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先秦”易学”评论
——《周易》一书在先秦时期形成的”易学”派别
第一章
由《左传》一书反映人们最早对《周易》的运用，也反映了先秦”易学”流派的雏形
第三讲、《左传》一书记载诸侯国上层人物最早引用《周易》文辞直接用于说理，和医、史”取象”用于说理
第一节
在记载(《左传》)对《周易》一书的最早认识上，史巫当成筮卜而改编使用，是史巫看到《周易》里的六十四画符号，又有文辞，就改编为“繇式”结构，用于筮卜人事吉凶。那是史巫的错误认识，不等于《周易》本初就是为筮卜而创作。也不等于《周易》就是讲卜筮的。得看《周易》一书里说了什么？要看内容思想。而不应被《周易》里有“六十四画符号”就抛开《周易》一书里的思想内容，而认为是筮卜之书。更不能被今本《周易》的数字爻题所迷惑。我们在前节已讲到了《左传》里的筮卜例子，看到那时的史巫，是如何用“《周易》筮之”的。有了《左传》里的那些筮例，就证明《周易》一书是筮书了吗？那正是被《左传》里的筮例所庶蔽了《周易》一书的真象，可另一面也正是由《左传》一书记载了“以《周易》筮之”的筮例而印证了《周易》文本被篡改的历史真相(正是所用《周易》名称做为繇题成为《周易》被篡改的有力证据)。
而在《左传》里同样又有另一面的记载，即把《周易》当作如《诗》、《书》那样的性质来看待，来引用《周易》里的文章句子，做为引经据典来阐明事物的道理，是与史巫筮卜完全是不同的认识，这应是不争的事实。
接下来看《左传》所记春秋时期人们对《周易》另一种用法，当作义理之书直接引用。
我们也将《左传》一书里记载引用《周易》的例子列举如下：
1《左传·宣公六年》：“六年春楚人伐郑，取成而还。郑公子曼满与王子伯瘳语，欲为卿，伯谬告人曰：‘无德而贪，其在《周易》《丰》之“离”，弗过之矣！’间一岁，郑人杀之。”
这段用现在的话是说:“六年春季……楚国攻打郑国，讲和以后就返回了。郑国的公子曼满对王子伯廖说，他想要做卿。伯廖告诉别人说：‘没有德行而又贪婪，他是应在《周易》里的《丰》之《离》中的说法，不会超过多久，就会有危险。’隔了一年，郑国人杀死了公子曼满。”
这是记郑公子曾对伯廖说过想做周天子的卿士，伯廖就对别人说：“慢满毫无德行又贪婪，恰好应在《周易》里“丰之离”里的说法，不会过多久，就会有危险的。”这里的伯廖只是引用了《周易》的《丰》之“离”名称（“离”是春秋《周易》文本里《丰》里的繇题），而并没有引用《丰》之“离”里的句子（因春秋《周易》文本《丰》里的第六繇辞是以“离”作为繇题，而《丰》之“离”里的内容则是“丰其屋，蔀其家，闚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觌，凶。”这句意思是“丰大的屋宇，遮蔽了家庭，窥视那些住户，寂静无人，看来多年不见人住，这正是残暴统治所造成国家走向衰败的景象。”），直接来喻说事理。而《丰》之“离”内容意思正恰当的所引用的事理。果然时隔一年，郑公子曼满就被郑国人杀了。这是用《周易》一书里的文章句子道理，来引用而阐明事情的道理。
2《左传·宣公十二年》“知庄子曰：此师殆哉。《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藏凶。’执事顺成为藏。逆为否。众散为弱。川壅为泽。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藏，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
这里的“《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藏凶’”。正是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师》篇中以”临”为繇称里的句子。而现通行本《周易·师》卦中还有这句话：“师出以律，否藏凶”，这是一字不差的。《宣公十二年》里记载的事情是知庄子引用《周易》一书的文章是用来阐明事理，可不是筮卜的。
《左传》记载，在宣公十二年春季发生了楚庄王进攻郑国，到夏季，晋国派军队去救郑国。这支救郑的军队的主帅是荀林父和辅佐的先榖，还有将领荀首，赵朔等，这支军队到达黄河听说郑已和楚讲和，主帅要带兵返回。而经过一番讨论，先榖却反对退兵，要自带领所属的军队渡过黄河，这就出现荀首引经据典，真对先榖的行为认为是错误的。
这里引用了《周易·师》篇中的内容，如同引用《诗》、《书》里的文章句子那样，来阐明事理。
“《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藏凶。’”这在历史上也是记录的最早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内容用来阐明事物的道理。这“宣公十二年”，即公元前590年，距离《左传》记载周王室的太史用《周易》筮卜已过去75年。即《左传》一书里记录的第一筮列75年后，在晋国的上层卿大夫人物是引用《周易》里文章内容作为引经据典来阐明事理的。而《周易·师》篇的内容就是围绕着用兵而讲述的政治道理。在春秋时，诸侯国的上层人士，看来是读懂了《周易》。所遇到军事问题，就引用《周易》一书里讲述战争的理论文章来阐述道理。所引用的句子内容与阐明的事理是恰到好处。《左传》里这段文章大致意思是：“荀首说(荀首的谥号为庄，被人们称作知季、知庄子)：‘先榖这些军队危险了。《周易》里有这些说法，是在《师》之＂临＂里说：‘军队出征全凭纪律，如果治军不好，就凶险了’。执行顺当而成功就是‘藏’，反其道就是‘否’。大众离散是弱，河川阻塞就成为沼泽。有了军律，如同律已那样，所以叫律。执行不善，而且纪律枯竭了。从充盈到竭尽，阻塞而且不整齐，就是凶险征兆了。”
这里引用《周易》一书里的文章句子是在于说理，完全不同于史巫用《周易》里的句子是用于卜筮人事吉凶。这就是春秋时期两派对《周易》一书不同的认识。这里引用《周易》里的句子时，又不同于像引用《诗》里句子那样，直接称《诗》曰，或《诗》云。而在《左传》里凡引用《周易》一书的句子，则出现的是：“《周易》有之，某之某曰”这种用法格式，而不同于史巫卜筮出的说”以《周易》筮之”。如《左传》里第一筮例是：“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观，利用宾于王’。”而荀首引用《周易》时说的是：“《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藏凶。’”可这文章句子内容是出自《师》篇里，而不是《临》里的句子。这种引用时的称法与筮卜时的称法则基本相同，这是什么道理呢？这决不是后人说的是筮卜是产生了变卦的那种臆测的说法，这应是一种固定的对《周易》称法，这只因是当时的《周易》文本结构所决定的了。前面已讲述过这是春秋《周易》文本的结构形式所致。即使这种结构形式的《周易》，只要看懂《周易》里文辞内容的含义，岂能认为是一部卜筮之书呢？
3《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子大叔归，复命，告子展曰：楚子将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贪昧于诸侯，以逞其愿，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复》之“颐”，曰：‘迷复，凶。’其楚子之谓乎？欲复其愿，而弃其本，复归无所，是谓迷复。能无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归，以快楚心。楚不几十年，未能恤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
这里记载郑国的游吉，从楚复命回国，告诉子展说楚王将要死了。认为楚王不修德政，反而在诸侯那里贪图进奉。游吉为阐明楚王快死的说法，就引用《周易》的句子做为引经据典为论证的依据。
这里的“《周易》有之，在《复》之＂临＂曰：‘迷复，凶。’”正是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复》篇中的句子内容，来阐明“楚子将死”道理。《周易》里的“迷复凶”，是指“迷途不返，就凶险了。”也可解释为：“迷失方向，而不改正，就凶险了。”意思是在错误的道路上，不悔改，就是凶险的后果。游吉引用这《周易》里的话，隐喻楚王有错不知改悔，不就是快死亡了吗？这引用的句子再恰当不过了，增强了论事的说服力。这与史巫用《周易》里的句子比类、联想、附会人事吉凶可是两码子的事。这游吉可是郑国卿大夫级的人物，是代表郑国出使它国的外交使者。这也反映了《周易》一书在春秋时期的上层卿大夫眼里，是与史巫的认识不同，是被看作一部理论书籍，这在《左传》里是个泾渭分明的事情，这应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
4《左传·昭公元年》：“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赵孟曰：‘何谓蛊？’对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皆同物也。’赵孟曰：‘良医也。’厚其礼而归之。”
这是医和为晋侯（平公）看病后出来和臣赵孟的一凡对话。医和引《周易》里的“蛊”来解释平公的病情，即从“蛊”字意上又从《蛊》所用符号取象上来解释平公病因。
用白话文看这两人的对话：“赵孟说：‘何为蛊’，医和说：‘这是沉迷女色惑乱所引起的，从文字上说，蛊有虫和皿组成。器皿里有虫就是蛊。谷子里生出虫子，变成飞蛾，也是蛊。’在《周易》里表示女子迷惑男人，大风吹落山木也叫“蛊”。这都是同样的东西。”
医和为赵孟解释什么叫“蛊”，即从“蛊”字的组成上解释，说谷子里生出的虫子，又认为《周易》里“蛊”是“女惑男，大风吹落山木”来解释什么是“蛊”。把“蛊”解释清楚了，也就说明了平公的病因了。医和从“蛊”字是有‘虫’与‘皿’组成，说明器皿里有虫子，这好理解是拆字分析法。后来就有以“拆字”来分析问命运吉凶的。又解释谷子里生出虫子变飞娥也是“蛊”，这也好理解。谷子是盛在器皿里才会生出虫子的。那么医和说的“女惑男，风落山”恐怕没有对八种取象筮卜上的专业知识就不好理解了。这是通过“蛊”里的“六联体”符号取象的说法（这种最早对《周易》的解释，对后世“易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春秋时史巫筮卜，把六十四画符号派生出八种物象说，后来把《周易》一书也约定俗成的称卦了。《蛊》里所用符号，上三划为八卦里”艮”取象为‘山’，又取象为少男;下三划为”巽”取象为‘风’，又取象为长女。
这是春秋史巫筮卜发展出的一套学问，已经不是《周易》原创里的内容了。这医和就是按卜筮上的符号取象说法来解释“蛊”。这就是医和所说的“女惑男，风落山”的来历。因为“八卦”筮卜上，《蛊》卦符号里的“巽”卦取象为风，又取象为长女。而“艮”卦取象为“山”，又取象为少男。因为医和为晋平公看病时说，“病不可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意思“病已经没法治了。这叫做‘亲近女色，病同蛊惑。’这医和看病也结合《周易》一书来论病道，可说奇特，虽医和用《周易》“蛊”论病，如同采用春秋时期史巫筮卜上的那套说法，但并不是通过占筮而论，是直接通过《周易》里的“蛊”名，按“八卦”取象来论平公的病因。虽用的是取象理论，但与筮卜还是不同的。
5《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秋，龙见于绛郊。魏献子问于蔡墨曰：‘吾闻之，虫莫知于龙，以其不生得也。谓之知，信乎？’对曰：‘人实不知，非龙实知，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献子曰：‘今何故无之’？对曰：‘夫物，物有其官……龙，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龙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其同人曰：‘见龙在田’；其大有曰：‘飞龙在天’；其夬曰：‘亢龙有悔’；其坤曰：‘见群龙无首吉’；坤之剥曰：‘龙战于野’。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
这里记载的是一次在晋国绛城的郊外出现了龙，魏献子就龙的问题请教蔡墨。蔡墨解释了一大通，从以龙为姓氏的渊源，讲到设立的官职上，及水官的废弃，所以龙也捉不到了。在解释中并引用《周易》里《乾》与《坤》篇里有关涉及到龙的句子内容，来说明古时是有龙的根据。蔡墨认为古时侯是有龙的，并以《周易》一书里出现有关龙的说法来作为依据。“如果不是早晚都见到，谁能够说出它们的状态呢？”（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蔡墨引用《周易》一书里有关龙的句子，来回答魏献子问龙的问题，以增强自己认为龙存在过的说服力。这里虽然蔡墨错误理解《周易》里《乾》、《坤》两篇文章里出现的有龙之句，就认为古时有龙存在的依据。孰不知《周易》是用龙作比喻，是让”君子”学龙的那种伸屈变化的本领。但蔡墨并不是用《周易》里的句子如那些史巫用于卜筮，毕竟是引用《周易》的文章句子在阐明他要说的事物道理。这显而亦见是当作理论书来引用。
6《左传·昭公三十二年》里记：“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对曰：“物生有两，有三，有五……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穀，深穀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
到这《昭公三十二年》（公元前510年），而这例里所引用《易》卦说法则出现了。已不同于用《周易》称谓，而是用《易》卦。
这很明确的出现了《易》卦的称法。并且这里引述《易》卦里的内容论事理，也与一前的说法不同了。这里是很明确的用“八卦”筮卜上的术语了，“雷乘乾曰大壮”。这时候“卦”字也出现了。直接把《易》说成为“卦”。也是用“八卦”里的术语（雷乘乾）得出“大壮”一卦的名称。这又是一种称法。那么这里出现的“《易》卦”，是否是指《周易》呢？虽然《周易》里有“大壮”一篇文章，也与这里称《易》卦而以“雷乘乾曰”所引出的《大壮》之名是一样的。哪么，是这里的《易》卦，因有了“八卦”取象新内容的产生，而有别于《周易》一书，才用了一个“易卦”的新称法呢？还是如同考古上发现的《归藏》卦的说法呢？但通过《左传·昭公三十二年》里记的这段话，无法明析这“《易》卦”的概念，是指《周易》，还是其它种的卦书，如《归藏》式《连山》的那种“卦”书，因为这里所引用的说法并没涉及文辞内容。
这一段话是史墨回答主子赵简子的话，即没有用《周易》一名称，也没有引用《周易》里的内容，而是出现新称法《易》卦，又是通过八卦名称，而论说事理的。史墨就是史官，史官就是专掌占卜的官，自然引用《易》是以“卦”来说事理。同医和引《周易》“蛊”中的八卦取象，“风落山”之为“蛊”，是一个说法。不过医和没有史墨的说法明确，而两者所称的名称也不同。一个称《周易》，一个称“易卦”。史墨的“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这是一种新说法，这句话意思是：“在”易卦“象里，代表雷卦在乾卦上，叫做‘大壮’。这是上天之道。”这里史墨说的话，是通过筮卜上一套说法，即“八卦”纳入六十四画符号里，变成了六十四卦符号称法，而“大壮”卦符号正是所谓的“雷”（是八卦之一的震卦取象为“雷”），在乾卦（乾，也是筮术上的八卦组成之一。八卦里的“乾”与《周易》一书里的《乾》应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之上。这里说的话是通过《大壮》卦画符号的八卦取象得出的。
史墨通过《大壮》画卦取象得出“天之道也”。这里的“天”是乾卦的取象。这都是史巫筮卜过程发展出的东西，本不是《周易》一书原创的内容。到春秋后期已开始把八卦这种本是筮术的东西混淆与《周易》一书。又被史巫直接按八卦取象引用来说事理。虽然与筮卜不一样，但用的是筮术里的内容说事情。史墨本身就是一位史官，是属史巫的身份。在《左传》还有记述，史墨为赵筒占卜的例子。在《左传》里出现两例，医和与史墨，一个是医，一个是史。史是负责占筮的官。而医与巫，也是巫医的称法。自然懂得占筮，又懂得医术。所以两人，不经占筮就直接引用附在《周易》上的筮术内容来论事理。既不同于伯廖引用《周易》里的篇名取其字意来论事理，更不同于知庄子，郑子大叔，等人引用《周易》里的文章内容来论说事理。史巫的身份与上层官员贵族身份不同。两者引用《周易》说理，以引用方法与内容则是明显的不同。一种是用《周易》文章内容的义理，而另一种则是通过筮卜产生的八卦筮术（八卦取象）理论来说事理。这也说明这两派人物，都熟记《周易》，但理解的角度与运用则不相同。总之，这不同于史巫用《周易》于筮卜，这里毕竟是用在说明道理。而史巫的直接引用八卦取象，称《周易》或《易》这是混淆《周易》概念的开始，也是为后世对《周易》错误认识的根源之一。当然史巫（医和与史墨）的引用《周易》一书内容，直接用于说理，这也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从以上《左传》里引用《周易》的六个例子来看，无论是引用《周易》里的句子，或是引用《周易》里的名称所作的解释直接用于阐明事理时，则与《左传》里记载的筮例称法不同，而是说“《周易》有之，在……曰”。这完全与史巫把《周易》当卜筮不同，显然在上层人士眼里《周易》就是一部理论书。
我们通过《左传》里记载的几处引用《周易》一书里的文章句子，以增强阐明其论说的事情道理，这在后来的修辞学上叫“引用”。这可是与史巫用《周易》里的句子筮卜比类附会人事吉凶是两码子事。不能只看到《左传》里的记载了春秋史巫用《周易》里的句子比类人事吉凶，而忽视春秋时期上层人士把《周易》看待成理论书籍而引用，在于阐明事物的道理，就不加分析的认为《周易》一书是筮卜之书。
以上是从《左传》一书里所举反映春秋时期两派人物对《周易》一书的运用。在史巫眼里《周易》的文辞成了通神的兆示人事吉凶的神谕，而上层贵族卿大夫人士是把《周易》看作义理之书。这《周易》一出现，在春秋时期就是两种不同的认识观而同时存在着。
《左传》里记载所引用《周易》，如同《诗》、《书》那样直接引用说明事理。不过明显出现了两种引用用法，既取”辞”(《周易》里文辞)引用和取”象”(《周易》所用符号上已被衍生出八种物象，后称”八卦”取象)引用。无论取”辞”与取”象”均对后世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史与医的”取象”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由”象”占(八卦取象卜筮)而引发出”象”理(取象说明事理)，即后世发展出庞大的”象数派”易学学说(当然是《周易》又被篡改成数字卦爻格式后，增加了”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