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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先秦同样被称为经历了一场“精神运动”，但后来却没有走向理性呢？
从西周晚期，以《周易》为开端，开启了中国理性之门。孔子无疑受到《周易》一书的影响，推动儒学高度地理性化。但儒学又是王权主义倡导者。从战国时期，虽着王权思想的上升，王权思想（仁政）转向了主义思潮（法家主张），因必然与神秘主义结伴而行。《周易》里的贵族共治天下的政治哲学被巫史所阉割与后儒学所遮敝。而孔子与神学思想又是若离若即。古典哲学在“祛魅”上是无力的。正如吾淳所指出：“从西周末年一直到战国后期，中国社会主要是知识界和思想界中出现了一个理性或无神论思潮的进步过程。这种状况表明这一时期中国的知识与思想界已经高度地理性化地。毫无疑问，理性化精神为整个中国文化奠定了十分坚实的基础或提供了十分积极的成果，这特别体现在以儒家为代表的思想传统中。但从战国中后期开始，中国的知识与思想界便沉浸在一片宗教巫术的氛围之中。它为某些象数“结构”所迷恋；从根本上说，这就在于中国宗教始终保持着一种原生形态；同时，它也表明纯粹的建立在哲学基础上的“祛魅”是无力的，它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并且个别或少数的无神论者事实上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中国社会的宗教传统》吾淳著上海三联出版社2009年版第107页）
而所谓的“轴心期”却是个趋于理性的时期。
“我们看到的春秋以后的理性趋势就是奠立在这一基础上的。……从春秋末年到战国中期甚至晚期的这样一个区间，愚昧，迷狂已经退避三舍。所有这些大致就是我们在这一时期看到的图景。这的确是一个理性胜利和高奏凯歌的时代。”（《中国社会的宗教传统》吾淳著上海三联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页）
事实上这一时段并非是“理性胜利的高奏凯歌的时代”。这一时段一方面体现的是理性的一面，但潜在着非理性一面在暗流涌动。否则也不会出现正如吾淳的这样认为：“战国中期以后的知识与思想界由理性而迷信。”这由“理性而迷信”
似乎是个悖论。而事实战国末期帝制兴起，使那点理性彻底的被摧毁，全面的坠入一种非理性的迷狂之中。为何如此的由“理性而迷信”呢？吾淳先生的解释是：“但我们要思考和发问的是，在中国，先秦时期如此盛极一时的理性精神为什么又会为迷信所替代呢？特别是高度发展的无神论思想甚至思潮为什么又会为巫术的气氛所淹没呢？我以为：从根本上说，这就在于中国宗教始终保持着一种原生形态，也即原始信仰的传统；用张光直的话说就是始终保持着连续性而未曾发生中断或断裂；……从战国起，各种原始巫术信仰方式的重新浮现。……邹衍的五德始学说，《易传》、《月令》、《吕氏春秋》、《淮南鸿烈》，以战国末年到汉代各种各样方土与儒生的思想与社会活动，董仲舒的目的论和王充的命定论。于是，原本较为简单的占卜方式通过知识与思想界魔术般的变换已经发展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形式，这其中，儒家命定论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与命观念相关，经术士与学者之手，占星知识也与风角，云气，骨相理论等相结合而逐渐落入民间……且在《易传》基础上所形成的象数学从此成为中国学问与思想界的一门显学，并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哲学；大量的儒生参与到谶纬活动中，使整个汉代的学术思想弥漫着一片荒诞的气氛，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日后的民间生活；至于方土，则更以神仙长生之说作为骗取统治者的工具，我们清楚地看到它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事实上，它成了道教具有实践意义的鼻祖。凡此种种，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中国未来宗教，知识与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宗教传统》吾淳著上海三联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122页）
吾淳先生把战国后期至帝国里的巫术复兴，归结为没有实现宗教革命的原因。虽然战国出现了百家争鸣也被西方学者称为“轴心期”，也称得上进行了一场“精神运动”，但并没有扼制着巫术的全面复兴，这是事实。若寻求原因，并不能归结为没有出现宗教革命，而是没有出现政治革命。因中国的宗教从来没有强大到超过世俗政权，不同于欧洲的中世纪。中国在强大的王权里，也不可能有何宗教凌架于王权统治之上。帝王正需要的是‘自由’的‘宗教’信赖，以成为统治的有力工具。
事实上原始巫术在春秋到战国从没有退出人们的视线，这一时期的精英们只是更关注的是“王天下”的政治学说，在诸侯争霸与生死存亡的“列国”竞争中，只是疏忽了巫术，而并无拒斥“天命”与“巫术”。随着王权思想的上升，知识精英们最终以新的“巫术”，即神秘主义（象数，阴阳，五行）来为王权做新的嫁衣。若追根求源为何从战国到帝制时期出现“有理性趋向非理性”，是因“亚西亚生产方式”或农耕生产方式与农业村落生活方式没有丝毫的断裂，进一步导致王权思想加强与巩固，所以政治上一搞，迷信就回潮，这才是根本的原因。
作为王权制度支撑的儒家思想，本身与原始宗教是若即若离，而到战国中期，随着王权思想上升，儒家与神秘主义则是形影不离了。王权思想是一把双刃剑。一面是理论的理性，而另一面是为服务所需要的神秘性，即非理性。随着思想的上升，与政体的加强，必然与神秘主义结伴而行。在的土壤里，也不可能产生西方式的宗教。农耕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不被断裂，才导致中国宗教保持着原生形态，才有帝国时期原始巫术迷信的大回潮。才有战国末期至汉产生出近乎谵妄和疯癫的那些非理性的神秘思想学说；如《系辞》、《说卦》、《老子》、《月令》、《吕氏春秋》、《淮南鸿烈》、《春秋繁露》、《论衡》以及天象星占，风角卦气，谶纬符瑞，八卦纳甲等等。这种荒诞不经的巫术思维与神秘思想学说弥漫着帝国的思想界。一场所谓的“精神运动”却被全面的巫术气氛所淹没。这种谵妄与疯癫一直延续到魏晋及两宋，并达到新的神秘，直到明清，中国人不能不变成众魔缠身的“东亚病夫”。
这正是原始的巫术思维及原始宗教迷信，不但没有断裂与突破，反倒得到系统与理论化。巫术思维与原始宗教的触角，完全触伸到古代中国的各阶层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也正是古代中国典型的生产，生活方式适宜巫术思维与意识的延续，兹生与成长。
事实上先秦诸子精英的理性思想，所关注的是让君王去如何统治，即如何去统治人民。虽儒家不凡大讲仁政，但目的是提供给君王的统治术。在诸子的政治学说中，唯法家在对得巫术迷信上表现的更理性，排击的更坚决。但法家将王权推向的金字塔尖时，也意为就可以“王天下”，目的就达到了，也就撒手无策了。熟不知，握着强大权力的帝王，变成了肆意吃人的“魔兽”。在“魔兽”及其“为魔做障”的一群虎狼的利爪血口下生活的中国人，不皈依到巫术迷信里，还有什么精神支撑呢？正是极权制度，使原始巫术迷信彻底大回潮，这不能不与先秦诸子精英的政治哲学有关，是先秦诸子主义学说，间接的成了巫术大回潮起了作用，因为巫术大回潮的推波逐澜者正是帝王制度所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