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里对“王”的表述，并没有像对“君子”的表述那样，赋予治国上的“道德性”重任。《周易》把治国安邦的任务寄希望于“君子”，而不是“王”。“君子”就是西周分封制下拥有封地的主人，即西周整个拥有封地的贵族集团。
《周易》作者看到西周走向衰落，‘天下’纷乱，而希望“有国有家”者要担负起‘天下’太平的重任。并不是希望周王担负起治理‘天下’的重任，因‘天下’是有国有家者组成的‘天下’。若把‘天下’治理好，当然是希望有国有家者了，安邦治国的重任自然就落在“君子”们的身上。“君子”把“小人”治理好了，这个‘天下’也就太平了。故《周易》里表述的“王”，至多是凭借利用好“宗庙”（祭祀祖先的场所）礼仪教化（即“王假有庙”），来彰显于‘天下’的这种职责。犹如一个家族的族长利用好宗族祠堂，既是祭祀、缅怀祖先，又是族人进行议事，聚集家族，解决家族内的纠纷，施行家族法规等职责。传统里的族长与宗祠，就是西周“宗庙”（“王假有庙”）的政治缩影。《周易》时期的周王势力还不敌于一个诸侯大国的势力，西周后期周王对‘天下’的拥有，早已是名存实亡。但周王的名分还是存在的。所以《周易》里所言的“君子”，才是安邦治国的主角，这与后来王权上升时期的政治理论所不同了。《周易》里的“君子”，正是体现了贵族共治‘天下’的政治主张，即《周易》里所言的“群龙无首吉”的政治构想。
总之，《周易》里表述的“王”，是作者对王制（即分封制）社会的认同。《周易》里并无思想，《周易》开辟了“君子”（贵族）共治‘天下’的政治思想。但在古代中国特定的时空下由分封制到帝王一统天下的，似乎又是一个无法逆转的必然趋势，这因与中国古代地理经济、文化分不开，也与后诸子（战国时期）不遗余力的维护王权思想分不开。后诸子精英接力传递着王权主义思想“火种”，终于把王权推向的“烽台”。《周易》所建构的“君子”共治‘天下’的政治蓝图，最终化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