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易学”突出的是汉”象数”易学，汉虞翻”易学”受到清”易学”研究的重视。虞易学是以象数解《易》，在以“象”解《易》中，已突破了八种物象（八卦取象）解《易》，而发展出很多取象。清”易学”名家张惠言作《周易虞氏义》，用虞氏取象说来解《易》。在复古”象数”学说而解《易》的还有焦循等。
清人皮锡瑞的《经学通论》里有此说：“《四库全书·经部》惟《易经》为最多，《提要》别择之亦最严。‘存目’之外，又别出‘术数’，不欲以混经也，《易》义无所不包，又本卜筮之书，一切术数，皆可依托。或得《易》一端，而要不足以尽《易》，虽云密合，亦属强附。汉学误于谶纬，宋学乱于图书，当时矜为秘传，后儒不得不加以论辩。今辩之已晰，人皆知其不关大义，学者可以不必诵习，亦不必再加论辩矣。其余一切术数风角壬遁，实有征验，丹鼎炉火，亦足养生。其书亦或假《易》为名，要不尽符于《易》之理。盖汉儒之书不传，自宋至今，能治专家之学如张惠言，通全经之学如焦循者，实不多觏。故后之学《易》者，必自此二家始。”
皮锡瑞的总结，虽然也认为“《易》又本卜筮之书”，但所认为的“汉学误于谶纬，宋学乱于图书”确实正确，但皮同样说的个悖论。
而皮锡瑞提及的张惠言与焦循，实际是复兴后汉开始的象数义理释《周易》学说，当然与谶纬之学是不相同的学说。谶纬之学是偏重于阴阳灾异占验之学，而汉象数义理学是从象数上解释《周易》的义理。
张惠言以象数解《易》，是以虞翻象数易学基础。但虞氏取象释《易》，已感觉《说卦》中的那些八卦取象不能满足解释《周易》，虞就发展了八卦取象。这被虞发展出的八卦取象，在易学上称为虞氏逸象。
张惠言在他的代表作《周易虞氏义》书中大量运用了虞氏逸象，张惠言的《周易虞氏义》是一部疏解補注类的著作，以《周易集解》中有虞翻《易》注者全录，并对其中一些加以疏解。而《周易集解》中没有虞翻注解《周易》的，则根据虞翻解《易》的思路，加以補注，可想是以象数阐发《周易》之理。实乃是对所谓“易卦”里某一卦象，能出现几十种取象解释，哪里是在解释《周易》呢？
“象数易学”都是从《周易》里的一套符号系统派生出的卦学学说，与《周易》已无干系了。
“象数易学”到清代复兴起来，代表人物是张惠言、惠栋和焦循。惠栋整理并注解虞氏易学，张惠言进一步加以充实。清朝汉象数易学复兴，是清初黄宗羲易学所开的先河。
黄宗羲不但是清复兴汉象数易学的开端，又是清考辩《易》学的开始。
在考辩《易》学上的代表人物是黄氏兄弟（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胡渭等。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之一，他的重要成就在于政治学说，他54岁时写出了《明夷待访录》，在近代以来此书呼声很高，又被现代人诠释为“中国的人权宣言”。
我们先看看《明夷待访录》“人权宣言”了什么？
《明夷待访录》开卷说：“余常疑孟子一治一乱之言，何三代而下之有乱无治也？……冬十月，雨窗削笔，喟然而叹曰：昔王冕仿《周礼》，着书一卷，自谓‘吾未即死，持此以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终不得少试以死。冕之书未得也，其可致治与否，固未可知，然乱运未终，亦何能为‘大壮’之交，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岂因‘夷之初旦，明而未融’，道秘其百也；癸卯，梨洲老人识。”
这开卷前二百三十多字，类如现在写在书前面的序，或叫前言。这是黄梨洲交待写此书的心志，即写书的目的。即是要献策于明主，学王冕与箕子那样，这均是用典。王冕是明朝人，箕子是商末周初人。王冕仿《周礼》一事不详，但箕子是纣的诸父（对同宗族伯叔辈的通称），封国于箕，故称箕子。史说商纣暴虐，箕子谏不听，乃披发佯狂为奴，为纣所囚，武王灭商，释箕子带镐京。武王访箕子，箕子进策“洪范九畴”。《周书》里有“洪范”篇，认为是箕子作。这里表明了黄宗羲的心思，有箕子之心，待明主出现，而黄出书时已是清朝的臣民。
我们还可通过黄宗羲的那部书名《明夷待访录》的“明夷待访”，便知作者其心意。“明夷”一词本是《周易》一书里一篇文章名（即后来所谓的“明夷”卦名），《明夷》里有“箕子之明夷，利贞”之句。
原创《周易·明夷》全文是：“明夷，利艰贞。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门庭。箕子之明夷，利贞。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周易》里的“明夷”是何意呢？从“明夷于飞，垂其翼”来看，这“明夷”是象征一种鸟受到伤害。“明夷”在《周易》里是一种象征与比喻。而《明夷》篇里的“箕子之明夷，利贞”，是引用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来比喻事理。是引用箕子的故事，比喻贤人受到伤害，但能守正，前景有利。
而在《彖传》里解释是“明入地中，明夷”，是通过《明夷》里画符号“”的取象（即上卦为“坤”，取象为“地”，下卦为“离”取象为火、光明）来解释，是光明入地中，喻主暗天昏。在《彖》里也涉及到“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即箕子能在主暗于上的艰难之境，坚持正道，至死不渝。而《小象》说：“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意是指“箕子能守正义，文明是不可息灭的”。后比喻主暗于上，贤人退避乱世。
黄宗羲借“明夷”是取其义，黄宗羲就是借“明夷”以喻自己是箕子了。那么，“明夷待访”中的“待访”是等待谁来访呢？箕子等到了周武王，才献洪范九畴大计。那么黄宗羲要“待访”的名主是谁呢？是否等待清王朝的明主吗？
虽黄宗羲也同王夫之一样是一位反清保明者，初时组织抗清，但无力回天，感觉无望，后隐居起来著书立说。黄写《明夷待访录》时是54岁，即是康熙登基的第二年。他所处的时期是清王朝统治得到巩固的时期里，那么这时他写出了《明夷待访录》，是否暗含着他等待清朝的明主，访问他呢？“明”又象征明朝，“夷”又向征“满清”。自古就有“文野”与“夏夷”之说。由于异族入侵引起的鼎革之际的儒家文化意识，其集中表现就是夷夏之辩，这正是清初晚明遗民的基本意识，黄宗羲亦然。
《明夷待访录》未刊遗篇《封建》明确表达了这一意识：“自三代以后，乱天下者无如夷狄矣”。那么，他的《明夷待访录》象征着“文野夏夷”之说，那么他等待的明主是谁呢？是否让夷狄的明主来采纳他的政治学说呢？恐怕不排除清王朝的主子了。因为这也与箕子是商朝的遗民而归周向明主武王献计“洪范九畴”政治策略，其意也是相吻合的。黄宗羲抗清是早年的事情，写书时已感觉自己“老矣”，但心志未老，才写出《明夷待访录》，要使清朝的明主采纳他的政治主张，这是黄写《明夷待访录》的真实目的。其与自序所言“昔王冕仿《周礼》着书一卷，自谓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是心照不宣。
《明夷待访录》全书二十一篇，第一篇是《原君》，类韩喻的《原道》体式。
“《原君》：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已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君，去之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由乎人之情也。
后之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为大利，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祖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遂利情，不觉溢之于辞矣。
……
古者天下之人，爱载之君，比之如仪，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是故武王，圣人也；孟子之言，圣人之言。后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下之空名，禁人之窥司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废孟子而不立，非道源于小儒乎？……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然君之职分难明，以俄顷淫乐不易无穷之悲，虽愚者亦明之矣。”
《原君》篇大约九百字，而《原君》里的“天下为主，君为客”是核心政治命题，是孟子“君为轻，民为贵”思想的翻板。把君分为三代之君与后之君、崇尚的是三代之君，而否定的是后之君，其目的是让后之君学三代之君。黄并不反对君制，而是反对的是私君，即把天下当作私人的君主制。黄也不是无君论的思想。
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与孟子的“君轻民贵”的思想是一脉相传。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君主制里的民本论。但“民本”不是“民主”，“民本”是让君看待民，如父、如天。只是让“君”以天下为公，不为利。让君主行仁德，即“内圣外王”的那套儒家民本政治学说。
实际批评君权是先秦儒家的传统，反对君权独断是明未清初儒者的共同认识。黄宗羲的“君”罪论，其实是儒家传统道德政治学说的继承。他揭露君之害，确实达到一种认识高度，但如何避免“君之害”呢？可他提出的政治方案，并不是民主制，已然是君主制，只是君主制里彰显民本思想而已。可民本思想是根本无法约束“君之害”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