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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西欧国家封建城市的起源虽然较晚，但是它们建立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和社会分工较为明确的基础之上。城市形成后，很快发展为工商业中心。城市工商业一般都由私人经营，并积极鼓励工商业的发展。城市与乡村的分工日益明确，乡村主要以从事农业为限，而城市则主要从事于贸易及手工业。
中国三代时期，唯战国时期的一些城市逐步发展起来一些手工业和商业。也正是战国时期“邦国”处于竞争的大社会环境，铁工具在生产中广泛的应用，促使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在“邦国”的竞争与经济的发展，催生出战国在思想文化上的百家争鸣，产生了诸子百家的政治思想学说，对中国后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的后封建两千多年的思想意识就是靠先秦那些诸子思想哺育、喂养着，类同西方的文明是靠古希腊的思想文化哺育成长。
而在中国历史长河里，城市一般不是以社会分工和工商业发展为前提，而是以政治需要为条件建立起来。从先秦到明清作为中国城市基本主体的郡县城市，就是这种政治城市的典型。中国古代城市的产生和功用，主要与国家政治有关，是国家施行统治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统治者居住在城市中，是城市统治乡村一元制社会体制的枢纽。
中国又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政治文化理念，形成重农轻商思想意识是根基于儒家的政治学说，也正是大一统文化的基础保障。城市是统治者的政治军事堡垒，并不是做为工商业的发展功能而存在着。那么，为何中国城市是这种的延续着呢？正如张光直所言：“再一个例子是中国的古代城市，我引侯外庐的话，说明中国古代城市与以前氏族制度的延续性。侯先生这样讲道：＂氏族遗制保存在文明社会里，两种氏族纽带约束着私有制的发展。不但土地是国有形态，生产者也是国有形态。在上的氏族贵族掌握着城市，在下的氏族奴隶住在农村。两种氏族纽带结成一种密切的关系都不容易和土地的连结。这样形成了城市和农村的统一。＂
”用这个特殊性和其他的文明做比较就可以看出：中国文明时代的亲族制度和国家的统一关系，就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氏族或宗族在国家形成后不但没有消失、消灭或重要性减低，而且继续存在，甚至重要还加强了。”（《考古学专题六讲》第12页）
不过张光直引述侯外庐先生的那段话里说的“氏族奴隶”，笔者认为商周不是奴隶制。自然住在农村的是农民（“小人”），是农业生产劳动者。氏族贵族住在城市，而为氏族贵族生产劳动的氏族农民住在“邑里”的种田者，当然是隶属于氏族贵族的，但与奴隶是有区别的。中国古代既无出现如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奴隶制国家，也没有出现如欧洲中世纪时期的封建制国家。
中国从原始氏族聚落进入城市聚落的国家形态，从商至清，只经历了稍有区别的两种社会形态。
一是以血缘（王室）家族分封统治的国家模式（商、周）；二是以血缘（王室或皇室）家族委派制（或官僚制），即委任臣奴统治的国家模式（秦至清）。商、周不过是以血缘管理国家的一种统治模式，而秦（追朔到先秦）以降不过是以臣奴代理王室血缘家族的一种管理统治模式而已。根本不同于西方出现的地缘管理，血缘管理正是氏族遗制的延续。
中国古代（即前后封建时代）国家形态，只不过是氏族血缘遗制的延续。“国家”只不过是一个血缘家族行施集权主义的外在形式。而实质是为一个血缘家族（王室或称为皇室）利益展开的一切活动过程。一个血缘家族（王室）以所谓“国家”的名义，在各个领域实施的垄断，以保持血统地位，子子孙孙万世江山不移。严格的说“国家”在中国前后封建社会几千年里就没有对这个概念下过定义。也没有思想家对其进行过探讨。只有“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王”家理念。所以在政治制度上，中国几千年同样保持着“连续性”。中国从先秦到清朝是个没有变化的君主制度，中国并不是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几种社会形态的出现。就是到了近代，西方进入了资本主义，而中国的大清王朝还在实行着血缘管理的氏族遗制。
中国古代城市与乡村是一种血浓于水的天然般的联结着，不像欧洲中世纪的城市那样，城市是农村的对立物。中国城市是农村各个聚落的政治中心。城市在农村聚落发展上作为政治统治中心而出现的。
通过考古者研究，城市是从农业聚落发展出来的。相当于仰绍后期是农业聚落的分化期，平原区聚落数量增多，聚落面积大小悬殊，中心聚落开始出现，原始城址，这一特殊聚落形态从普通聚落中脱颖而出，由此出现了贫富差距。
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是主从或聚落群分布格局开始出现，在主体聚落群外围大致分内外两层聚落小群分布带，突出表现于龙山城堡的频繁出现，聚落内部已分化成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城市从农业聚落中脱颖而出，成为聚落（或部落）联合体的政治统治中心。城市的出现已跨进到文明（国家）的门槛。
从国家的起源上来看，世界各民族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最早建立的国家都是城市类型的小国演变为大国。城池（城市）的出现是国家产生的标置之一。但从城乡关系上来看，西方文明产生后，出现了城市与乡村的“分离”，而中国古代却仍保持城市与乡村的统一。城乡上的“分离”与“统一”，正是中西古代文明不同的路径。
中国古代城市从农业聚落上发展出来，又是联结着乡村的纽带，成为统治广大乡村的政治中心。这是特定的大平原农业与大河流域农业聚落的必然发展结果，与西方古希腊特定地理环境是个根本不同的发展路径。
中国古代文献中所反映的商部族曾八次迁徙活动。商人率领部族屡次迁徙，既是为了部族发展生存需要，也是为了找到一个更理想的城址，谋求更大的政治空间。实现部落联盟的霸主地位。周人也是走的同样的一条路。
通过殷墟考古上的发掘调查，商都（殷墟）同其它古代城市的发展规律一样，商都在二百七千余年间，是个逐步发展扩大的过程。
殷墟文化一期偏早阶段，从遗迹现象观察，当时尚不具备都城的规模，但到了一期文化偏晚阶段，遗址范围明显扩大，面积已增至12平方公里左右。
二期阶段，都城已初具规模，城市一方的宫殿宗庙区已具雏形，另一方是王室及贵族墓葬区，城市已有防御性壕沟。
三期四期阶段，经济发展、人口增加，殷墟的范围已达到30平方公里左右。殷都城为中原部族的政治军事统治中心。
考古资料表明，殷都是由历代商王生前居住的宫殿区，祭祖的宗庙区和死后埋葬的陵寝区作框架构成的，其它区域则处于从属的地位。
商代城市脱胎于史前氏族社会的原始聚落，因此，也就保存着浓郁的氏族社会以血缘宗族为基础（本身就是从氏族血缘为基础发展出来的聚落），聚落而居，聚族而葬的习俗。殷商时期，宫殿宗庙区和陵寝区连体的布局，是中国早期都城形成的一个重要特征。
考古资料表明，在殷都范围内还层层分布着若干个以血缘胞体为基础的族邑聚落。这些族邑聚落有自己的土地，宅居，宗庙，作坊和族墓地。各个族邑按照他们和商王室血亲关系的远近，基本规定了每个族邑的等级，大小和实力。
从考古资料表明，殷代城市结构是宫殿宗庙区和若干族邑聚落的有机结合。城市的基本功能是政治和宗教祭祀。通过殷墟墓葬的形制与分类表明殷代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生前聚族而居，死后聚族而葬的社会基本组织形态。
古代城市的出现也标志着国家的诞生。“大邑”即是众多农业聚落的联盟的政治中心。“大邑商”也就成为中原众城邑与农业聚落的盟主。包括先周时期的周族，也要接受“大邑商”的封号。周人同样是从一个部族发展成拥有一定区域（领地）内多个农业聚落的小邦主。也是经过多次率领部族人员迁徒到“岐周”奠定了周族的生存与发展，同样是以血缘为纽带联盟体系，同样是以农业生产为生存与发展做为根本。周族取代商族的霸主地位，实行新一轮的天下分封，是典型的氏族血缘管理体现。依靠血缘纽带维系家天下的统治，不但没有破坏氏族社会的血缘管理，去建立文明社会的地缘管理，而且是强化了氏族社会的血缘结构，建立起一套更加严密的血缘宗法礼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