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一书中讲述的“君子”，归根结底是给“君子”讲述的安邦治国的政治道理。《周易》作者希望的是君子共存，共治，而达到‘天下’太平的目的，这表面上类似于近代的“联邦制”。
《周易》在论述君子之道时，自然给君子赋予了种种的政治内涵，即君子如何的去安邦治国。君子遵循什么准则去治国安邦。《周易》并不像西周初所建构的“以德配天”的治国理念。而《周易》作者为“君子”（统治者）设定了一种新的治国理念，即“有孚”思想的建构。“有孚”作为“君子”治国安邦遵循的最根本的行为准则，是贯穿着“君子”之治以“民本”为政治核心。
《周易》一书产生的时代是在西周后期，也是西周王朝走向衰落的时期。作者向往的君子治国，正是希望那些有国有家者(君子)共同治理好这个天下。即希望西周的整个统治集团成员担当起历史的重任，共享太平。作者建构出一个政治理念，即“君子”之治，并赋予“君子”治国新的政治内涵。
正是《周易》作者建构了君子的理论体系，突破了西周初“以德配天”的政治理念。《周易》里政治核心是“以德配民”即“君子有孚于小人”的政治内涵，正是《周易》作者想力挽西周社会衰败，即诸侯争战局面，希望“君子”之治遏制时局的混乱，以建立一种新的价值观。而《周易》建构出了一个全新的价值体系，即君子之治。是让整个统治集团成员（君子）担当起安邦治国的责任，共同维持氏族家天下的社会局面。然而，《周易》一书的政治理论并没有挽救西周氏族“君子”共治‘天下’的局面，君子之治的理想并没有实现，西周的分封制并逐渐被诸侯争霸建立起的王权下的官僚体制所取代。《周易》一书的本义既被遮蔽，也被淹没在王权理论和神秘主义思想的尘嚣里。《周易》一书更被后世，乃至今天被支解的七零八落及面目全非。但无可置疑的是《周易》里建构起来的“君子”理念，对后儒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周易》里建构的君子是个政治概念，其包含着君子治国安邦的一系列的政治策略。这策略包括着政治谋略与行为道德两个方面，用现在的话说，君子应该具有德才兼备的政治素质。即安邦治国的“君子”，是才德兼备型。《周易》哲学体现的是让君子成为德才兼备的治国者，而不是让德才兼备的人选拔成“君子”（统治者），更不同于后封建帝制时代里的科举入仕，这一点我们要明确。也不同于现在在选拔领导干部，倡导的是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而认为把德才兼备的人选拔到领导岗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更好的体现执政为民的原则。而《周易》里的“君子”是个血统身份概念，是继承“有国有家”的统治者。是世袭的在位者。《周易》作者是让这些世袭在位者的“君子”们自我修养出“德才兼备”型的治国者，这是不同时代的两种归路。《周易》作者是让不具备“德才”的世袭在位的“君子”而经过自我修省，而转化为德才兼备的治国者，能更好地“爱民如子”的实现安邦治国。而现在的“干部制度”，是选拔“才德”兼备的人，即把有政治道德素养和领导才能的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上，认为才能更好的“执政为民”，认为不会蜕化变质。可现在的一些干部，一到权利岗位上就蜕变，变得贪婪。而《周易》时代的“君子”已在权力的位置上，一样的蜕变，变得阴谋与专权。“道德”在政治权力上成为一块遮盖布，“道德”变成了虚伪的东西，“道德”不具有对无限权力制衡的砝码。可传统的哲学理念是这样，《周易》哲学也是这样，“君子”治国总是把政治策略与行为道德纠结在一起。只讲“德才”兼备，而不讲程序与体制，终是一种虚无而无章可循的东西。这正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质。而这传统哲学之源，不无与《周易》相关。当然《周易》哲学是社会意识的反映。
《周易》对君子这一政治概念具体表述：即“君子”的“道德性”建设始终与政治谋略纠结在一起。
如《乾》篇无疑对君子讲，既要懂得政治策略，又保持道德性，表述的淋漓尽致。《乾》里从“潜龙”，“见龙”、“飞龙”、“亢龙”的描述，寓意君子掌握政治谋略。而《乾》里“君子终日乾乾，夕愓，若厉，无咎”。这又是给“君子”讲述时刻修省，保持道德性。
《周易》一书既给君子讲述治国谋略(即经验，方法，策略)同时又纠结着道德的完善（即恐惧、修省、谦和、仁爱）。
《周易》里“君子”的政治内涵，既是君子治国安邦的政治策略，又是统治之术。是包括了政治谋略与道德结合。也就是说让“君子”施政（或统治）全建立在道德上，即“道德性”变成了施政上的总路线。“道德性”变成了施政检验的标准，这就是《周易》建构君子道德治国的哲学核心。所以《周易》里阐述的政治原则，既是道德行为，又是政治方略，两者互为里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