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卦筮法江湖术揭示与批判
下卷:帝制八卦纳甲筮法
第一章:筮术上又一怪胎的诞生——八卦纳甲筮法
第一讲:西汉京房在天人同构（即“天人合一”）的巫术与神秘主义思潮里架构出了“纳甲筮法”，奠定了后世二千多年里的八卦纳甲算命基石
第一节:京房架构出”八卦纳甲筮法”的历史背景
我们已知中国占卜习俗源远流长，商代王室用甲骨进行占卜，从《尚书》中的“西周文”里看到西周初期，周公还在用乌龟占卜，还没有出现筮卜。而从考古上也没有发现西周时期出现“八卦”筮卜。已知春秋后期(通过《左传》一书里的筮例记载)，用著草起筮而从“六十四卦符号”中得出某一卦符号，也就得出一卦来，这就是“八卦取象”筮法的出现。“八卦取象”筮法是从“六十四画符号”中派生出的筮法。也是将八卦取象分配进去“六十四画符号”里，由此“六十四画符号”演变成“六十四卦符号”，即变成“八卦”筮术工具。也由此产生出如《归藏》、《连山》的八卦卦书。史巫又把《周易》改造成繇辞，以此卜问人事吉凶。
到战国后期龟占、八卦筮卜逐步从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了，因战国时期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又是诸侯王之间生存竞争的时代，是周王大一统连名份也不存在的时代了。战国是由诸侯公升格到王的时代，自然是诸侯王们争夺独霸天下的时代。
竞争生存的环境里必须促使产生理性的思维，故战国时代产生了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并成长出一大批古代历史上最杰出的思想家。但战国时期的文化虽从神学思想中走出，却又走向王权思想里的时期。战国时期又是王权思想成熟的时期，战国晚期又是帝制运动时期，同时又是神秘主义思想产生时期。
虽然战国时期文化得到空前的繁荣，在诸子远离神学巫术的同时，却张扬了王权思想。而不同于欧州中世纪后期的文艺复兴时期，在对神权进行批判的同时，紧跟其后的是启蒙运动。欧州的思想家们，再接再厉的是对封建王权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才产生了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学说。况且欧州中世纪又是一神教的政教合一国家，只有一神的上帝，不许其它神巫的存在。
而我们的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在远离神巫的同时，而张显的是王权思想，缺失的是对王权制度的批判。所以随之而来的是不可逆转的帝王制度。而神秘主义思想回潮同样伴随着帝制不可逆转。这是东西方文化背后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
秦灭六国，走向一统的帝王时代，没有了争鸣，只有的是文化上的。连不符合帝国统治的诸子百家的书籍都要禁止、毁焚，那里还会有新的思想产生，自此中国进入了比欧州中世纪还要中世纪的最漫长的黑暗时代。
中国的社会，从此停滞了，思想界里从此缰化了。正如西方的大哲学家黑格尔做为旁观者对后封建的中国所说的：“在个别的国家里，确乎有这样的情况，即它的文化，艺术、科学，简言之，它的整个理智的活动是停滞不进的。辟如中国人也许就是这样，他们两千年以前在各方面就已达到和现在一样的水平。但世界精神并不沉陷在这种没有进展的静止中。”（《哲学讲演录》第一卷[德]黑格尔著商务印书馆，1997年印刷，第8页）
黑格尔在十九世纪里认为的中国同它两千多年前是处于一样的水平。这不能不认为黑格尔说的正确。甚至说，在文化思想上还不如两千年前的战国时期，实际是倒退了。而只有一种文化现象，也许黑格尔并不知道。中国神秘文化上的术数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与壮大。
战国晚期神秘主义思想抬头，集新的神秘主义大成为邹衍。阴阳五行成为神秘主义幽灵的因子。秦统一六国后，短短的统治时期里，只有的恐怖主义与神秘主义得到发展。
到汉初，正如《汉书·艺文志》里的说法：“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从《左传》一书中反映，春秋时期已把《周易》篡改当筮书而用之筮卜，也有“八卦”筮术自成体系内容的筮书（如《归藏》）而用之筮卜。
战国是相对理性的时代，因层出不穷的大思想家的出现与争鸣，非理性的东西没有了市场。像《孙子兵法》、《论语》、《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墨子》等书籍，是张显人文理性的思想，自然无形中排击了巫术与神秘思想。
而大一统秦帝国时代，除保留卜、医、种树之书籍外，其它均为禁焚之列。这就是文化思想上倒退的表现。
秦不禁筮术，才有了知识文人用武于筮术的天地，也才有了汉朝筮术“易学”上的大发展。即被后人称为汉象数易学。实际是新的“八卦”筮术学，这被称之谓汉象数易。这里的《易》就是广义上的称谓，不能单指《周易》，而是代表先秦发展起来的“八卦”筮术“易”。如“三易”之说的那些筮卜易。即在“八卦”基础上推演出的新的象数易学。
汉朝被认为是一个“易学”大发展的时代，实际是“八卦”卦学大发展，只不过是把八卦筮术混同于今本《周易》，即对算卦格式的今本《周易》和有巫术(算卦是巫术的一种形式)理论的《易传》进行亦筮亦理的注释，与原创《周易》哲学没有任何关系。也由此形成了一个“易学”怪胎，即“象数易学”主载了中国二千多年易学界，至到今天。也由此由八卦象数思维，主载了整个后封建社会的思维方式。
为何先秦同样被称为经历了一场“精神运动”，但后来却没有走向理性呢？
从西周晚期，以《周易》为开端，开启了中国理性之门。孔子无疑受到《周易》一书的影响，推动儒学高度地理性化。但儒学又是王权主义倡导者。从战国时期，虽着王权思想的上升，王权思想（仁政）转向了主义思潮（法家主张），因必然与神秘主义结伴而行。《周易》里的贵族共治天下的政治哲学被巫史所阉割与后儒学所遮敝。而孔子与神学思想又是若离若即。古典哲学在“祛魅”上是无力的。正如吾淳所指出：“从西周末年一直到战国后期，中国社会主要是知识界和思想界中出现了一个理性或无神论思潮的进步过程。这种状况表明这一时期中国的知识与思想界已经高度地理性化地毫无疑问，理性化精神为整个中国文化奠定了十分坚实的基础或提供了十分积极的成果，这特别体现在以儒家为代表的思想传统中。但从战国中后期开始，中国的知识与思想界便沉浸在一片宗教巫术的氛围之中。它为某些象数“结构”所迷恋；从根本上说，这就在于中国宗教始终保持着一种原生形态；同时，它也表明纯粹的建立在哲学基础上的“祛魅”是无力的，它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并且个别或少数的无神论者事实上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中国社会的宗教传统》吾淳著上海三联出版社2009年版第107页）
“我们看到的春秋以后的理性趋势就是奠立在这一基础上的。……从春秋末年到战国中期甚至晚期的这样一个区间，愚昧，迷狂已经退避三舍。所有这些大致就是我们在这一时期看到的图景。这的确是一个理性胜利和高奏凯歌的时代。”（《中国社会的宗教传统》吾淳著上海三联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页）
事实上这一时段并非是“理性胜利的高奏凯歌的时代”。这一时段一方面体现的是理性的一面，但潜在着非理性一面在暗流涌动。否则也不会出现正如吾淳的这样认为：“战国中期以后的知识与思想界由理性而迷信。”这由“理性而迷信”似乎是个悖论。而事实战国末期帝制兴起，使那点理性彻底的被摧毁，全面的坠入一种非理性的迷狂之中。为何如此的由“理性而迷信”呢？吾淳先生的解释是：“但我们要思考和发问的是，在中国，先秦时期如此盛极一时的理性精神为什么又会为迷信所替代呢？特别是高度发展的无神论思想甚至思潮为什么又会为巫术的气氛所淹没呢？我以为：从根本上说，这就在于中国宗教始终保持着一种原生形态，也即原始信仰的传统；用张光直的话说就是始终保持着连续性而未曾发生中断或断裂；……从战国起，各种原始巫术信仰方式的重新浮现。……邹衍的五德始学说，《易传·系辞》、《月令》、《吕氏春秋》、《淮南鸿烈》，以战国末年到汉代各种各样方土与儒生的思想与社会活动，董仲舒的目的论和王充的命定论。于是，原本较为简单的占卜方式通过知识与思想界魔术般的变换已经发展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形式，这其中，儒家命定论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与命观念相关，经术士与学者之手，占星知识也与风角，云气，骨相理论等相结合而逐渐落入民间……且在《易传》基础上所形成的象数学从此成为中国学问与思想界的一门显学，并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哲学；大量的儒生参与到谶纬活动中，使整个汉代的学术思想弥漫着一片荒诞的气氛，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日后的民间生活；至于方土，则更以神仙长生之说作为骗取统治者的工具，我们清楚地看到它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事实上，它成了道教具有实践意义的鼻祖。凡此种种，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中国未来宗教，知识与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宗教传统》吾淳著上海三联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122页）
吾淳先生把战国后期至帝国里的巫术复兴，归结为没有实现宗教革命的原因。虽然战国出现了百家争鸣也被西方学者称为“轴心期”，也称得上进行了一场“精神运动”，但并没有扼制着巫术的全面复兴，这是事实。若寻求原因，并不能归结为没有出现宗教革命，而是没有出现政治革命。因中国的宗教从来没有强大到超过世俗政权，不同于欧洲的中世纪。中国在强大的王权里，也不可能有何宗教凌架于王权统治之上。帝王正需要的是神巫“宗教”信赖，以成为统治的有力工具。
事实上原始巫术在春秋到战国从没有退出人们的视线，这一时期的精英们只是更关注的是“王天下”的政治学说，在诸侯争霸与生死存亡的“列国”竞争中，只是疏忽了巫术，而并无拒斥“天命”与“巫术”。随着王权思想的上升，知识精英们最终以新的“巫术”，即神秘主义（象数，阴阳，五行）来为王权做新的嫁衣。若追根求源为何从战国到帝制时期出现“有理性趋向非理性”，是因“亚西亚生产方式”或农耕生产方式与农业村落生活方式没有丝毫的断裂，进一步导致王权思想加强与巩固，所以政治上一搞，迷信就回潮，这才是根本的原因。
作为王权制度支撑的儒家思想，本身与原始宗教是若即若离，而到战国中期，随着王权思想上升，儒家与神秘主义则是形影不离了。王权思想是一把双刃剑。一面是理论的理性，而另一面是为服务所需要的神秘性，即非理性。随着思想的上升，与政体的加强，必然与神秘主义结伴而行。在的土壤里，也不可能产生西方式的宗教。农耕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不被断裂，才导致中国宗教保持着原生形态，才有帝国时期原始巫术迷信的大回潮。才有战国末期至汉产生出近乎谵妄和疯癫的那些非理性的神秘思想学说；如《系辞》、《说卦》、《月令》、《吕氏春秋》、《淮南鸿烈》、《春秋繁露》、《论衡》以及天象星占，风角卦气，谶纬符瑞，八卦纳甲等等。这种荒诞不经的巫术思维与神秘思想学说弥漫着帝国的思想界。一场所谓的“精神运动”却被全面的巫术气氛所淹没。这种谵妄与疯癫一直延续到魏晋及两宋，并达到新的神秘，直到明清，中国人不能不变成众魔缠身的“东亚病夫”。
这正是原始的巫术思维及原始宗教迷信，不但没有断裂与突破，反倒得到系统与理论化。巫术思维与原始宗教的触角，完全触伸到古代中国的各阶层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也正是古代中国典型的生产，生活方式适宜巫术思维与意识的延续，兹生与成长。
事实上先秦诸子精英的理性思想，所关注的是让君王去如何统治，即如何去统治人民。虽儒家不凡大讲仁政，但目的是提供给君王的统治术。在诸子的政治学说中，唯法家在对得巫术迷信上表现的更理性，排击的更坚决。但法家将王权推向的金字塔尖时，也意为就可以“王天下”，目的就达到了，也就撒手无策了。熟不知，握着强大权力的帝王，变成了肆意吃人的“魔兽”。在“魔兽”及其“为魔做障”的一群虎狼的利爪血口下生活的中国人，不皈依到巫术迷信里，还有什么精神支撑呢？正是极权制度，使原始巫术迷信彻底大回潮，这不能不与先秦诸子精英的政治哲学有关，是先秦诸子主义学说，间接的成了巫术大回潮起了作用，因为巫术大回潮的推波逐澜者正是帝王制度所造成。故两汉神巫迷信甚嚣尘上，思想界无不与神巫迷信有关。这无疑是西汉京房构架八卦纳甲筮法的历史背景，由此造出一套新的通神工具，妄想达到人神相沟通，认为“神示”而一窥“天机”，实乃是巫术上的一种特殊形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