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首先分析出现在这十二个不同器物上“刻符”的组合规则及刻写形状。
从这十二个器物上出现的三十六个“刻符”（不包括“图六”“卜骨”正面上的一个残缺不全只有四个刻划的“符号”；也不包括“引用资料（三）”里所举例的摹本上的一个“六联体”刻符。上面出现的“38个六联体刻符”说法，是把“引用资料（三）”里所举例的摹本上的一个“六联体”刻符也计算了进去。此处给于纠正，应是十二个不同器物上36个“六联体”刻符）来看，应是“六联体”的组合，即每组是有六个刻划符号组合。我们还能看到这些“六联体”的“刻符”，刻写在不同器物上时，少者是一个“六联体”的“刻符”，而多时在一种器物上却刻写上去十几个这种“六联体”的“刻符”。从这十二个器物上刻写有“六联体”符号来看，十二个器物中有四个器物，分别只刻写有一个“六联体”符号；十二个器物中而在一种器物上刻写有两个“六联体”符号的共有两个；十二个器物中而在一种器物上刻写有三个“六联体”符号的也有两个；十二个器物中而在一种器物上刻写有五个“六联体”符号的也有两个；十二个器物中而在一种器物上刻写有十一个“六联体”的符号只有一个。由此来看，商周（西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的多少，并不是有规律的运用。把“六联体”的符号刻写在某种器物上的多少，在于使用者而已。而不是“非一则两”的固定模式，即不是一些人所认为的出现一个这种“六联体”符号，是一次卜筮（算卦）的结果，出现两个“六联体”的符号，则是“变卦”筮法的结果。把出现在商周（西周）时期某种器物上有两个“六联体”符号，而说成是“变卦”筮法，无疑是一种妄说。我们通过这些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刻符”来看，目的是应知道这是一种“六联体”的组合。为什么是“六联体”的组合？这是关系着“六十四画符号”（即《周易》原创文本所用的六十四个符号）的发生、发展问题，后面将有分解。
从这些“六联体”刻符的刻写形状来看，三十六个“六联体”刻符中却出现有四种不同的刻划符号。
若从时间上来划分，属商朝时期有五个“六联体”的符号，它们分别是：1“引用资料（二）”安阳苗圃北地遗址磨石上的一个“六联体”刻符。2“图一”安阳四盘磨村卜骨上的三个“六联体”刻符。3“图二”安阳殷墟卜甲上的一个“六联体”刻符。
这三个器物上出现的五个“六联体”刻符里，却有四种不同的刻划符号出现，它们分别像“＋”、“∧”、“八”、“？”（？指甲骨文里的数字五写法）。但这三种材料上出现的五个“六联体”刻符，而明显的是安阳苗圃北地遗址磨石上的一个“六联体”刻符与安阳殷墟卜甲上的一个“六联体”刻符，可以说已是有两种“刻划符号”组合而成，即“＋”与“∧”的组合。而安阳四盘磨村卜骨上的三个“六联体”刻符里有一个“六联体”的刻符也是有两种“刻划符号”组成，同一时期里的安阳苗圃北地遗址磨石上的一个“六联体”刻符和安阳殷墟卜甲上的一个“六联体”刻符相同；另两个“六联体”刻符里，只是每个“六联体”刻符里出现有一个像甲骨文里的数字五写法外，其它也是有“＋”与“∧”所组合。从这属于商朝晚期出现的“六联体”刻符来看，可以说，基本上是有两种“符号”所组成。即“＋”与“∧”所组成。
我们再看属西周初、早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刻符的刻写形状。我们所举十二个不同器物上出现的“六联体”刻符，属西周初期和早期的分别是：1“引用资料（五）”陕西岐山凤雏村出土的商末至周初卜甲。2“引用资料（六）”陕西扶风齐家村卜骨（西周初期）3“中方鼎”（西周前期）。4“图四”西周初期的龟甲。5“图五”陕西凤雏村出土属西周早期的龟甲。从这五个属西周初早期材料上的八个“六联体”的刻符来看，其组成的“六联体”刻符的写法基本与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晚期“六联体”刻划符号一样。这八个“六联体”的刻符，其中有六个“六联体”的刻符，可以说是有两个基础“符号”组合的。即有“＋”与“∧”所组合。而这八个“六联体”刻符里只有两个“六联体”刻符，是每个“六联体”刻符里出现有一个像甲骨文里的数字五的横着写法，而其它同样还是有“＋”与“∧”所组合。总之，西周初早期里的“六联体”刻符的刻写摸样与商朝时期里的“六联体”刻符刻写摸样保持的基本一样。由此来看，也可以说这些“六联体”的刻符基本上是有两种“符号”所组成。即有“＋”与“∧”所组合。
我们再来看属西周中晚期刻写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刻划符号的刻写摸样。属这一时期的是：1“图三”山东陈庄遗址出土的龟甲（西周早中期）。2“图六”陕西扶风齐家村考古发现的属西周中期的卜骨。3淳化县石板乡石桥镇出土的西周陶罐（西周中晚期）。4洛阳唐城花园发掘出土的西周陶簋（西周晚期）。这四个属于西周中晚期的不同器物，其上共刻写有23个“六联体”的刻符。这23个“六联体”的“符号”，基本是由“—”与“八”这两种“符号”组合，而没有再出现像“＋”的这个“符号”，这说明自西周中期以后“六联体”刻划符号里的两个基础“符号”变成了“—”与“八”，并以“—”替代了早期像“＋”的符号。
总之，我们看到属商周（西周）时期的十二个不同器物上的三十六个“六联体”刻符的刻写形状，可以说，总体是有两种“符号”组合而成。并且，组合成“六联体”刻划符号的两种基础“符号”，也是一个有生成与发展的过程。
以上我们举例了考古上所发现的属商代及西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那么，我们再看一看考古上所发现的属西周以后，即东周至汉朝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又是何种摸样。
1图:楚祭祷简上的“六联体”符号（包山楚墓竹简，战国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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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无法上传图片，故略)
上面所发的五个图例，给排序为12345，下面接着介绍2345图例内容：
2图:秦简《归藏》里的“六联体”符号写法（这一图例里的一边三个“六联体”符号既是）
1993年湖北省江陵县荆州镇王家台15号秦墓出土了一大批竹简，这批竹简里被研究者认为有《归藏》的东西，这座墓为战国晚期秦墓。从已公布的材料和有关研究成果来看，王家台秦简《归藏》编号者164支，未编号的残简230支，共计394支，总字数约4千余字。在这批竹简中，共有70组卦画，其中16组相同。除去相同数，不同的卦画有54种。卦画皆以“—”与“∧”组成的六联体。卦名有76个，其中重复者23个，实际卦名53个，此外，卦辞也有一部分重复。秦简《归藏》的卦画皆可与今本《周易》对应起来，卦名也与传本《归藏》、帛书《周易》及今本《周易》大部分相同。
3图:楚竹书《周易》里的“六联体”符号（战国末期）
4图:帛书《周易》里的“六联体”符号（西汉前期）
5图:汉石经《周易》里的“六联体”符号（东汉时期）
从以上几幅图里的“六联体”符号来看，唯有汉石经《周易》里的所组合的“六联体”符号里的两个基础符号有一个与其它四图的写法不同外，其它四幅图里出现的所组合成“六联体”符号的两个基础符号的写法则是一样的。即战国中期楚地祭祷简上的“六联体”符号；战国晚期秦墓竹简（《归藏》）上的“六联体”符号；战国末期楚竹书《周易》里的“六联体”符号；西汉前期帛书《周易》里的“六联体”符号。这四幅图并分属四个时期里出现的所组合成“六联体”符号里的两个基础符号的写法则是一样的，都是“—”与“八”的组合。也完全与西周中晚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里的两个基础符号写法是一样的。只是到了东汉时期这种“六联体”的符号，变成了“—”与“——”的写法组合。
若从时间上来划分，这种“六联体”符号从生成到定型经过了三个时段变化。即第一时段是商朝至西周前期；第二时段是西周中期至西汉时期；第三时段是西汉以后。在第一时段里所组成这种“六联体”符号里的两个基础符号，基本是“十”与“∧”；在第二时段里所组成这种“六联体”符号里的两个基础符号则是“—”与“八”；而在第三时段，即汉朝至今天，所组成这种“六联体”符号里的两个基础符号是“—”与“——”。
从这种“六联体”符号的发展时段来看，特别是通过上面所举例的战国至东汉时期的五幅图示来看，这种“六联体”符号出现在竹简、帛锦、石头上所刻写的《周易》里。由此我们知道，所传承下来的今本《周易》里的那套符号，一共有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并且这套符号与考古发现的商周时期刻写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是一脉相承的。也由此使我们知道，商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应是一套共有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这应是无可置疑的，因有今本《周易》和《归藏》所足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