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发现了《周易》哲学
第二章《周易》政治哲学内涵
第二讲：“君子之治”的政治内容
第一节:《周易》”君子之治”的道德建没
在《周易》一书之前，虽有”君子”一词的出现，但并没有对“君子”进行系统阐述与理论化，自《周易》始构建起“君子”这一理念，而影响了整个古代的中国。
《周易》实则是构建出的”君子之治”这一政治理念。
《周易》里的”君子”如同柏拉图《理想国》里构建的“哲学王”的理念。
《周易》一书始给“君子”赋予上道德内涵，如:
《乾》：“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历，无咎。”
《谦》：“谦，亨，君子有终。”
“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劳谦，君子有终，吉。”
《解》：“君子唯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未齐》：“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而《周易》里的“君子”最大的“道德”体现在“有孚”（先儒构建的民本思想）思想上。“君子”与“有孚”构成了君子之治的政治内涵。严格的讲后儒学的《论语》、《中庸》、《孟子》里所讲的仁义道德或王道(仁政），最终所体现的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目的，无疑是《周易》政治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周易》一书奠定了儒家“君子”之治的政治理念，即为理想人治预设的政治基石。我们可以从《周易》里的“君子”之论的内容看得十分清楚。《周易》里的“君子”论，一是给“君子”讲述安邦治国的道理，二是给“君子”讲述的“修德”之道。也就是后儒学里发挥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的政治路径。
《周易》里的“君子论”就是讲“君子”之治，“君子”之爱，“君子”之优患，“君子”之修德（即统治者如何治国之术，而治国之术重点是落在如何对待“小人”的问题上，即如何统治百姓的问题）的政治道理。《周易》里的“君子”与《论语》里的“君子”，或是再后的子思，孟子，苟子所讲的“君子”都是政治概念。无论给“君子”赋予多少道德内涵，均不改变其政治概念。“君子”是个政治角色，是担负着政治寄托与重任。先秦“君子”这一政治概念始构建于《周易》，并发展于春秋战国那些后儒学中。而“君子”之治的政治链条被斩断于韩非子构建的帝王论中。战国末期产生的《系辞传》、《老子》、《韩非子》这些帝王术里的神秘论与论思想，却斩断了上千年儒家构建的“君子”治国论（“君子”治国是封建王国里的政治理论，而论是帝王大一统王国里的政治理论），而被帝王论所替代。此后，“君子”与“小人”不再是政治概念，而变成了纯道德的称谓了。无论是谁都可成为“君子”或“小人”。只要符合后封建道德规范的人，无论是达官贵族，或是贫贱奴仆都可成为君子的称号，反之则是小人。帝王下“君子”的身份与政治概念，从此烟消云散。帝王下只有帝王一人高高在上，没有什么“君子”的共治天下的理念。天下是帝王一人的，其它均是帝王的附属。先秦“君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先秦的诸侯时代，有国有家的在位者就是“君子”。这些“君子”共有这天下，而周王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君主。而“君子”把“家”、“国”治理好了，天下也就太平了。帝王时代没有了“分封”，消灭了“分封”（即不再是封建制度），天下是皇帝一家，也就失去“君子”之治的政治基础。
我们且看《周易》一书中对“君子”这一政治理念的构建，即君子之治的政治内涵。
《周易》的一篇文章《乾》，《乾》里的内容是以龙来比喻“君子”，《乾》篇又是讲述“君子”之道和“君子”之德。从《乾》篇内容来看实则表示的是君道，就是做君的诀窍，即安邦治国的诀窍。我们知道龙是华夏民族的图腾，后来又演变为最高权力的象征。从考古上发现龙的图案早在几千年前就出现了。
《乾》篇的几个段落内容，除了其中一个段落里没有涉及到“龙”字，其它段落句子都是以龙来比喻“君子”之道。其中的第三自然段里明确无误的点明“君子”，即“君子终日乾乾，夕若历，无咎。”
即《乾》里所用“龙”来比喻“君子”的。“龙”之如何，就是“君子”效法如何。这里的“君子”显然和君主是划等号的。“君子”之道即“君子”治国安邦之道。也就是“君子”如何去安邦治国所掌握的诀窍。但在论述“君子”之道，后儒所倡导的是一条“内圣外王”的途径，也正是《周易》开创了这一途径。《周易》作者所希望“君子”完善其身，从一种人格道德的预设，即“君子”具有的道德性，而“君子”的道德性才是通向安邦治国的有利途径。“君子”也就成了通向理想之王的道德人格的预设，“君子”也就成了先秦儒家的理想君主的化身，是治国平天下给与“君子”的寄托。
我们说《周易》作者是儒学的鼻祖，《周易》一书奠定了儒学思想的基础。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学是在《周易》思想基础上的继承与发展。故《周易》的“君子”之道，与后儒孔孟所讲的“君子”或“王”道是一个奠定与发展的关系。春秋战国的儒家给“君子”赋予上更多的道德内涵。但目的都一样，是预设“君子”之治的道德政治楷模。“君子”具备了道德，成为通向理想之君的一种资格。如同古希腊古典哲学家柏拉图《理想国》里的“哲学王”理念。柏拉图向往的是有哲学家出任国王来治理国家。中国古典时期的哲学家一样的是向往并构建出“君子”这一政治理念，目的是一样希望统治者应有道德性（当然道德性的内涵，是随着时代的不同而不同）。当然，《理想国》的“哲学王”与中国先秦构建的“君子”内涵是有区别的。
《乾》篇里的“君子”要学“龙”的那种变化本领，完全把龙拟人化。用龙的变化升腾来比喻君子之道，是给“君子”讲述如何做好君子的诀窍。东方哲学偏重于君道的谋略，虽然《周易》哲学不凡讲述“君”道谋略，但要区别于王权学说里的君道谋略是不相同的。如韩非子之学，是典型的“君王论”，讲君王的专权谋略，而《周易》是讲君子论，是讲“君子”的道德性建设与政治关系。故《周易》里所讲的“谋”与统治主体（即“君子”）的道德性相结合。这是先儒预设的“君子人格”，从“修德”到“治国”的一条途径。
《乾》篇既讲“君子”做事的诀窍，又讲“君子”之德的道理。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历，无咎”（“乾乾”原创是“健健”，即刚健自强不息之意）。此句的意思是：君子不仅整日自強不息，发奋有为；而且夜晚要心存警惕，好象有危险发生一样，才没有害咎。
这是《周易》给“君子”讲述的政治诀窍，是为“君子”提供治国理政的政治经验。在《周易》时代，是“君子”共有的天下。即邦国林立的天下，已是诸侯争霸的时代，西周王室已名存实亡。讲“君子”之道等同于君主之道。因为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君，都是君主。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君的地盘其先都是分封来的，是周族创立的天下，这些国君就是周君之子国。所以大大小小拥有封地的主人，都是“君子”（即先君之子）。那么，那时的天下就是“君子”共有的天下。《周易》所讲的“君子”之道，也就是讲给那些大大小小的拥有封地的国君（君子）们听的。也可以说是讲给列国之主听的。在《周易》作者眼里，“君子”修德是达到安邦治国的一种理想的有效途径，也是向往”君子”共治共享”天下”太平的途径。
《乾》篇里的以龙喻君子就说明了这一问题，从潜龙、见龙、飞龙、亢龙。这几个不同的阶段过程的论述，实则是阐述的君主之道。但从龙的几个阶段发展变化，又赋予上君德。
《乾》篇最后里的“群龙无首吉”（都不争做领头或者不充当领袖人物，吉祥）。体现了作者向往的是“君子”共治的政治理念。因为“君子”就是大大小小拥有封国封邑者。这些“君子”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那么天下岂不太平了，所以《周易》里的“君子”是背负着政治的重任，是通向天下太平的枢纽。所以《乾》篇里讲的“龙”道变化，就是给“君子”讲述政治之道上的君道诀窍。而“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历，无咎”，即“君子”应时刻警惕、反思，自我完善，即完善其“道德”成为安邦治国的一种政治资本，若一旦没有道德的完善，将失去治国安邦的资本。先儒建构的“君子”之治的成败，以“君子”的道德性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根本。这正是中国的古典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的不同及差异。西方政治哲学是从制度政体上阐述治国的道理，而中国的古代先哲总是一成不变的或者一脉相承的从政治主体的“道德”上，反复无穷的论述统治主体完善其“道德性”，而达到天下治理的向往。以为这样的“君子”才能善待其子民，天下才能太平。这就是特重主体（即统治主体）的“道德性”，而从不思考政体的建设性。中国古代哲人所提供的思想，也只有王者之道。后封建社会的两千多年里的思想者，也只能反复的去注释先秦的那点本属政治干预之下的所谓“经典”了。“注经”成为后封建社会里的唯一思想源泉。道德治国实际是非常苍白的说教。“道德政治”与“政体政治”哲学正是东西文化的差异，也正是民主与制度环境下应运而生的必然结果。
《乾》篇里对君子的论述：“每天努力不懈的进取，而时刻又要警惕自省，这样做就没有害处”。除了对君子讲自我修省，再没有什么政治主张了。把治国的好与坏寄希望于“君子”自我修省（即“道德自律”），单靠统治者修德自省的这种软性去约束而希望达到政治上的有为，那无疑于是政治上无奈的自慰。如果君子不去受那种软性的道德说教去约束自己，而是贪婪残暴，又如何是好呢？自我完善又不能，警惕自省又不会，克制约束自己又不愿，那又如何是好呢？古代的哲人们，从不去思考这些问题。让统治者（“君子”）以修德自省而达到政治目的的实现，而对统治者的压力只多是“功业”上的好坏成败的说教。却没有来自体制程序上的实实在在的制约。这正是我们的古典政治哲学，一开始就存在着政治学说上的缺陷。这种缺陷，正是东方文化的特色。这与中国古代哲学家们提供的政治思想的对象不无有关，中国古代的哲人从来都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为统治者提供安邦治国的政治经验。而不是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去创立政治学说。《周易》一书是为“君子”讲述的政治哲学，自然是站在“君子”的位子上为“君子”讲述的安邦治国之“道”。为“君子”提供政治经验，也只能是历史上的成熟经验，即修德爱民，才能保着“家”、“国”不败的经验之谈。《周易》哲学可说是奠定了儒家的道德政治哲学的基石，即开了一个先河。先秦的政治哲学把“君子”（统治者）的道德性建设，变成安邦治国寄希望的不二法宝。可这“君子”之治，并没有走向天下太平，和“家”、“国”的长治久安，而是列国的征伐不断，最终却走向王权的天下。这也是从《周易》开创的儒家道德人治之先河，而最终结下了一个专政理论之恶果——《系辞》。《系辞》终于为帝王的建立而寻找到了“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的“天经地义”上的理论依据，来为王权铺平道路。
中国古代的哲学无论先秦的“君子论”或是帝王时代的“君主论”（韩非子开“君主论”之先河）。都是古代的哲人（思想家）为统治者提供的统治谋略，而不是站在人的角度上论述政治权利与义务的政治思想，这与古希腊的政治哲学是不同的，才有了中国古代几千年一脉相承哲学体系，即“道德政治哲学”。这道德政治最终成为苍白无力的政治说教，而这种“道德政治”学说，也最终成为前后封建统治者统治愚弄百姓的不二法宝。
《周易》里的“君子”之为就是政治之为，“君子”之道，就是政治之道。这在《周易》一书里已构建出“君子”之治这一政治理念。在《周易》一书里的“君子”之论，无疑是对君子之治讲述的政治谋略与道德性建设的政治学说，是希望“君子”通过政治经验取得与“道德”完善，以实现“家”、“国”之治，而达到“天下”太平之目的。
《乾》里讲述的就是一种君“谋”与君“德”，即君子之道。而《坤》里已然是用比喻象征来寓意政治道理。通过牝马柔顺与大地生养万物的道理，让“君子”仿效牝马与大地所蕴含的美德。正如《大象》文里引申出的那样“君子以厚德载物”。即让君子去效法大地，胸怀宽广，包容万物那样，才能承载着政治（即治国安邦）重任。这里的“君子”就是指在位者，“君子”含有美德，才认为能实现政治抱负，即达到国家之治之目的。《坤》篇讲的道理，正是给“君子”讲述的，通过对大地美德的歌颂，来启迪君子以效法大地的那种生养万物的涵养。又以牝马的柔顺之美来启迪“君子”要柔顺与谦和，目的使君子拥有一种美德，以达到政治目的实现。《周易》里的君子之道德性，同样是个政治内涵，而不是做普通人的道德观。若针对每个人而言，那么道德修养则具有普世价值，可《周易》里只是讲“君子”之道德，是为了安邦治国之目的，说白了是为统治者，讲述的统治谋略。
在《师》篇里讲的“大君有命，开国承国，小人勿用”。这“小人”正是与“君子”是个对立的血统身份上的概念，而不是指没有道德修养的人。这里的大君是指天子或王。“大君颁布命令，给分封诸侯和公卿的那些有国有家者，而没有身份的劳动者（小人）是不能享有的”。开国承家者只能是有血统的身份的宗法等级体系，而劳动者（小人）是没有份的。
西周的宗法制，是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与国家制度相结合，以维护贵族世袭统治的制度。宗法制是氏族社会沿袭下来的制度观念。是以父亲血缘维护家长世袭权力的传统。围绕着家长，按血缘关系的亲疏尊卑，确定他们在家族或宗族中的身份。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氏族血缘关系不但没有解体，反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巩固。族权与政权合二为一，宗权与君权难解难分。
而到《周易》时，“君子”已泛指拥有“周”的封地的在位者，即整个西周的贵族统治集团成员，自然是不包括被统治者，即“小人”。
西周确立了这个血缘分封等级统治秩序后，哲人们就无疑从理论上完善这种体制，这正是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的体现。《周易》作者确立了“君子”这一政治理念，即赋予了“君子”的政治内涵。无疑是对在位者，即对统治者做出的理想道德品格预设。把统治者的治国行为上升到一种道德理想化，才有了先秦儒者对“君子”这一政治概念的反复诠释。也正是《周易》构建“君子”这一政治概念，“君子”成为先秦儒家理想中的治国安邦的承载者。《周易》的“君子”，又不同于帝王家天下的“官”，也不能认为是周朝的君王，而是整个维系着分封“天下”的那种血缘等级秩序的贵族统治集团成员的一种身份角色，即分封制里的“有国有家”的在位者。这是《周易》一书里“君子”的特质。因西周三王之后的诸侯已经开始各自为政了，周王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故《周易》所向往的是“君子”共享，共存，共治天下。《周易》里就是讲这种“君子”之道。这正是体现在“乾”篇中的“群龙无首，吉”的政治思想。君子就是对这整个周王朝的统治集团来说的，正是那个宗法制的宗族天下，是一个宗族式的利益集团，“君子”既是享有利益的统治集团成员，又是肩负着维护集团利益的角色。《周易》一书构建的“君子”这一政治概念，正是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性。
《周易》一书中讲述的“君子”，归根结底是给“君子”讲述的安邦治国的政治道理。《周易》作者希望的是君子共存，共治，而达到“天下”太平的目的。
《周易》在论述君子之道时，自然给君子赋予了种种的政治内涵，即君子如何的去安邦治国。君子遵循什么准则去治国安邦。《周易》并不像西周初所建构的“以德配天”的治国理念。而《周易》作者为“君子”（统治者）设定了一种新的治国理念，最大的是“有孚”思想的构建。“有孚”作为“君子”治国安邦遵循的最根本的行为准则，是贯穿着“君子”之治以“民本”(即有孚)为政治核心。
《周易》一书产生的时代是在西周后期，也是西周王朝走向衰落的时期。作者向往的君子治国，正是希望那些有国有家者(君子)共同治理好这个天下。即希望西周的整个统治集团成员担当起历史的重任，共享太平。作者构建出一个政治理念，即“君子之治”，并赋予“君子”治国新的政治内涵。
正是《周易》作者构建了君子的理论体系，突破了西周初“以德配天”的政治理念。《周易》里政治核心是“以德配民”即“君子有孚于小人”的政治内涵，正是《周易》作者想力挽西周社会衰败，即诸侯争战局面，希望“君子”之治遏制时局的混乱，以建立一种新的价值观。而《周易》构建出了一个全新的价值体系，即君子之治。是让整个统治集团成员（君子）担当起安邦治国的责任，共同维持氏族家天下的社会局面。然而，《周易》一书的政治理论并没有挽救西周氏族“君子”共治“天下”的局面，君子之治的理想并没有实现，西周的分封制并逐渐被诸侯争霸建立起的王权下的官僚体制所取代。《周易》一书的本义既被遮蔽，也被淹没在王权理论和神秘主义思想的尘嚣里。《周易》一书更被后世，乃至今天被支解的七零八落及面目全非。但无可置疑的是《周易》里构建起来的“君子”理念，对后儒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周易》里建构的君子是个政治概念，其包含着君子治国安邦的一系列的政治策略。这策略包括着政治谋略与行为道德两个方面，用现在的话说，君子应该具有德才兼备的政治素质。即安邦治国的“君子”，是才德兼备型。《周易》哲学体现的是让君子成为德才兼备的治国者，而不是让德才兼备的人选拔成“君子”（统治者），更不同于后封建帝制时代里的科举入仕，这一点我们要明确。也不同于现在在选拔领导干部，倡导的是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而认为把德才兼备的人选拔到领导岗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更好的体现执政为民的原则。而《周易》里的“君子”是个血统身份概念，是继承“有国有家”的统治者。是世袭的在位者。《周易》作者是让这些世袭在位者的“君子”们自我修养出“德才兼备”型的治国者，这是不同时代的两种归路。《周易》作者是让不具备“德才”的世袭在位的“君子”而经过自我修省，而转化为德才兼备的治国者，能更好地“爱民如子”的实现安邦治国。而现在的“干部制度”，是选拔“才德”兼备的人，即把有政治道德素养和领导才能的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上，认为才能更好的“执政为民”，认为不会蜕化变质。
《周易》对君子这一政治概念具体表述：即“君子”的“道德性”建设始终与政治谋略纠结在一起。
如《乾》篇无疑对君子讲，既要懂得政治策略，又保持道德性，表述的淋漓尽致。《乾》里从“潜龙”，“见龙”、“飞龙”、“亢龙”的描述，寓意君子掌握政治谋略。而《乾》里“君子终日乾乾，夕愓，若厉，无咎”。这又是给“君子”讲述时刻修省，保持道德性。
《周易》一书既给君子讲述治国谋略(即经验，方法，策略)同时又伴随着道德的完善（即恐惧、修省、谦和、仁爱）。
归根结底，《周易》里“君子”之治的道德性建设，即君子通过道德修养是走向为政践行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