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先秦”易学”评论
——《周易》一书在先秦时期形成的”易学”派别
第四章
先秦”易学”汇集《易传》对《周易》的学术研究
第二讲:《彖传》对《周易》的解释第三节
有一则笑谈，可用来对比理解《易传》里一些文章所谓解释《周易》的方法。
2009年10月27号下午，看中央电视台十套节目有一则访谈，是网上传说重庆某县某镇有一个卖“后悔药”的神医。记者去到那里采访，所见是一位四十多的女盲人，在镇上自家的门面房里为人治病。因名气大，成为神医，找她看病的人多时每天三四百人，一些远道而去的看病者，还得在镇上住上三四天时间，才能排到看病给药。那位为病患者看病的女盲人，本身是一个文盲，更别说有什么行医执照了。那号称“神医”的女盲人卖出的药也不贵，每副45元，是三种草药，无论何病都这三味草药。还有用矿泉水瓶装的水称是“神水”，也能治病。还有被那个叫刘太菊的“神医”用手画过的鸡蛋，称“神蛋”，吃了也能治病。这叫刘太菊的女盲人用这种方法，却也发家致富了。能在镇上有临街的门面住房，说明是当地的富户。当地的群众也认为叫刘太菊女人看病是假的，但是还是认为人家该发财。
记者见到刘神医家满墙上挂着不少病人送的锦旗，其中有这么一个锦旗，把中国的古代神医华佗和国外在护理学做出重要贡献的南丁格尔写到一面锦旗上以表达刘神医有华佗之医术，南丁格尔之情怀。而记者问“神医”刘太菊知道不知道南丁格尔，南丁格尔是干啥的？刘神医翻翻眼，想了想说道：“‘难’，就是他有难治的病，不好治吧。‘隔’，就是隔着很远的地方。就是很远的地方隔着山，我就能给治好，一个电话过去，就能治好那病”。此说一出，不能不让记者感到惊奇（看这个报导的电视观众肯定也非常惊奇）。一是刘太菊解释记者的问话使人惊奇；二是刘太菊的医术让人感到惊奇。一个电话打过去就能治好那隔山之远的难治之病。至于解释记者提问的“南丁格尔”，这个“神医”刘太菊的回答恐怕一般观众并不在意，而刘神医回答记者提问的“南丁格尔”是干啥的，就是典型的“听音生义”的解释法。刘太菊本身就不知道“南丁格尔”是啥，自然不懂装懂，按听音根据自己的日常认识来解释一番。若咱们都不知道南丁格尔是一名英国的女护士并且是近代护理学与护士教育的创始人的话。即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南丁格尔是干啥的，不也就不太在意刘神医所答的有无道理。
而古代历史上不少解释《周易》一书的“易学”文章就是望文生义的东西，与这则“听音生义”有类似的道理。正因很多人并不懂得《周易》一书的实质含义，那些解释《周易》一书的“易学”文章的作者本身也没有真正弄懂《周易》原文的意思，就望文生出意思来。而不懂《周易》的读者看到那些“易学”文章还能认为说的是对与错呢？
现如今学者共识《周易》文辞古奥难懂，说明是弄不懂。既然弄不懂，那么谁怎样解释就无法提出质疑了。正如刘“神医”为记者解释南丁格尔时，是听音出义。可我们已知道什么是南丁格尔，才认为刘“神医”的说法成为天下笑谈，若都不知道“南丁格尔”是什么时，还能认为刘“神医”回答的错误吗？可笑吗？
《彖》文作者解释《周易》虽然没有背离从义理角度出发，总之并不是解释什么占筮之辞的，只不过《彖》文作者运用的是八卦取象及阴阳学说来解释《周易》时发生出一套儒家的道德政治理念来。
《彖》文作者目的是从解释《周易》过程中建构出一种新的理论学说，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好处是《彖》文作者并不是通过解释《周易》在回答如何占筮，还是讲占筮的。但流害是用八经卦取象和阴阳学说去解释《周易》，已不是原本《周易》的意思了。一是那种解释本不与《周易》原意相符合；二是为以后解释《周易》埋下了恶果，这恶果就是使后来解释《周易》越来越偏离了《周易》的本义。这恶果变是一连串的《系辞》、《卦说》、“象数易”、“图式易”等。把《周易》解释的越来越不是《周易》了，《周易》越来越被神化了。也把《周易》的本来思想彻底的埋葬，《周易》变成了后封建社会意识领域上政治需要而任意拼对的魔方。
我们前面所引述《彖》文是如何解释《周易》的，已经清楚的看到《彖》文作者是从义理上阐发《周易》的。《彖》共有六十四段文，在所谓释《易》（《周易》）上采取用分解卦画符号里的上下经卦取象。即八卦取象和刚柔、阴阳、天道等说，而产生出新的儒家道德政治学说。所谓的这种解释不同于现代解释古文的那种做法，给一些难字进行注释，把古文翻译成白话文。这《彖》文被所谓的解释《周易》，实际是一种学说的新创立，只不过是在解释经典过程中产生出来。这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种方式而已，学术上称其为“微言大义”。
“研究表明，中华文化特别是其传统观念，对于自己传统的超越方式主要是。继承性的＂哲学突破＂与创造性的＂经典解释＂的相引相成，有机结合。所谓继承性的＂哲学突破＂，仅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是指在社会转型，＂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以老子，孔子，墨子为代表的一些哲人智者，感受到了生存的困境和时代的召唤，开始对于构成人类处境之宇宙的本质进行一种理性的思考，对于构成人生依据的生存意义进行一种形而上的探讨。他们的思考与探讨，从对三代的宗教神学和西周宗法礼学的理论突破。他们实现突破的方式，是在继承的旗帜下追寻的思想内涵，从而融入新的精神和意义，其结果是在宗教神学和宗法礼学的母体中产生出真正的中国哲学。在春秋战国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哲学突破＂成为历史范型，它的精神与方式得到了不断的借鉴与发展，成为一以贯之的中国哲学风格。汉代的经学，魏晋的玄学，宋明的理学，清代的朴学，也都同样继承和＂突破＂了先秦的原始儒学和原始道学，并在＂突破＂中创建起自己新的哲学理论。所谓创性的＂经典解释＂……首先想到的不是独立创作新著，而是重新解释经典。其方式是在维护文化经典理论权威的名义，沿用原有的思想表征（理论范畴），进行自己的重新解释，从而突破了旧的思想与观念，从中阐发新的观念与思想，其结果是不断地创建起富有时代特征的思想理论体系。1（《从认知到哲学：汉语词汇研究新思考》周光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第73页）
这是摘自周光庆《从认知到哲学：汉语词汇研究新思考》一书。那里面的1是作者解释时所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的有关部分。
笔者引用这段话是想说明的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注《经》特色确有那种说法。我们依《彖》和后面所看到的《易传》里其它文章解释《周易》就是这种范式。首先想到的不是独立创作新著，而是重新解释经典这一模式。知道了这种特色模式就能够理解《易传》释《周易》的方式了。才会有《易传》里所用八卦阴阳之说在解释《周易》过程中建构起新的思想学说来。至于作者认为中国的“哲学突破”是春秋战国时期老子、孔子、墨子为代表，是由他们对三代宗教神学和西周宗法礼学的理论突破，虽然这说法不能说不对，但不全面，因作者把《周易》排除在外。战国时期已把《周易》列为六种经典之一。后封建社会里把《易》经（《周易》加《易传》）做为诸经之首。《周易》是先秦时期的哲学之源泉，是不能把《周易》排除在外。恰恰正是《周易》开中国哲学突破之先河。古希腊的哲学突破确实是从神话中走出来。而中国的哲学上突破，恰恰是《周易》一书的延生为标置。若说中国哲学突破，不是始于老、孔、墨，而当在西周初期提出的“以德配天”的观念。“以德配天”思想标置着理性思维的萌发。虽不是真正的“哲学突破”，但已有启蒙的意义。到了西周后期已是“礼崩乐坏”，西周共主的“天子”已是名存实亡。《周易》的作者感到现实种种的困惑，才构成《周易》作者人文理性的思考，突破了三代宗教神学。《周易》一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突破。故笔者不赞同周光庆所说的中国哲学突破是在老、孔、墨、时期。笔者也不赞同周光庆说的“在春秋战国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哲学突破”成为历史范型，把汉代的经学，魏晋的玄学，宋明的理学，清代的朴学，也是“哲学突破”了。事实上后封建社会里所谓的那些“突破”决非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突破”，也始终并没有突破传世《易传》的理论内涵，实没有突破天道思维模式。这正是“继承性”的特征，那里还有“突破性”的表现呢？这正是为何先秦多是独立创作新著，而后封建社会里多是解释经典的。笔者认为“哲学突破”只出现在先秦那个时期，后封建社会里没有什么“哲学突破”，只有经典“注释”，后封建时期里因无法突破，也只能对经典“注释”来发挥一些思想者的思想，这就始终保持了文化的连续性。这正因后封建社会里把“道统”文化变成思想上的垄断地位分不开。这就是为何后封建社会里没有独立创新的新著只有去“注释”经典的原因所在，也更与文化钳制及文字狱有关。后封建社会的文化是保持了“连续性”的特征。
“所以在文化经典解释领域，对于许多文化经典的文句词语，不同时代不同层次级的接受者总能作出自己别出心裁的独特解释或能拓展前人的解释并相互发明，或能超越前人的解释而辟新径，终于使文化经典的生命之树常青，使文化经典的解释之枝常新。”（《从认知到哲学：汉语词汇研究新思考》周光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第64页）
后封建社会里始终围绕着先秦经典而解释，使经典的生命之树常青。而后封建社会里的“易学”者，所围绕着《易经》（《周易》加《易传》）总能作出别出心裁的独特解释，使《易传》里的八卦阴阳太极五行思想之树常青，常新。无论是汉朝的“象数易”，魏晋的“玄学易，宋朝的“太极图式易”，清人的“考证易”，而从根本上并没有走出《易传》的哲学突破。
但笔者还很赞同周光庆转引余英时等说法，“在他们感受到现实需要和时代召唤而意欲创立筹划生存策略的思想理论时，首先想到的不是独立创作新著，而是重新解释经典。其方式是在维护文化经典理论权威的名义下，沿用原有的思想表征（理论范畴）进行自己的重新解释，从而突破了旧的思想观念，从中阐发出新的观念与思想，其结果是不断地创建起富有时代特征的思想理论体系。”
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就能印证这一精辟的说法，汉“象数”易，魏晋“玄学易”，宋时“太极图式易”，淸时的“考据易”。不是都富有时代特征的思想理论体系吗？但均没有突破八卦阴阳太极理论范畴。后封建社会里就是从这一理论里建构的“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里打转转，自然后封建时代并没有突破先秦的哲学理念，后封建社会里岂有哲学突破么？先秦却在两次哲学突破第一次是《周易》，突破了神学，建构起君子（诸侯贵族共治）拱王之治的政治学说，而战国的诸子百家之说最终突破“诸侯共王”的西周分封之治，而构建了王权（帝制）政治理论。
帝制是人类历史上东西方都经历过的一个制度形态，而唯独中国进入帝制时代最早，时间又很漫长，且卫护帝制制度的理论与形式又最完善的一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民族之国史里也是最罕见的现象。这种现象与中国的传统认知模式分不开，所以中国进入到帝国形态中再没有了哲学突破，而西欧的帝制走进的最晚，又最短，正因是哲学能够突破。西方哲学上建构出新的政治制度学说，并对君主不留余地进行了彻底的批制。我们只有先秦建构的“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的哲学理念，无论儒、道、墨、法、阴阳家，都不遗余力的为王权唱赞歌。并从天道观里导出“天不变，道亦不变”逻辑。若不是西方文化的东进，既使后封建社会再延长二千年，那种理论不打破，并且不断的注释使其理论常青，能使制度有所突破吗？也只能往复循环在其中了。
我们看《彖》文在所谓解释《周易》时作者是突破了《周易》里的思想，从中阐发出新的思想，但决不是从筮术思想中阐释出哲学思想来。是从《周易》的义理中阐释出新的政治理念。《周易》一书不是讲算卦（卜筮）的，而是政治文章。《彖》文的作者是紧跟时代的脚步，完全是按时代的需求解释《周易》，在解释过程中运用的是新时代的词汇，即那些八卦阴阳来解释《周易》，从中建构出新的思想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