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里构建的“君子”理念，如同柏拉图《理想国》里构建的“哲学王”的理念。先秦所建构的君子，即是“君子王”的理念。无论先儒与后儒所赋予给君子多少道德的内容，“君子”就是实现安邦之治的一个政治角色。《周易》一书始给“君子”赋予上道德内涵，但始终表述的是政治目的。《周易》建构出了一个政治理念——“君子”。而《周易》里的“君子”最大的“道德”体现在“有孚”（先儒建构的民本思想）思想上。“君子”与“有孚”构成了君子之治的政治内涵。严格的讲后儒学的《论语》、《中庸》、《孟子》里所讲的仁义道德或王道(仁政），最终所体现的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目的，无疑是《周易》和《大象》政治学说的继承与发展。只是区别于所赋予给政治主体的“君子”的道德内容多与少而已，而并不改“君子”的政治概念的性质。
“君子”一词一经出现，《周书》与《诗》里仅仅是身份概念，而由《周易》哲学完成了“君子”的政治概念。《大象》与《论语》里的“君子”都是政治概念。《周易》一书中出现了十九次君子。而《大象》有六十四句，除了几个用“先王”、“后”之称外，全是“君子”的称法，《大象》完全是一篇独立的“君子论”。《论语》一共有四百五十八篇（节），其中有八十二篇（节）涉及到“君子”一说。《论语》里的“君子论”，从数量上远远超过了《周易》，也多于《大象》，但《论语》里的“君子”之论，实则是《周易》与《大象》“君子”之论的继承与发展。
《周易》一书奠定了儒家“君子”之治的政治理念，即为理想人治预设的政治基石。我们可以从《周易》里的“君子”之论的内容看得十分清楚。《周易》里的“君子”论，一是给“君子”讲述安邦治国的道理，二是给“君子”讲述的“修德”之道。也就是后儒学里发挥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的政治路径。当然先儒与后儒却在“君子”的道德性建设上的内容有所不同，这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君子论”就是讲“君子”之治，“君子”之爱，“君子”之优患，“君子”之修德（即统治者如何治国之术，而治国之术重点是落在如何对待“小人”的问题上，即如何统治百姓的问题）的政治道理。《周易》里的“君子”与《论语》里的“君子”，或是再后的子思，孟子，苟子所讲的“君子”都是政治概念。无论给“君子”赋予多少道德内涵，均不改变其政治概念。“君子”是个政治角色，是担负着政治寄托与重任。先秦“君子”这一政治概念始建构于《周易》，并发展于春秋战国那些后儒学中。而“君子”之治的政治链条被斩断于韩非子建构的帝王论中。战国末期产生的《系辞传》、《老子》、《韩非子》这些帝王术里的神秘论与论思想，却斩断了上千年儒家构建的“君子”治国论（“君子”治国是封建王国里的政治理论，而论是帝王大一统王国里的政治理论），而被帝王论所替代。此后，“君子”与“小人”不再是政治概念，而变成了纯道德的称谓了。无论是谁都可成为“君子”或“小人”。只要符合后封建道德规范的人，无论是达官贵族，或是贫贱奴仆都可成为君子的称号，反之则是小人。帝王下“君子”的身份与政治概念，从此烟消云散。帝王下只有帝王一人高高在上，没有什么“君子”的共治天下的理念。天下是帝王一人的，其它均是帝王的附属。先秦“君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先秦的诸侯时代，有国有家的在位者就是“君子”。这些“君子”共有这天下，而周王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君主。而“君子”把“家”、“国”治理好了，天下也就太平了。帝王时代没有了“分封”，消灭了“分封”（即不再是封建制度），天下是皇帝一家，也就失去“君子”之治的政治基础。后封建社会的政治理论没有了“君子论”，而只有‘明君’和‘暴君’，以及清官与贪官的政治学说。先秦的“君子”这一政治概念与先秦封国体制分不开，而这“君子”政治概念是始创于《周易》。
我们且看《周易》一书中对“君子”这一政治理念的建构，即君子的政治内涵。
《周易》的一篇文章《乾》，《乾》里的内容是以龙来比喻“君子”，《乾》篇又是讲述“君子”之道和“君子”之德。从《乾》篇内容来看实则表示的是君道，就是做君的诀窍，即安邦治国的诀窍。我们知道龙是华夏民族的图腾，后来又演变为最高权力的象征。从考古上发现龙的图案早在几千年前就出现了。
《乾》篇的几个段落内容，除了其中一个段落里没有涉及到“龙”字，其它段落句子都是以龙来比喻“君子”之道。其中的第三自然段里明确无误的点明“君子”，即“君子终日乾乾，夕，若历，无咎。”
即《乾》里所用“龙”来比喻“君子”的。“龙”之如何，就是“君子”效法如何。这里的“君子”显然和君主是划等号的。“君子”之道即“君子”治国安邦之道。也就是“君子”如何去安邦治国所掌握的诀窍。但在论述“君子”之道，后儒所倡导的是一条“内圣外王”的途径，也正是《周易》开创了这一途径。《周易》作者所希望“君子”完善其身，从一种人格道德的预设，即“君子”具有的道德性，而“君子”的道德性才是通向安邦治国的有利途径。“君子”也就成了通向理想之王的道德人格的预设，“君子”也就成了先秦儒家的理想君主的化身，是治国平天下给与“君子”的寄托。
我们说《周易》作者是儒学的鼻祖，《周易》一书奠定了儒学思想的基础。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学是在《周易》思想基础上的继承与发展。故《周易》的“君子”之道，与后儒孔孟所讲的“君子”或“王”之道是一个奠定与发展的关系。春秋战国的儒家给“君子”赋予上更多的道德内涵。但目的都一样，是预设“君子”之治的道德政治楷模。“君子”具备了道德，成为通向理想之君的一种资格。如同古希腊古典哲学家柏拉图《理想国》里的“哲学王”理念。柏拉图向往的是有哲学家出任国王来治理国家。中国古典时期的哲学家一样的是向往并建构出“君子”这一政治理念，目的是一样希望统治者应有道德性（当然道德性的内涵，是随着时代的不同而不同）。当然，《理想国》的“哲学王”与中国先秦构建的“君子”内涵是有区别的。
《乾》篇里的“君子”要学“龙”的那种变化本领，完全把龙拟人化。用龙的变化升腾来比喻君子之道，是给“君子”讲述如何做好君子的诀窍。东方哲学偏重于君道的谋略，虽然《周易》哲学不凡讲述“君”道谋略，但要区别于王权学说里的君道谋略是不相同的。如韩非子之学，是典型的“君王论”，讲君王的专权谋略，而《周易》是讲君子论，是讲“君子”的道德性建设与政治关系。故《周易》里所讲的“谋”与统治主体（即“君子”）的道德性相结合。这是先儒预设的“君子人格”，从“修德”到“外王”的一条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