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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类象思维而产生了筮卜的运用。《左传》里保留的“八卦”筮例，是通过类比联想来解释人事吉凶。先秦的诸子政治思想无不是比类联想思维的结果。而《系辞》、《说卦》则是类象思维结果，类象思维同样属于原始思维。从类比到取象，同直观的形象比喻似乎思维方式有了进步，才有两汉时期“象数”学术。取象比类联想，才有了用天道类比人道，成为汉时代的思想律。
正因《诗》、《易》（《周易》加《易传》）在汉时期被尊为经书，成为帝国时代思想领域里的统治地位，也由此保持了传统思维（原始思维）的连续性。是帝王干预了思想意识，从“五经”到“十三经”，成为后封建时代思想上垄断地位后，文化上再没有了进步。学“经”，读“经”，释“经”与巫术迷信思维意识被固定化。
“具有自己制度和风俗的一定类型的社会，也必然具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原始思维》（法）布留尔）
后封建社会里的两千年里中国哲学无法突破，是思维方式的不能突破。
正因思维方法决定着主体对客体（世界）的认识结果。人类进入抽象思维，逻辑思维，是文明人类的思维方式。文明人类认识世界，是有了认识工具（形式逻辑）。形式逻辑被认为是亚里士多德创立的一门学问。亚里士多德著有《工具论》，以主谓词式的命题作为推理论证的根基。且建立以演绎法以及三段论证为主的思维方式。形式逻辑又称为主谓逻辑，或者亚氏逻辑。两千多年来，形式逻辑一直是逻辑学的正统，故又称为传统逻辑。
文明人不同于原始人认识事物的过程，就是以概念（语词）——判断（命题）——推理（论证）的过程，遵循着这一认识过程就是逻辑推理。
逻辑学的出现为人类认识世界创立了有效的认识工具。而中国先秦古典哲学所运用的象征、比喻、类象、寓言等思维虽不同于形式逻辑，但中国古典哲学中对事物的论证推理，不能不认为没有逻辑性。即中国古典时期的哲人也懂得逻辑推理，只是东西方逻辑推理的形式不同而已。西方是以演绎法以及三段论证为主的思想方式，而东方（先秦）是以经验归纳法以及比喻说理为主的思维方法。
中国古代没有形成西方的那种逻辑学，但不等于中国古代哲人表达思想没有观点与理论性。《周易》就是以经验归纳及比喻所来论证阐明各种哲学观点。但中国古代的“理论”与西方传统逻辑相比却存在着缺陷。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哲学是三缺乏，即概念缺乏确切含义，判断缺乏确切形式，推理缺乏确切过程。
毕竟说话，写文章有逻辑性不等于“逻辑学”，中国古代没有出现研究逻辑的一门学问，即中国古代没有“逻辑学”。
“逻辑学”的出现为人类认识世界创立了有效的认识工具。而中国古代文论里的比喻或类比推理不是“逻辑推理”。即非逻辑思维，而是比喻或类比思维，这种思维还停留在原始思维的基础上。我国古代的哲人对“概念”很不明确，即缺乏对“概念”的明确定义。形成了中国“训诂”，其方法是微言大义。虽然到战国后期出现了属逻辑学的探讨，却走进了“白马非马”的诡辩论。到进入帝王时代，也就终结了先秦那点逻辑研究。帝王制度关闭了东方人深入逻辑研究的理性之门，这就是形成中国古代原始思维连续性的根本之因。以至于后封建社会两千年也没有突破先秦时期的比喻及类比思维，并承续了先秦的思想传统。
中国古代的哲人在认识论上采用的是比喻或类比的说理方法，以及引用经典或历史事例作为论证材料，所以中国传统思维体现在哲学上忽视逻辑性，难成系统性。
我们知道，逻辑思维首先是对概念认识，而概念正是对事物共性的抽象概括，概念反映同类事物的共同本质，而这是我们进行理性判断和推理的基础。而中国古代哲学中重要的概念和范畴全部缺乏明确的定义。与西方传统哲学比较，概念必须是稳定的，明确而清晰的。这样才能使人们的思想具有确定性，如中国传统哲学里从来没有对“天”、“地”、“君子”、“道”、“仁”、“天命”、“小人”这些概念定义过。故传统里的概念是模糊的。
概念按一定形式相互联系起来，就构成了判断。概念是字或词，而判断是句子。判断把两个更多的概念用关联词联接起来，形成句子，以对事物有所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