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周易》哲学解读
第七篇《周易》哲学及其思维方式的历史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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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知《周易》的哲学内涵及其思维方式。也已知《周易》是中国古代哲学之源。先秦诸子继承并发展了《周易》哲学及其思维方式。特别是《周易》以后的儒学者，对《周易》一书进行不断的研究与阐释，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做为研究今本《周易》最早的学术文章“易传”，在汉帝国时同今本《周易》一同被尊奉为《易经》，自此今本《周易》与《易传》（即“十翼”）成为《易经》不可分割的组成内容。《易经》被尊奉为五经之首，成为帝国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地位。因《易传》的产生，特别是《系辞传》与《说卦传》理论的产生，阉割了《周易》本来的性质，即把《周易》阉割成亦筮亦理的面目，以此适应帝国“萨满文化”的复兴。
而另一路则是巫术思维（或称“诗性思维”）在先秦始终并未退出历史舞台。总之，巫术文化与巫术思维在先秦时期也始终保持着连续性，至到帝国时期里，巫术文化得以全面复兴。先秦战国时期那段理性之光，从此掩蔽在漫长的帝国黑暗中。帝国时期里的巫术思维与神秘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复兴与发展。
无论学者们所言“萨满文化”、“诗国文化”、“诗性文化”、“有象思维”、“直观性思维”等等，以及把中国的后封建文化归咎于孔孟之道等等。那么又是何因导致并形成中国思维方式及巫术文化的连续性而不被中断呢？也就是说《周易》中的比类思维与民本思想，及把《周易》改造成巫术化的工具（六爻八卦的算卦书）运用，并贯穿了先后封建社会近3000年的历史时空。这是什么因素所导致了呢？也就是说在几千年的中国古代历史中，始终没有突破传统的“思维方式”，始终没有突破“民本思想”；始终没有突破“巫术文化”的背后因素是什么呢？
我们还是借以张光直先生对中西古代文明不同的转变方式，即“连续性”与“突破性”这种历史哲学命题，来解读中国古代文化不被突破，即“连续性”的历史成因。以此揭示《周易》为何保持了原始思维方式，以及只关注统治主体的道德性建设的成因。也包括后来的史巫把《周易》改造成筮卜工具，而成为亦巫亦理的文化，贯穿了整前后封建时代的历史时空。以及今本《周易》被帝国初期尊奉为《易经》的内容（另一部分为《易传》），成为后封建时期巫术文化及神秘文化的活水源头的历史因素。
中国史前文化的延续到中国古代文明时期，同理是伴随着原始思维方式的延续，而中西文化差异，实际也是思维方式的差异。思维方式的差异，本质上是文化差异的表现，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这种文化差异呢？即我们的历史文化为何是个“连续性”而不是“突破性”的呢？
张光直先生在他的《考古专题六讲》中讲到西方社会史家关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主要变化因素是：
“最常提到的是生产工具，生产手段的变化所引起的质变。这主要指金属器的出现，金属与生产手段的结合。这里尤其重要的是灌溉技术，水渠的建设。
第二种因素是地缘的团体取代亲缘的团体。即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亲属关系愈加不重要，而地缘关系则愈加重要，最后导致国家的产生。
第三种因素是文字的产生。产生文字的主要动机据说是技术和商业上的需要。这是因为技术和商业的发展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化，也就产生了记录这些关系的需要。
第四种因素是城乡分离。城市成为交换的手工业的中心。在城乡分离的情况下，造成贸易的需要，就是加工前后的自然资源在广大空间的移动。
以上是所常见的西方社会史家关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主要变化原因的一般观点。”
（《考古学专题六讲》张光直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4页）
这些被认为是西方常见的一般学说，只能是欧州文明演讲的一般路径。而西方学者认为文明演进所造成变化的主要因素，也是属于“结果”。而是这些“结果”的表现标志着人类进入文明时代，脱离了野蛮时代。但我们可顺着这些观点来解读导致中国古代文化“连续性”的主要因素。我们既要从这些“结果”来看中国古代文明的变化情况，也要追溯造成这些“结果”的成因。
那么，我们所要探讨这些“结果”（即生产工具、文字、城市、亲缘与地缘团体等）及造成这些“结果”变化与不变的成因与思维方式的关系。
因为思维方式的差异，本质上是文化差异的表现。思维方式是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形成的。长久生活在不同区域环境的人，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也就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只有揭示了东西民族形成的不同文化背景，也就揭示了东西思维方式差异的成因。不去揭示传统文化的成因，也就无法知晓思维方式的成因。
我们先从东西文化演进上进行对比，看两地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主要表现在文字，城市，生产工具，意识形态上的变化差异，即以希腊文明来进行对比，因为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