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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学评论》(十二)(1 / 1)

上卷:先秦”易学”评论

——《周易》一书在先秦时期形成的”易学”派别

第一章

由《左传》一书反映人们最早对《周易》的运用,也反映了先秦”易学”流派的雏形

第五讲:由《左传》一书所涉及人们运用和言论《周易》的总结

我们通过先秦地上最早文献《左传》一书所记载对《周易》的运用和言论,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并对后世产生了及其深远的影响。

一、占筮运用

史巫由《周易》一书里所用那套符号衍生出八卦筮术,而错把《周易》文辞改造当卜筮的繇辞“以《周易》筮之”。

已知《周易》是一本书,并且在春秋时期是有一套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统领着《周易》六十四篇文章和每篇文章里的六个句子题称。也已知这种《周易》文本格式,是史巫在《周易》一书所用的一套符号基础上篡改成繇题式的结果。

我们从《左传》里的筮例的说辞来看,使我们能够知道《左传》一书记载的春秋时期史巫是如何用《周易》”筮之”的。

由此说明商代与西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是一套组合符号而已(并不是误认为的”数字卦”说法),就是《周易》成书时所用,并保留下来的那套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

由《周易》一书所用那套符号在历史上产生及流传写法演变过程,已知并不是《周易》一书原创的东西,是早于《周易》(《周易》产生于西周后期)成书几百年前就有的东西。说明那套符号并不是与《周易》一书共生一体的东西,一套符号谁都可以用之,如同数字符号那样。《周易》作者写书时也只是使用了这套符号而已。

《周易》成书时所用那套符号的性质已知还不是算卦的工具,《周易》只是用作六十四篇文章的排序而已。

况且我们再从那套符号与《周易》内容思想上来看,是没有关联性,而不是所谓的按”象”(由那套符号后来衍生出的”八卦取象”说)填的辞。并且我们通过《周易》原初文本内容,已知讲述的是君子治国道理,也不是卜筮之辞。

史巫”以《周易》筮之”,关键是《周易》一书所用的那套符号造成史巫认识上的错,并埋下《周易》为卜筮之用的祸根。这原因的根本是与传统上占卜的习俗有关。

由《左传》筮例来看,春秋史巫“以《周易》筮之”的筮法,即春秋筮法是运用传承下来的那套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所衍生出了一套不同于以往的巫术新法,即符号筮术方法。

这套筮法是运用六十四个符号,而又在那套符号上衍生出八卦取象,并借用《周易》一书里的六十四篇文章名称和文辞,把《周易》阉割成“六繇式”的结构形式而用于卜筮之用。自此一部伟大的哲学书,却逐步被被阉割成卜筮(“八卦六爻”算卦术)结构形式而用之。这就是春秋时期为何史巫错把《周易》当成卜筮的历史成因。

自此把《周易》所用的那套符号衍生的八卦筮术上的取”象”混同于《周易》。自此把卜筮贴到《周易》身上,《周易》背上卜筮的黑锅到如今。也就继承于后世的误为《周易》上的占筮派。

二、义理引用

诸侯国的上层人士直接引用《周易》一书里的文句用于说理。

春秋时期在诸侯国的上层人士眼里并没把《周易》当成卜筮之书看待,而是作为义理书直接引用并阐明事物的道理,这也是个不争的实事。

《左传》里记载所引用《周易》,如同《诗》、《书》那样直接引用说明事理。这种引用《周易》文句说理一直影响了整个帝制时期里2千多年里没有中断。

三、取象引用

由史与医从那套符号衍生出的八卦取象筮术混同于《周易》,而引用取象来说明事理。

《左传》里已明显出现了两种引用用法,既取”辞”(《周易》里文辞)引用和取”象”(《周易》所用符号上已被衍生出八种物象,后称”八卦”取象)引用。

特别是史与医的”取象”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医和,史墨引用八卦卜筮内容引入《周易》内容,虽是用于说理,但混淆《周易》与八卦筮术概念,是造成混乱的开始,是把《周易》后出的”八卦”筮术用语混同于《周易》。

并且这是由”象”占(八卦取象卜筮)而引发出”象”理(取象说明事理),影响后世发展出庞大的”象数派”易学学说(当然是《周易》又被篡改成数字卦爻格式后,增加了”数”说)。

四、义理解释《周易》文字

《左传·襄公九年》里记:“穆姜对《周易》里的“元、亨、利、贞”解释为:“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

这是《易传》以外的对《周易》最早上的学术。

穆姜是开义理释《周易》文辞之先。并对后世《周易》一书文辞的注释同样影响之深。

是后世对《周易》一书里文字进行义理阐释的渊源。

五、义理阐述《周易》一书的性质

《左传·昭公二年》里记载:“二年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韩宣子是一种间接的对《周易》一书的评论,也是开议论《周易》是一部义理之书之先。

此对孔子影响之深。

六、亦筮亦理双重看待《周易》

《左传·昭公十二年》又出现了子服惠伯对《周易》的说法。

子服惠伯既对《周易·坤》里的“黄裳元吉”从义理上解释为“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

又把《周易》解释为“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

子服惠伯开创了对《周易》一书“亦理亦筮”的观点。既义理解释《周易》文辞,又解释忠信“可筮”。对后世”亦理亦筮”双重标准对待《周易》影响深运。

如《易传·系辞》里的说法:“《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再如现在的“辞书”及学者们对《周易》性质说”《周易》是一部有哲学思想的占卜书”,这说法既是个双重说法,又是个悖论。

总之,《左传》一书所记载春秋时期人们运用和言论的繇题式《周易》,对后世“易学”无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那么,《左传》一书能否做为先秦地上最早文献史料,以此反映《周易》一书最早的例证呢?

因目前从地下考古资料还没有超过《左传》一书对《周易》的记载。

接下来我们顺便说一说《左传》一书产生的时代。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汉代时又名《春秋左氏》、《春秋内传》,汉代以后才多称为《左传》。

《春秋左氏传》是儒家经典之一,西汉时同样与《春秋》被尊奉为”经”。

《左传》是传《春秋》史的(也有认为《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书,和《春秋》没有直接的联系),虽然《春秋》也没涉及卜筮,也无涉及《周易》。《左传》是被认为战国前期成书的(战国时间是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被认为研究《左传》权威人士的杨伯峻,研究《左传》所认为的成书年代是前403——前389年间,也应属战国前期。不免是战国前期写《左传》者,加入的”以《周易》筮之”的春秋卜筮例子,目的是神道设教。《左传》里记载的无论”以《周易》筮之”的卜筮,或”《周易》有之”的引用,均说明《周易》文本不同于今本《周易》。也由此说明《左传》一书是今本《周易》定型前的书籍,因《左传》一书不反映“六·九”数字爻题《周易》,无疑是战国时期的书籍。

不过也有人认为《左传》是刘歆所作。如徐仁甫(1901-1988)撰写的《左传疏证》一书,将《左传》与有关古籍细加剖析之后,认为《左传》并非成书于先秦的解经之作,而是西汉末年刘歆所作。

说《左传》是西汉刘歆作的说法,无疑被《左传》里运用《周易》的筮之和引用称法的繇题式就否决了。因西汉所用的《周易》文本已是数字爻式格式。更何况徐还没能看到浙大简上的《左传》。

因一批被盗卖至海外的战国楚简,由浙大校友出资于2009年得以从海外回归,并入藏浙大考古与艺术博物馆。

这批竹简被介绍,竹简从海外回归后,经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等研究机构的层层科学和考古鉴定,最终确定,是在公元前340年(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由战国时期的楚国出产的(也有认为是中原出产的)。这批楚简的内容和当今流行的《左传》本内容基本一致。

由《左传》一书首次反映的不是”六·九”数字卦爻式《周易》格式和发现属战国中期的竹简《左传》,说明《左传》成书于战国前期。

那么,《左传》做为《周易》一书最早例证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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