及事件，其下限没有晚于西周初期的，这表明卦爻辞在西周初期或前期即已作成。”该书里又说：“《易经》卦爻辞的来源非常复杂，后来被人编篡在一起，编者并不是周文王或者周公等，而可能是西周时期一个或者一些卜史。卜史在周代是负责占筮的官吏。”（《易学基础教程》朱伯崑主编九州出版社2002年版涤6页第60页）
《易学基础教程》里不称《周易》，而是称谓“《易经》卦爻辞”。所认为的“《易经》卦爻辞”不是文王、周公创作，认为可能是西周卜史所为。但认为“卦爻辞”在西周初期或前期即已作成。
《易学基础教程》对“卦爻辞”产生的说法还是传统上的“殷周之际”的说法。只是对作者变了个说法。
2009年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来自台湾的一位教授，讲《易经的奥秘》，同样认为伏羲氏作八卦，文王演《周易》，孔子作“十翼”。这是“人更三圣，时历三古”说法的忠实继承者。
看来主流话语，还是传统上的说法。无论认为《周易》（虽然一些人错称为《易经》或“卦爻辞”）一书是殷周之际产生的，或是认为文王、周公之作，或是认为史巫之为。但总的是认为西周初期产生的，至于是文王、周公，或是史巫个人，或史巫集体创作了《周易》，都无关紧要了。因为无论是谁创作，不外是西周初期，也不外是卜筮的卦爻辞，还分文王与史巫么？不过当今的学者皆把今本《周易》作为原创之本的《周易》论之，所认为的是“九·六”爻题的《周易》是周文王之为，这种认为自然是错上加错了。
而还有一位，只是众多头衔之称中的历史学家之称的郭沫若，在他的历史研究中，也对《周易》一书产生有说法，并且这说法，特与众不同。郭沫若对《周易》一书考证所得出产生的时间，可谓语出惊人。用现在有个流行的话说，叫“雷语”。郭沫若说：“《易经》是古代卜筮的底本，就跟我们现代的各种神祠佛寺的灵签符咒一样。它的作者不必是一人，作的时期也不必是一个时代。全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卦有卦辞，爻有爻辞，合乾卦的用九，坤卦的用六，一共有四百五十项文句。这些文句除强半是极抽象、极简单的观念文字之外，大抵是一些现实社会的生活。这些生活在当时一定是现存着的。所以如果把这些表示现实生活的文句分门别类地画分出它们的主从出来，我们可以得到当时的一个社会生活的现状和一切精神生产的模型。让《易经》自己来讲《易经》，揭去后人所加上的一切神秘的衣裳，我们可以看出那是怎样的一个原始人在作跳舞。”（《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著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
这里我们要知道郭沫若所说的《易经》，是不包括“十翼”内容。郭说的《易经》，就是他人说的“卦爻辞”，实际就是今本《周易》一书。但一般人很难分清这种称谓上的混乱。显然郭沫若也是把“卦爻式”的《周易》文本认为是原始文本的《周易》给议论一通。
郭沫若要证明他认为的《易经》是古代卜筮的底本，这是对《周易》一书性质的认定，这是其一。其二，对《周易》所产生的时间，郭氏认为“我们可以看出那是怎样的一个原始人在作跳舞”。很有意思，郭沫若讲《易经》却联想到“性”。郭氏又说“八卦的根底我们很鲜明地可以看出是古代生殖器崇拜的孑遗。画一以象男根，分二以象女阴，所以有此而演出男女，父母，阴阳，刚柔，天地的观念。”（《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21页）
郭沫若同样不知“画符号”里的两个基础符号之一在先秦的写法并不是他认为的“分而为二”，而是像“八”的写法。因为郭沫若曾对早在北宋末年，于湖北麻城出土过六件西周初期的铜器，其一被称作中鼎的铭文末尾，有两个“画符号”，宋人释为“赫赫”二字。而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收录了中鼎铭文，释为“末二奇字殆中之族徽”。即郭沫若把那两个“画符号”解释为“族徽”。所以郭沫若只知传世卦符号写法，而不知先秦时期对《周易》一书里所用“画符号”的写法。否则就不会把先秦里出现的“画符号”，解释成“族徽”。
在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里，是把《易经》说成是原始时代里产生的。那么，郭沫若是如何得出他说的《易经》是原始时代产生的呢?
郭沫若是通过把《周易》一书里的一些文句，那不过是《周易》作者所运用生活事例上的比喻用语，来比喻政治上的道理。而郭沫若挑拣分类成“渔猎”、“畜牧”、“商旅”、“耕种”、“工艺（器用）”等，来联想出他认为《周易》产生的时代。所以郭沫若就得出的说法是“我们从上面所述的生活基础看来，可以知道《周易》的时代是有畜牧转化到农业的时代，畜牧还是生活的基调，如农业，如工业，如商业，才仅见一些儿萌芽。（《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30页）
这里郭沫若却用了《周易》这一称谓，显然郭说的《易经》就是指《周易》，不过他指的《周易》，则是以“九·六”为爻称的“卦爻式”的《周易》，认为是本初的《周易》为研究对象。而郭沫若所用的证明材料，所推理出《周易》产生的时代，就是他所见到《周易》一书里出现的一些句子里的词语，如见“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田有禽，利执言”；“履虎尾”。郭就挑出“鹿”、“禽”、“虎”，这就是他所认为的《周易》反映了“渔猎”时代的生活证据。又如见“童牛之牯，豮豕之牙”；“羝羊触藩”等，就认为是“畜牧时代”反映的证据。郭沫若用这种出现在《周易》一书里的文句来分类，而得出他所认为《周易》产生的时代的证据材料。这种考证法，既没有说服力，也实在是太幼稚与可笑了。正如郭沫若从《周易》里所见到“需于血，出自穴，”“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中的“穴”字，他就认为是“这明明是穴居和构巢等原始习俗”。若这样来推断《周易》一书产生的年代，岂不是失去了研究意义吗？经考古研究“北京猿人”，“山顶洞人”不也是穴居吗？那么，这样见《周易》里出现“穴”字，就联想出《周易》是在几十万年或几万年前就产生出来的根据吗？这岂不是太可笑了吗？而郭沫若就是以此推理出：“《周易》时代该当蒙昧时代之中下段，铁器虽无明证，而文字则确已发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31页）
当然郭沫若不能不认为文字则确已发明，因为《周易》是有文字写成的一部书，而不是用一种让后人无法看懂的图画写成的，这一点郭无法否认。总之，郭沫若所认为《周易》产生的时代，是在夏商之前原始社会里产生的。这正是郭没有读懂他所分类出那些词句在《周易》一书里所起的比喻意思，而却做为证据材料联想出《周易》产生在原始时代的依据来，才是造成他的错误认为的根源。
可后来郭沫若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在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出版二十四年后的一九五四年新版中，把《周易》产生为原始社会的说法给推翻了。那么，是什么说法呢？在新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里作者是这样补注道:“《周易》是战国前半馯臂子弓所作，请参看《周易之制作时代》（收在《青铜时代》里面）。卦爻辞多采自殷，周资料，成语，故事，民歌等均有之，其时代极为复杂，有极原始的地方，也有极进步的地方。制作时代得以确定，这复杂的情形始可迎刃而解。故在这儿我们要有一个明白的认识，《周易》所用资料有的虽然远在殷商时代，而整个的思想过程是在战国年间的产物。本篇在思想分析上无甚错误，只是时代的看法须改正。——作者补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30页）
郭沫若在一九五四年新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里所作的“补注”，说明原先说《周易》产生的时代是错误的，而原先说的《周易》的性质没有错。对《周易》产生时间上的新说法，是因所作的《周易之制作时代》一文，得出了《周易》产生的新说法。即《周易》不是原始时代产生的，而是战国前半时期里有一个叫馯臂子弓的人创作了《周易》。在一九三五年郭沫若写的《周易之制作时代》一文，把《周易》产生的时代与是谁创作的都明确地给出了答案。郭沫若的《周易之制作时代》一文，后收在《青铜时代》一书里。我们将这一文中对《周易》产生及作者的有关说法摘录如下，看如何之说？说的对否？
“八卦的卦形大部分是由既成的文字诱导出来的……由既成文字所诱导出的八卦，它们构成的时代也不能出于春秋以前。”（《青铜时代》郭沫若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9年11月第一次印刷第51页）
郭沫若说的“八卦卦形”，就是卜筮上所用的那套八卦符号。郭所认为的八卦符号产生不出于春秋之前，那么，就是说《周易》里的那套符号系统，在郭沫若看来是春秋及春秋以后产生的了。郭氏对《周易》里的符号产生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因考古上已发现早在殷商时期，《周易》里所用的那套符号，就已出现了。
在对《周易》的产生时代，《周易之制作时代》一文中的第五段是专一论之。不过此文里的第五段小标题是“五《易》之构成时代”。我们摘录其中的一些说法：“《易》的经部之构成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呢？关于这层，由晋太康二年所发掘的汲县的魏襄王墓的出土品，可以得到一个暗示……由以上的推论，可知汲冢所出的《周易》及《易繇阴阳卦》，都是孔子以后，即战国初年的东西……《周易》的卦爻辞里面，如上文所述有利用春秋中叶的晋事的痕迹，在着想上又多带着南方的色彩，且与南方色彩更加浓厚的《易繇阴阳卦》复同出于魏襄王墓。关于这两种《易》的生成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明确的判断，便是《易繇阴阳卦》当是南方的人著的，而《周易》则可以有两种的推想。第一种是著了《易繇阴阳卦》的同一的南人到了魏，为迎合北方人的趣味起见，又另外著了一部繇辞不同的《周易》来。第二种是北方的魏、晋人模仿着《易繇阴阳卦》而自行著出了一部作品。但这两种的推想，由来所有的《易》学传授的系统看来，是以第一种为近乎事实的。”（《青铜时代》第57~60页）
从这些内容来看，且不说出现的“《易》”、“《易》的经部”、“《周易》的卦爻辞”、“周易”、“繇辞的《周易》”这种称谓上的多么混乱，单就郭推导出的《周易》是“战国初年的东西”所用的论据是错误的，只因郭所用的证据是牵强附会的。郭所用证据其一：是以《晋书·束皙传》和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后序》里记述汲冢竹书上有关《周易》，《易繇阴阳卦》，《师春》以及没有《彖》、《象》、《文言》、《系辞》的说法为据。其二：是把《周易》里出现的几处“中行”一词，联想到是说春秋晋国的荀林父。我们看郭的举证与说法：
“中行告公，用圭。（《益》六三）
中行告公，从，利用为（卫）依迁国。（《益》六四）
包荒，用憑河。不遐遗，朋亡，得尚（当）于中行。（《泰》九三）
中行独复。（《复》六四）
苋陆夬夬，中行无咎。（《夬》九五）这几条的‘中行’，我相信就是春秋时晋国的荀林父。就前两例的“中行告公”而言，‘中行’二字除讲为人名之外，不能有第二种解释。
‘中行’之名初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侯作三行以御狄。荀林父将中行，屠击将右行，先蔑将左行。’荀林父初将中行，故有‘中行’之称，《左传》宣十四年称为中行桓子，而他的子孙便以中行为氏。
《益》六四的`为依迁国`，当是僖三十一年“狄围卫，卫迁于帝丘”的故事。卫与郼古本一字，《吕览·慎大》：‘亲郼如夏’，高注云：‘郼读如衣。’则‘为依迁国’即‘为卫迁国’，盖狄人围卫时，晋人曾出师援之也。
《泰》九二的‘朋亡，得尚于中行。’尚与当通。我相信就是《左传》文七年，先蔑奔秦，荀林父‘尽送其帑及其器用财贿于秦’的故事。
《夬》九五的`中行无咎`，《复》六四的`中行独复`也就是宣公十二年荀林父帅晋师救郑，为楚所大败，归而请死时的故事。”桓子请死，晋侯欲许之。士贞子谏曰：‘不可。……林父之事君也，进思进忠，退思补过，社稷之卫也。若之何杀？夫其败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损于明！’晋侯使复其位。”
据这些故事看来，我们又可以断定，《周易》制作决不能在春秋中叶以前。”（《青铜时代》第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