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发现了《周易》学术
第四章：《易传》后的“易学”，是对《易经》（今本《周易》加易传）的学术
第八节:三国魏时王弼继承《象传》、《彖传》义理释《周易》的复兴
上节讲了三国时期的吴国虞翻已然承继的是汉后期以象数解释今本《周易》文辞的方法。而到虞翻晚年时期魏国出生了一位易学大家王弼，一扫前人以象数注释《周易》的风气，恢复了西汉早期义理注释《周易》的传统。
”易学”传承到三国魏时(公元220年-265年），由王弼力排汉象数释《易》方法，而恢复先秦义理释《周易》的传统。王弼注释《易经》，成为后封建社会里所谓义理释注《易经》(《周易》加《易传》)的范式。
历史由大一统到分裂为三国的时期里，魏国里的王弼注释了今本《周易》一书和《易传》里一部分内容，被后人及今天认为是创立了义理学派的鼻祖，也在“易学”上有了学派之分。
王弼（226年～249年）《三国志》里无传，他的事迹在《三国志·钟会传》里有寥寥数语：“初，会弱冠，与山阳王弼并知名，弼好论儒道，注易及老子，为尚书郎，年二十余卒。”
《三国志》里说的王弼注《易》，就是王弼对今本《周易》做了注释，包括对《易传》里的《文言》、《彖传》、《象传》进行了注，而不对《系辞传》、《说卦传》、《序卦》、《杂卦》作注，这正是王弼的慧眼。
对王弼注《易》后人给予很高的评价和称道，说王弼的“易学”是扫象数而归义理，以及以“老”解“易”，援“玄”入《易》成为一般的公认。
说王弼注《易》为义理派也没有错，这是与汉象数易学相比是正确的。但说王弼“尽黜出汉代象数，纯以义理注易”就不正确了。王弼是尽黜汉代象易学把《易》指向筮术占验上的那些东西，而没有尽黜汉代以象数把《易》指向义理上的那些东西，并且王弼也同样用“象数”注释《周易》。说王弼尽扫象数是抬高易学上义理释《易》的说法而已。
自先秦到后封建社会里的“易学”，没有什么纯“义理”释《周易》的。包括今天的“易学”都离不开“象数”以解释《周易》。为什么呢？因为《周易》一书出现在社会面前，是先有史巫用于筮卜的面目出现。后来添加进去“六九”爻数之说。自汉的《周易》传本本身是“六九”卦爻结构形式的《周易》文本。这些“象”与“数”就与今本《周易》一书不离不弃了。
自先秦“易学”学上的《大象文》，就有“取象”之说。而《易传》里的《系辞》与《说卦》更是从理论高度给于今本《周易》里的“象”与“数”的理论化。
“易学”之前的《易传》就开始以“象”释《周易》，只是“易学”之前《易传》里的《彖》、《象》虽以“象”释《周易》，而指向的是义理，并非占验筮术，而且也无“数”说。
自《系辞》始，把筮术与义理混淆在一起了，才有两汉“象数”占验筮术的大发展。而到东汉后期，又开始从象数占验筮术易学里走向以“象数”释解《易》经（《周易》加《易传》）的义理。如《周易集解》里收集的那些象数易学者释《易》的内容。王弼只是把汉象数占验筮术上的那些繁杂的象数学说而不入释《易》的义理之中，这是很正确的。
但王弼注《易》已然保留了一些“象数”学说，他不可能尽把“象数”扫尽。他同样无法揭示今本《周易》一书的“六·九”来历，也无法揭示六十四卦画符号与《周易》的关系。也无法说明史巫为何“以《周易》筮之”的历史原因，他无法说清楚这些东西，他就无法排除史巫附加在《周易》一书上的“象数”之说；他无法排除“象数”，就不可能扫尽什么“象数”。他也用“象数”来释解《周易》的只是所用的象数不同他前面那些以象数释《周易》的方法。他是少用象数，而多从今本《周易》文辞的义理上去释解。王弼的义理释解《周易》，引向的是儒家的义理，已然是以儒家的价值观来注释今本《周易》，也没有把《易》玄学化，即老庄思想化。
王弼注释《周易》里的义理是早有传统，而两汉里的典章书籍里也不凡引用《周易》的文句直接用于说理，自然那是把《周易》里的文章看作是义理。后汉的那些人虽以象数注释《周易》的”象”说，也是早有传统，并不是他们新创。所谓义理《易》与象数《易》都有渊源。说王弼开创义理释《易》的先河不恰当，说王弼为魏以前的义理释《易》集大成是恰当的。
而历史上把释《周易》分“象数”与“义理”派也是不科学的。单从注释《周易》的义理角度上来说（不说那些用象数把《周易》从筮卜角度上发展的“八卦筮术”上的解释），没有什么纯义理派，只有象数释《周易》里的义理学说。只是在以象数注释《周易》里的义理时熟轻熟重而已。
《周易》学术发展史上看，无论先秦还是后封建时期里没有所谓的纯义理派。只有一种以“象数”角度去释解《周易》的。《易传》里的《象》、《彖》、《文言》是归象数派呢？还是归义理派呢？而这些文章也是公认的哲学，即是义理，又是以义理释《周易》的文章。但那些文章是用“象”或者“爻位”、“阴阳”、“刚柔”之说来阐发《周易》的义理。就连汉朝被公认的一些“象数派”易学者，从他们的“象数”易学里看，有不少是以“象数”来探究世界道理的，而初衷并不是去阐述筮卜人事吉凶的，哪是否属于义理派呢？把王弼说成是义理派的始祖，他并没有抛开“象数”而创出什么纯义理释《易》的范式。从“易学”史而看，所谓的义理派里有“象数”，“象数”派里有义理。没有纯义理派之说，纯义理不杂象数而解释《周易》，在后封建时代不可能诞生。
王弼实属重义理，而轻象数。王弼是把《周易》视为义理一书去注释。
那么我们看王弼是如何注释《周易》的。
我们且看王弼对《周易·乾》所作的注：
“（乾）乾元亨利贞。
初九，潜龙勿用。
（王注）“《文言》备矣。”
（乾文）“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王注）“出潜离隐，故曰‘见龙’，处于地上，故曰‘在田’。德施周普，居中不偏，虽非君位，君之德也。初则不彰，三则“乾乾”，四则‘或跃’上则过亢。‘利见大人’。唯二，五焉。”
（乾文）“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王注）“处下体之极，居上体之下，在不中之位，履重刚之险。上不在天，来可以安其尊也。下不在田，未可以宁其居也。纯修下道，则居上之德废，纯修上道，则处下之礼旷。故‘终日乾乾’，至于夕惕犹若厉也。居上不骄，在下不忧，因时而惕，不失其几，虽危而劳，可以‘无咎’。处下卦之极，愈于上九之亢，故竭知力而后免于咎也。乾三以处下卦之上，故免亢龙之悔。坤三以处下卦之上，故免龙战之灾。”
（乾文）：“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王注）：“去下体之极，居上体之下，乾道革之时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履重刚之险，而无定位所处，斯诚进退无常之时也。近乎尊位，欲进其道，迫乎在下，非跃所及。欲静其居，居非所安，持疑犹豫，未敢决志。用心存公，进不在私，疑以为虑，不谬于果，故‘无咎’也。”
（乾文）：“九五，飞龙在无，利见大人。”
（王注）：“不行不跃而在乎天，非飞而何？故曰‘飞龙’也。龙德在天，则在人之路亭也。夫位以德兴，德从位叙，以至德而处盛位，万物之睹，不亦宜乎？”
（乾文）“上九，亢龙有悔。”
（无注）
（乾文）“用九，见群龙首，吉。”
（王注）“九，天之德也。能用天德，乃见‘群龙’之义焉。夫以刚健而居人之首，则物之所不与也。以柔顺而为不正，则侫邪之道也。故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贞’。”
从王弼对《周易》“乾”文的注释来看，即有象数学里的“爻位”、“爻数”、“卦体”来阐述《周易》文辞的义理(当然王弼无法知道原初《周易》又是如何被篡改成“卦爻式”《周易》的历史过程)。
这是什么义理呢？自然是儒家的道德政治学说，又结合先秦“易学”上的《象传》与《文言传》释“乾文”的思想宗旨，而进一步阐述儒家的道德政治观。
从王弼对《周易·乾》文辞的注释来看，王弼对每句文辞的注释基本按照《象传》与《文言传》里学理宗旨。王弼注释《周易》，没有背离《象传》的宗旨。
在对《乾》的注释，王弼没有对所谓的卦辞和第一爻辞做注，而是以“《文言》备矣”之说，那是保留《文言》的说法，自己就不在说了。
对今本《乾》里的第二爻辞“见龙在田，利见大人”的注是按《象》里讲的“德普施也”四字进一步的阐发。可以说《小象文》成为王弼注释《周易》文辞的纲要，是在《小象文》的思想宗旨上对《周易》文辞进一步的阐发。在阐发的过程中又结合了“象数”说，如对此句注，从《小象文》的“德普施也”，引出“德施周普，居中不偏，虽非君位，君之德也”。这即按《小象文》的思想宗旨，又从爻位之说引申到君德之说上来。
而王弼的“居中不偏”、“君之德也”，又是从《文言》里转述过来的话。《文言》里说：“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中正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闭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可以说王弼把《象传》与《文言传》释《周易·乾》的内容，换个说法就成了自己论《周易》的文章了，只是又增加了象数的说法来。
如本句里的“虽非君位”，这是象数的爻位说。而本句注里的“初”、“三”、“四”、“二、五焉”是“象数”学里的爻数说。王弼虽然运用了“象数”里“爻位”之说，但没有消弱儒家的思想宗旨，没有背离《象》与《文言》里所释《周易》阐发出的义理思想，是保持高度的一致，总之不是讲述筮法的。
再如，王弼对今本《周易·乾》里所谓第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的注释。王弼首先用象数学里的“卦体”、“爻位”、“刚柔”之说来注释此“辞”。
“处下体之极，居上体之下，在不中之位，履重刚之险”。这就是此注里出现了“体”、“位”、“刚”之说。
而王弼注这段话里的“道”，正是来自于《象传》“终日乾乾，反复道也”里的“道”说。而那些“居上”、“处下”引申出一凡道德文章也正是从《文言》里的解释转换来的，只是王弼又加杂进去“象数”学里的“卦”与“数”学说。
《文言传》里说：“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为也？子曰：‘君子进德脩也。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言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我们看王弼对《乾》里的“九三”内容之注与《象》及《文言》里的释解内容思想基本一样。
《文言》：“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王弼注里一些句子基本保持了《文言》里的原句，或稍有改动照抄过来。
再看王弼对《乾》的“九四”文辞所注内容，同样是来自于《易传》里的《小象传》与《文言传》释解《乾》“九四”文句的思想内容。《小象》文里讲“进无咎也”，王弼注里就出现了“进退”之说。
而《文言传》是这样说的：“九四曰：‘式跃在渊，无咎’。何谓也？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脩业，欲及时也。故无咎。’”
《文言传》又说：“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我们对照王弼注与这《文言》里的说法有没有出入呢？其思想性完全一致，连一些《文言》里的原文句子，王弼都没改动就“抄”袭过来，就成自己的注释内容了。因王弼并没有说明，这是引自还参阅《文言传》内容而写的，这就有点抄袭他人成果的嫌疑了。不过古代没有版权一说，故没有剽袭之说。
统览王弼对今本《周易》的注释看到，王弼注今本《周易》的方法，已然是以取象为主线的。并没有离开“卦象”、“爻象”来注释《周易》里的所谓卦爻辞。如注释中出现的“阴”与“阳”、“逼近至尊”、“得位处尊”、“以刚决正”无不是从“卦象”、“爻象”中取来的说法，这都是“象数”学里的东西。当然王弼也结合《周易》里的文字，并参考《易传》里的《象》文说法来注释。其表现的思想宗旨是儒家的道德政治价值观。但还是那句话，若想通过王弼注说来理解《周易》一书文辞的含义是不可能的，虽然有些注释是看似解释句子的字意，实际是说了等于和没说一样。总体是以“象数”之说，加《象》文之思想宗旨，通过《周易》里的文句中一些文字而发挥、阐述了一番儒家的道德政治观。这道德政治观当然符合帝王里所标榜的王道政治思想了。但决不可认为王弼所对《周易》文辞的注释，就是《周易》原创文辞里的思想，那就错了。王弼注释《周易》并没有走出“象数易学”的窠臼，并且把“象”、“辞”、“意”的关系给于理论化。王弼不但不反对“象数”，而且充分地肯定由《易传》最初建构起来的“易学”，即象数义理合一不二，互诠互释的学说，并且王弼又进一步给于理论化。
王弼注《周易》分上下经六卷，并作《周易略例》一卷。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集中论述了“言”、“象”、“意”三者关系。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以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以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
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
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伪，而画可忘也。
是故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徵。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而或者定马于乾，案文责卦，有马无乾，则伪说滋漫，难可纪矣。
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弥甚。纵复或值，而义无所取。盖存象忘意之由也。忘象以求其意，义斯见矣。”
通过王弼的这篇论说，首先论证了“言、象、意”三者关系，无疑于这三者是个不可分割的关系。
其中有一段话是引用《庄子·外物》里的话进一步说明言与意的关系。
“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
最后又对那些滥用”象”说卦义的批驳。
总之，王弼并不否定”象”，王弼已然用”象”而释《周易》。
在《周易》学术史上，是以“象数”来注释的，所以王弼不可能例外，王弼一样的无法剥离《周易》上的“象数”说。才有了王弼的“象”、“言”、“意”注《周易》的范式化。
王弼以“象数”注释《周易》的义理，虽然所解释的并不符合《周易》文辞内容的思想本义，但毕竟王弼把《周易》作义理而释之，这是很可贵的，可贵之处没有把《周易》看作是卜筮之书，而看作是义理之书。可王弼注释《周易》的方法并没有走出先秦取象义理释《周易》的窠臼，那正是王弼不可能排除“象数”的影响。已然走的是“象数”义理注释《周易》的传统，所以才与《周易》的文辞思想不相符。若不能真正排除史巫附加在《周易》头上的象数卦术，就无法真正的认识《周易》一书的思想内涵，而不可能是“忘象得意”。而在“易学”史上又有谁能忘掉那些附加在《周易》里的卦象呢？王弼不可能排除“象数学”，所以王弼注《周易》，已然走的是《易传》里“象、彖”注释《周易》的传统，只是排斥以汉象数诸学去注释的那种方法。
我们通过摘自《周易注》一书里王弼所做的注来看，王弼与东汉郑玄、苟爽、虞翻开辟的汉象数新说注释《易》来看，只是谁用的“象数”孰多与孰少之分。后世赞王弼开辟了义理解释《周易》的殊荣过了头，王弼对《周易》所做的“注”不外从“阴阳”、“刚柔”、“卦体”、“数位”这些先秦及两汉注释《周易》而产生的“易学”内容中来。从王弼对《坤》里所注来看一样表现的是“天尊地卑”的王权思想，从一句《周易》文里“黄裳元吉”而发挥出“坤为臣道，美尽天下，夫体天刚健而能极物之情，通理者也，以柔顺之德，处于盛位……”的这种王权之术。不论这种思想是《文言》里转换而来，还是受到《老子》一文里的思想，但都是王权里的等级有序、贵贱位列的价值观。
但是，我们不能不认为王弼注《易》开一代新风。无疑是想把《周易》一书从“象数八卦筮术”里夺回来，不让算卦的玷污了神圣的《周易》义理。因为王弼认为《周易》本身是义理之书，才从义理上去注释《周易》，而缺陷的是王弼也不能排除史巫附加到《周易》头上象数卦学，王弼也就以卦象卦学来注释《周易》里的义理思想，这无疑是排击了把《周易》当成筮术的那些做法，是功不可没的。由此我们把王弼注《周易》为区别于汉象数释《周易》的不同，而把王弼标成义理释《周易》者。也正是王弼释《周易》重义理，而轻象数，致力于恢复先秦义理释《周易》的传统，可以说王弼是封建帝制时期相对于汉象数义理释《周易》者里最具有代表性的义理释《周易》者。故才有了唐朝孔颖达奉旨编疏《周易正义》，自然选中了王弼对《周易》所做的”注”，孔颖达又进行了疏解。才真正成为儒家经典的注释范本，并成为唐帝国科举考试学子们的教科书。
王弼主张的象意关系，系直接针对汉末易学家以象数解《周易》的思路而发，并对汉象数解《周易》的批驳。王弼所言的“忘象”实为忘掉他认为不属于《周易》体例的象数，如卦气、八宫、纳甲、飞伏、升降、爻辰、卦变、旁通等汉易象数体系。王弼只是一扫汉末象数释《周易》风气，继承的是《易传》里的《彖》、《象》、《文言》那种释《周易》的方法。
那么，在帝制时期里的”易学”流派上，王弼属什么派呢？虽然王弼注释《周易》并没有完全抛弃象数，也以象数去注释今本《周易》的义理。严格说与汉末象数注释《周易》没有本质上的不同，都属”象数”释《周易》义理者，只是用”象数”轻与重释《周易》义理而已，并不是以”象数”释《周易》如何卜筮。但王弼毕竟不同于汉末”象数”释解《周易》者，若分易学流派，王弼显然应区别于汉末易学上的”象数”派，故王弼可称为易学上的“轻象数义理”派。所以王弼后，不因王弼注《易》而排斥汉象数注《易》法而形成主流，相反从象数注《易》法已然是主流，至是所用象数轻与重而已。
如东晋干宝在注释《易经》，对今本《周易》又恢复以汉象数释《周易》的方法。干宝在对《乾》六爻的解释，皆通过汉卦气说中的十二月卦来解释”爻辞”，而引申到周初的历史人物与道德说法。这也是以汉象数解释今本《周易》义理的一种，由此而知早在晋代，已把《周易》当成筐，什么东西都往里装。
这说明自汉始创的”汉象数易学”，是个历久弥坚。不因王弼的”义理易学”所扫汉象数易，而会消融掉”汉象数易学”的继承现象。因王弼的”义理易学”(同样用象数)及对今本《周易》的”言、象、意”论述的理论化，不可能消除汉易学里”象数”说今本《周易》方法，这是王弼后以汉象数学说去注释《周易》者为证。其二说明承汉象数易学者也没法摆脱《易传·系辞》亦筮亦理对今本《周易》的认识观。